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黍和狗尾草的淀粉粒形态比较及其在植物考古研究中的潜在意义

为了区分农作物与野生草类的淀粉粒形态,对现代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和狗尾草(Setaria viridis)的淀粉粒形态进行了比较.观察结果表明,粟的淀粉粒以圆球形单粒为主,脐点位于中央,大部分由脐点向外有1～3条放射线,表面光滑,淀粉粒平均长度约19μm.黍的淀粉粒以多角形单粒为主,脐点位于中央,但很多淀粉粒的脐点不是很明显.在一些脐点形成1～3条射线,表面光滑,淀粉粒平均长度约为19μm.狗尾草淀粉粒以卵形为主,脐点位于中央,表面可见层纹,边缘凹凸不平且常有裂隙形成,淀粉粒平均长度约为18μm.研究证明,利用粟、黍和狗尾草的淀粉粒形态特征,可以有效地对考古遗存中的这几种禾本科植物遗迹进行区分.

不成熟粟、黍的植物考古学意义——粟的作物加工实验

我们在一个现代村落进行了一次传统方式的粟的早期作物加工实验,结果显示在收割的粟中含有相当比重的不成熟粟,这些不成熟粟经过脱粒和扬场等加工程序后,与其它作物加工的副产品一起被去除(作为燃料或者禽畜饲料)。类似的作物加工副产品也可以推测存在于黍的加工过程中。这一研究为植物考古样品中不成熟粟、黍的鉴定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不成熟粟、黍是中国新石器和青铜时代植物考古样品中常见的组成部分,根据此次实验结果,我们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鉴定标准,并用来自山东和河南的植物考古样品举例说明。我们认为种子形态而不是种子大小在粟的鉴定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些整体形状呈圆形,胚区呈窄卵形,胚区长约占种子长5/6的种子,即便很小,很扁,甚至像被"挤压"过,都可以鉴定为粟。尽管不成熟粟根据其成熟程度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别,但由于他们都集中在早期作物加工废弃物内,因此他们在解释作物加工方面的意义是相同的。另外,这一研究还肯定了在植物考古研究中不成熟粟类作物和成熟粟类作物的比例可以用来探讨作物加工对考古遗址中以粟类作物为主的植物遗存的形成过程的影响。

炭化模拟实验在植物考古研究中的意义——以水稻和小麦为例

考古遗址中炭化植物遗存的保存会受到包括炭化过程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造成植物考古统计分析中的误差炭化模拟实验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有着重要意义、该研究对水稻和小麦进行模拟炭化，结合扫描电镜下比较炭化现代样品和考古遗址出土小麦、水稻的显微结构．发现模拟水稻遗存的炭化温度区间为180～210℃，模拟小麦遗存的炭化温度区间为215～315℃。小麦的炭化温度区间范围远远高于水稻，因此它在考古遗址中保存下来的几率可能要远高于水稻。

青海官亭盆地植物考古调查收获及相关问题

目前对于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经济状况存在不同认识。青海官亭盆地的植物考古调查结果显示,青铜时代的齐家文化和辛店文化农业皆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辛店文化时期新出现了大麦和小麦等麦类作物,且以大麦为主;辛店文化时期黍的相对增加可能与气候变干有关。本次植物考古研究的结果不支持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经济形态是从农业向畜牧业转型的观点。

小麦传入中国的研究——植物考古资料

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中国,并逐步地取代了粟和黍两种小米,成为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形成了现今中国"南稻北麦"的农业生产格局。目前已见报道的有关早期小麦遗存的考古发现多达数十例,这些新发现的考古证据显示,至迟在距今4000年以前小麦已经传入到中国境内,而且很有可能早至距今4500年。考古证据还揭示,小麦传入中国至少有两个途径,即草原通道和绿洲通道。草原通道的传播路线是:西亚—中亚—欧亚草原诸青铜文化—中国北方文化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绿洲通道的传播路线是:西亚—中亚—帕米尔高原—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绿洲—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地区。

