UPOV联盟植物新品种保护基本格局及对我国的影响

本文利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的权威数据,从植物新品种权总量及增速趋势、各国品种权申请和授权在国内与在国外的分布结构、授权保护的品种结构、世界种业十强掌握的新品种权份额及中国与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接轨等多方面,系统分析了当前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格局。通过跟踪了解植物新品种权的国际发展和竞争动向,进一步分析了发达国家科研育种及品种保护的先发地位对我国种子企业经营和新品种培育的影响,提出有效构筑我国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对策建议。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茶树新品种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测试指南的制订

植物新品种特异性(distinctness)、一致性(uniformity)和稳定性(stability)(简称DUS)测试是新品种保护的技术基础和授权的科学依据。DUS测试指南既是指导测试机构开展DUS测试工作的技术手册,同时还是审批机关审查新品种DUS的技术标准。茶树是原产中国的一种重要的木本经济植物。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茶树新品种DUS测试指南是中国为UPOV制订的第一个DUS测试指南。本文详细地论述了UPOV茶树DUS测试指南的适用对象、测试性状的选择与确定、性状分级与标准品种的选用、茶树DUS判定标准,并提出了开展茶树新品种保护的设想。UPOV茶树DUS测试指南的制订对促进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事业的发展,提高中国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领域的地位等均有积极意义。

国际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格局探析及启示——基于WTO-TRIPS/UPOV模式的分析

全面分析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发达国家借TRIPS协议极力推行主要强化商业育种者利益的TRIPS协定下的UPOV保护模式,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正在寻求一个更适合于本国农业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典型的如印度、非洲统一组织以及粮农组织的保护模式。并对由此形成的国际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格局进行相关博弈分析,从而提出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UPOV公约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进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论述了以UPOV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历程,重点回顾了UPOV公约的几次修订和近年的扩展趋势,及其与其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相比较的优势,从而指出了以UPOV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确立UPOV公约的核心地位和积极、平缓过渡加入91文本的相关政策建议。

国际农业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格局探析及启示——基于WTO-TRIPS/UPOV模式的分析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点领域,是WTO《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中农业知识产权领域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农业科学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的发展,农作物优良品种对促进农业生产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作物育种成为农业技术创新中最活跃的因素,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竞争在国际农业竞争中已逐步取代农产品竞争,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新焦点。文章全面分析了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历程,以及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复杂的发展格局:发达国家借TRIPS协议极力推行主要强化商业育种者利益的TRIPS协定下的UPOV保护模式,但个别发达国家也主张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商业育种者利益的弱化,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正在积极寻求一个更适合于本国农业和社会经济环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典型的如印度、非洲统一组织以及粮农组织的保护模式;并对该保护格局进行了相关博弈分析,从而提出了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UPOV公约下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分析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科技兴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原动力。为调动植物育种者的积极性,发达国家率先制订相关法律法规,形成各具特色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总结了国际上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主要形式,比较了专利保护与UPOV公约的区别。分析了我国植物新品种制度实施以来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进一步完善植物新品种制度的建议。

UPOV公约下中国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的发展

UPOV公约作为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领域最核心的国际公约,构建了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的制度框架和基本内容,影响及作用巨大。从公约框架和国内法律制度的两个层面对中国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的最新发展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和国内现状分析,用数据揭示中国目前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中国植物新品种国际发展迅速但力量仍然薄弱,国内发展在种类分布、省区分布以及申请者性质方面存在失衡现象。预测相应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当在国内、双边及多边等层次中构建应对战略,占据未来主动。

冰岛和摩洛哥成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的新成员

近期，冰岛和摩洛哥加入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目前为止，已有62个国家成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成员。