山东地区植物考古的新发现和新进展

进入21世纪,山东地区的植物考古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研究中,目前已经确认在龙山文化时期,稻、粟、黍、麦已经成为基本的作物种类;在日照等地区发现了水稻种植和收割、加工的一些证据;海岱地区的稻作农业开始于北辛文化时期,分布范围只限于南部的少数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分布的区域向北推进;龙山文化时期,稻作扩散到了包括鲁北和胶东半岛在内的整个海岱地区,并且可能完成了向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传播;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日照等东部地区稻作农业占比较重要地位,而茌平等西部地区可能以粟和黍等旱作农业为主。

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生业方式——以植物考古学为中心

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兴盛于中国北方西辽河地区早期阶段的青铜文化。在分析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聚落分布规律的基础上,对夏家店下层文化典型遗址进行科学的植物浮选与植物种属鉴定综合分析,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粟作农业成为生业结构的主体,并取得了支配地位。同时,遗址中所见动物骨骼表明,家畜饲养业已经成为当时居民肉食品的主要来源,并作为粟作农业的补充在当时的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谷物与动物资源的充足供给和可靠来源将远古先民从不断寻找食物中解放出来,进行国家事务与宗教事务的管理,推动了这一地区进入早期青铜文明时期。

栽培大豆起源与植物考古学研究

关于栽培大豆的起源,目前国内外学者基本达成共识,栽培大豆起源于中国。但在中国何处起源有多种说法,学者们根据历史文献、植物考古学新资料等,同时结合现生野生大豆的分布态势对大豆的分布、起源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对植物浮选所获得的大豆遗存进行分析,结合历史文献以及野生大豆的生长习性等认为大豆在龙山文化时期起源于中国北方地区,尤其是辽宁、河北、山西等省的山地、盆地地区,并逐渐成为远古先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并被后世文献列为抚万民度四方的五谷之一。

植物考古话语体系下的“可能性”分析

植物考古作为考古学研究中的一种方法,在探讨古代人类食物结构、 生业模式、 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囿于田野发掘工作、植物考古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这种方法目前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在科学的考古学研究中,应当承认植物考古方法所得假说并非确凿无疑的定论,在加大样品力度、运用多种方法和证据阐释相关问题的同时,尽可能多使用“ 可能” 、“ 或许” 等或然性概念, 尽量避免使用“ 绝对” 、“一定” 等必然性术语。

辽西地区史前时期植物考古学研究述论

辽西地区史前文明悠久并具连续性,植物考古学利用其自身的特点为揭示辽西地区的生业模式提供了可靠的证据。综合浮选报告以及研究性文章,对辽西地区史前时期生业发展模式进行统计分析,可为辽西地区史前时期植物遗存研究提供简单脉络。

云南植物考古现状

云南的植物考古工作开展的较晚,且早期一直被认为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进入21世纪,云南植物考古的研究方法和获取植物遗存的手段开始发生转变,陆续采用浮选法进行科学采样的遗址有永仁磨盘地遗址、耿马石佛洞遗址、剑川海门口遗址、元谋大墩子遗址、澄江学山遗址、江川光坟头遗址、西双版纳娜咪囡洞穴遗址、元谋磨盘山遗址、东川玉碑地遗址、维西宗咱遗址以及宾川白羊村遗址等。云南的稻作农业可能是由长江中下游地区向西南经成都平原、贵州传播至云南北部及东部;旱作农业应该是受到西北甘青地区民族和北方草原民族的两次南迁的影响,而云南南部则有可能存在依赖于根系作物和块茎作物的原始农业。

第五届中国植物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通知

由中国考古学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主办的＂第五届植物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拟于2016年9月中旬,暨西北大学考古学系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旨为国内外学者提供关于植物考古学研究新进展,以及农业起源、早期发展、传播等研究的交流平台。会议主题包括：

古代非洲小米研究:传统知识与植物考古学证据

按：2015年8月11日,加拿大西蒙菲沙（Simon Fraser）大学考古系教授凯瑟琳·迪安德雷雅（Catherine D’Andrea）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做了题为“古代非洲小米研究：传统认识与和植物考古学证据＂的学术讲座,向大家介绍了她对非洲小米驯化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凯瑟琳·迪安德雷雅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考古系教授,著名植物考古学家。早年曾从事日本植物考古学的研究。