国际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研究

发达国家倾向于采取强化商业育种者利益的保护模式,特别是欧洲国家力推的以UPOV①公约为基础的专门方式(简称UPOV方式),并利用双边或多边协议,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采取平衡育种者与相关利益主体权益的保护模式,建立适合自己国情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度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平衡型模式,但这种模式遭受到发达国家的阻拦。发达国家借TRIPS协议力推UPOV方式,尤其是保护水平更高的1991文本,这给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峻挑战。

日本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

在充分分析日本植物新品种保护概况和审查情况的基础上,围绕适用法律、审查方式、保护目录3个方面比较了中国、日本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并且提出了可借鉴之处。

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趋势及我国的对策

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利益诉求,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格局。一方面,发达国家借TR IPS协议极力推行主要强化商业育种者利益的UPOV公约;另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受CBD理念的影响,正积极寻求一个UPOV公约框架之外的更适合本国农业发展水平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我国应立足国情,在适当汲取UPOV公约1991年文本精华的同时,借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引入CBD理念,不断提高国内育种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构建具有本国特色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

中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际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的统计资料，从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保护植物种属范围、品种权申请与授权量、审查测试的国际合作四个方面，对中国与UPOV其他成员之间进行了对比分析，查找了存在的差距，透视了国际发展动态。针对中国目前存在的主要差距，提出了加强制度和体系建设，加快实行品种权“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逐步开展审查测试技术国际合作等政策建议。

日本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对日本植物新品种保护概况和审查情况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围绕适用法律、审查方式、保护目录3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可借鉴之处。

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探讨及我国发展对策

国外植物新品种保护经过近百年发展,形成植物专利保护和植物新品种保护两种制度。以美国为代表采用自由选择模式,可以选择植物专利或植物新品种的单重保护,也可以选择双重保护。世界大多数国家采用强制选择模式,植物品种不可授予专利保护,采用品种权保护。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起步较晚,经过近30年探索,初步建立由1部法律、1个条例、2个实施细则、3个司法解释、4个规章制度组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1+1+2+3+4”保护制度,实现品种权保护制度从无到有和保护数量由少到多的转变,基本确立植物新品种保护大国地位。当前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尚处于“水平低,力度弱”初级阶段,“三多、三少、三不足”问题突出,革新植物品种权保护制度,实现由品种权保护大国向保护强国实质性转变迫在眉睫。针对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现状,提出发展对策:一是加强系统性、全局性顶层设计,立法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单行法,提高品种权保护法律位阶;二是对所有植物属或种保护,进一步加大植物新品种保护力度,扩大保护环节,拓宽保护范围,延长保护期限,为品种权人提供更多机会保障合法权益。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对农民权益的影响分析

围绕农民权益,将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纳入UPOV公约框架研究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对农民权益的影响与作用机制,进而从多个层面分析植物新品种保护对农民权益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实施促进我国种子产业进一步集中,初步形成了一批创新能力较强的种子企业,种子市场进一步规范,保障农民能够获得新品种种子,同时也使农民有更多选择新品种的机会并直接促进农民增收。

荷兰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成功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荷兰是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的主要发起国,是世界上对植物新品种实施法律保护最早的国家之一。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对推动荷兰育种创新、保持荷兰种业竞争优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文阐述了荷兰品种保护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在该制度的影响下荷兰种业发展壮大的成功经验,对比中荷两国品种保护制度的主要差异,提出了中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发展策略。

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问题与对策研究——以品种权申请授权数据统计为基础进行分析

本文以品种权申请与授权相关的数据统计为基础,总结了我国农业植物品种保护的三大特点:品种权申请量稳步上升,但授权量呈波浪式增长;有效品种权数量持续增加,但非居民申请量偏少;企业品种权申请量上升,但授权品种作物类型集中。上述三大特点间接地反映了我国在植物新品种审查测试、种质资源国际交流与利用、以及花卉园艺果蔬作物育种创新所面临的挑战。针对上述挑战,提出"四大强化"的基本对策,包括强化对原始育种创新的保护力度,强化品种权的执法力度、强化植物新品种技术支撑体系建设以及强化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