新石器时代广西地区橄榄属植物研究现状

新石器时代先民对植物资源利用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橄榄属植物是广西地区重要植物资源,然而有关橄榄属的系统研究十分缺乏。本文系统综述了国内外所发现的橄榄属遗存及其研究方法,进一步强调了拓宽识别方法对橄榄属遗存研究的重要性。本文对橄榄属遗存及其研究方法的梳理,不仅有助于理解新石器时代广西地区先民对橄榄属植物的利用情况,也为解读橄榄属植物在这一地区的驯化史、环境史提供重要信息。

云贵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农业进程探究——以植物考古材料为中心

云贵地区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先民多元的生业策略。本文系统梳理了目前云贵地区出土的植物考古材料,对区域内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农作物结构以及农业种植发展历程、区域特点等问题进行探究。现有材料表明,云贵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就经营稻粟混合型农业,随着青铜时代麦类作物的传入,滇西北、滇东等地开始流行稻粟麦混合型农业。除农作物外,野生植物资源在云贵地区先民的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探究云贵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多样化的植物资源利用策略,对理解西南地区早期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植物资源的选择既是先民对山地环境的适应与探索方式,也是区域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植物考古学家的科研日常

植物考古学是一门相对小众的学科,是植物学与考古学的交叉生长点。它的研究对象是在遗址或墓葬中发现的种子、果核或木材等植物遗存。植物考古学家是如何获得这些植物遗存的?又是如何研究这些植物遗存的?让我们通过文章揭开植物考古之谜。

植物考古中的科技密码

植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之一,吃穿住行都离不开它。正因人与植物存在如此密切的关系,考古学若要全面复原人类历史,植物是不可忽略的存在。植物考古“考”什么?针对古人吃什么植物,如何获取、加工植物,栽培作物的起源与传播,人类与环境的互动等一系列问题,若想从实证角度分析,需从古代植物遗存出发,探讨植物与古代人类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借此进一步阐释古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这便是植物考古的目的。

炭化过程中粟、黍种子亚显微结构特征及其在植物考古中的应用

粟、黍炭化种子遗存是研究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植物考古材料.通过不同温度条件下的室内炭化实验及野外火焙实验,研究现代粟、黍种子形态和亚显微结构特征,拟揭示粟、黍种子遗存形成的条件与原因.200℃以下种子形态变化呈缩小趋势,胚乳淀粉粒保持结晶结构;250℃粟形态呈膨胀增大趋势,黍种子形变较严重,粟和黍胚乳淀粉粒都过渡为无定形结构;300℃种子部分灰化,炭化种子出现多孔现象,亚显微结构呈蜂窝状的孔洞.北牛遗址史前窖穴中的种子遗存仍保持结晶结构,显示水分子不参与淀粉结晶,为脱水炭化作用而成.野外火焙实验结果显示火堆底部地表的炭化粟、黍种子亚显微结构呈无定形,考古文化堆积中炭化种子遗存亚显微结构也呈无定形,与250℃条件下的炭化种子结构特征相一致,判定文化层的种子遗存形成并不受明火直接烧烤,而是在250℃左右的温度条件下烘焙而形成的.

几种禾本科植物淀粉粒形态比较及其考古学意义

对5种禾本科植物种子中的淀粉粒(包括粟、黍、青狗尾草、高粱及薏苡等)进行了形态学观察和描述,结合颗粒长度的测量和统计学分析,建立了区分这些作物淀粉粒的一般方法。结果显示,粟和黍的淀粉粒以多边形居多,比例分别为75%和96%;青狗尾草中的淀粉粒以圆形为主;高粱和薏苡的淀粉粒形态具有较高的多样性。表现在消光臂上,高粱淀粉粒的消光臂呈现弯曲特征,而其他4种作物淀粉粒的消光臂则较为平直。在颗粒的长度分布上,粟淀粉粒为2.77～18.40μm,黍淀粉粒为3.93～12.85μm,青狗尾草淀粉粒为2.19～11.90μm,高粱淀粉粒为4.11～30.30μm,薏苡淀粉粒为5.48～25.44μm。研究表明,粟、黍、青狗尾草、高粱及薏苡等5种禾本科植物的淀粉粒形态特征存在相似性,但是也有差异。综合运用二维形状、脐点位置、表面特征、消光臂特征及长度等多种指标,可以对这几种作物的淀粉粒进行一定程度的区分。这一研究结果可用于辅助对古代淀粉粒的科属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