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泾阳蒋刘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及相关问题分析

陕西泾阳蒋刘遗址是一处仰韶晚期聚落遗址。202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开展了抢救性发掘,出土遗物丰富,遗迹尤以袋状灰坑最为显著。本研究对该遗址植物考古浮选样品进行分类、鉴定和统计,发现炭化农作物主要以粟和黍为主,并有少量稻米,同时还有适生于湿地和盐碱地的杂草。本文分析了袋状灰坑的功能和埋藏过程,并通过伴生农田杂草遗存种类、环境状况、历史记载等方面讨论了关中地区史前时期稻米种植的可行性和局限性。

建平水泉遗址2021年度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水泉遗址是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典型遗址,2021年度首次发现的防洪护堤设施更彰显了其重要地位。该遗址植物遗存的浮选过程中发现了包括粟、黍和大豆在内的炭化农作物种子,以及禾本科、豆科、藜科、蓼科、蔷薇科、茄科和锦葵科在内的炭化非农作物种子。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讨论,我们认识到水泉遗址先民从事着以粟、黍为主,大豆为辅的较发达的多品种旱作农业,农业经济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联营汉墓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鉴定与分析

2017年至2019年,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联合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仪征市博物馆对联营区域家族墓地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共发掘汉代墓葬121座,祭祀坑19座,出土陶器、铜器、玉器、漆木器等各类文物2300余件。初步确定该区域为西汉家族墓地,有自己家族的规划埋葬区域,时代由西汉早期延续至西汉晚期。本文分析的植物材料来自本次发掘过程中的M77,时代为西汉早中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30年左右。经过采样、提取和鉴定工作,发现植物大遗存种类主要为水稻、粟、黍、大麻、豆科等,另绝大多数植物遗存仍然鲜亮,表明汉代联营地区墓中随葬农作物符合当时葬仪的最高规格,同时使用八种不同的农作物,即黍、粟、麦、粱、稻、麻、大豆和小豆,为研究联营汉墓随葬粮食种类及方式、认识汉代丧葬观念和社会生活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所见粟黍作物考辨及加工研究——以出土文书与植物遗存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吐鲁番文书中粟和黍相关名词的考证,结合出土植物遗存研究,确认了“粟细米”和“细米”应为粟和黍加工后的精米,并进一步探讨了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的粟黍加工情况。研究表明,吐鲁番居民栽培的黍穄以粳性为主,使用杵臼和碓来加工粟和黍,脱壳后糙米的得米率为60%左右,而精米得米率约为90%。由于晋唐时期吐鲁番人多地少,因此当地居民主要还是以糙米为食,很少食用口感更好、但浪费严重的精米。

河南淅川沟湾遗址简营南地点出土植物遗存初步研究

河南淅川沟湾遗址简营南地点是包含东周、汉代、宋元及明清等多个时期遗存的遗址,以汉代遗存最为丰富。对这一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可从实物资料入手研究该遗址内可能存在的农业生产活动和汉代先民利用植物资源的具体情形。

渑池班村新石器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人类环境学上的意义

本文依据地处黄河中游二级阶地的渑池县班村遗址中浮选出的大量植物果实和种子 ,鉴定后得知 ,在约 70 0 0 a BP裴李岗文化层中有栎、朴、山茱萸、紫苏和野大豆 ,反映当时该地的植被应属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 ,古代先民主要以渔猎采集植物为生 ,至约 4 5 0 0 a BP前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层中出现的是大量粟和黍等栽培农作物的种子 ,表明当时先民已转变成驯养栽培经济 ,自然植被遭受破坏。这些植物遗存的发现 ,在植物学、环境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的研究上 ,具有重要的意义。

郑州东赵遗址炭化植物遗存记录的夏商时期农业特征及其发展过程

本文通过对郑州东赵遗址2013~2014年度考古发掘采集土样的浮选分析,获取了该遗址新砦、二里头、二里岗三个不同时期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炭化植物种子主要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五种农作物以及狗尾草属、稗属和马唐属等不同种属的杂草种子等。对遗址不同阶段炭化农作物及典型田间杂草遗存的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东赵遗址自新砦期至二里岗期的农业生产始终保持着以种植粟、黍为主的特点,大豆是该遗址先民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而水稻在整个农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一直很低。值得注意的是,从新砦期至二里岗期,粟、黍两种旱地作物在东赵遗址农业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先民的旱地田间管理技术也随之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小麦的种植始于遗址二里头文化期,至二里岗期时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先民重要的农作物品种之一。东赵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结果为了解夏代早期至商代前期中原核心区域农业经济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索中国国家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农业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魏家窝铺红山文化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综合研究

魏家窝铺遗址是一处保存较好、规模较大的红山文化时期聚落址。2009——2010年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在植物浮选过程中获得了比较丰富的植物遗存。为了解该聚落生业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量化分析结果显示,魏家窝铺先民已经种植粟和黍等农作物,但是其经济生产活动的主体应该是延续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采集渔猎传统,而属于农业的以粟和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种植,在当时仅是辅助性的次要的生产活动。

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

植物遗存的分析显示,八里岗遗址前仰韶时期的植物性食物资源主要是水稻和橡子等,经济方式上农业与采集并存。自仰韶时期开始,则一直保持了稻粟黍的作物组合,但各种作物的比例在不同时期存在一定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与该遗址的考古学文化变迁是相符的,从农业经济的角度体现了南北方文化的消长过程。稻属穗轴形态的分析则表明该遗址驯化穗轴自前仰韶时期开始一直保持了很高的比例,驯化过程可能很早就已完成。此外,从对杂草遗存的分析结果来看,该遗址整个新石器时代的作物加工模式或许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作物加工的大部分步骤都是在遗址上进行的。

陕西省蓝田县新街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

新街遗址是一处位于渭河流域,灞河东岸黄土台地的聚落遗址。该遗址从仰韶时代晚期延续至龙山时代早期,又以仰韶晚期的遗存为主。对新街遗址开展的系统浮选工作,获得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包括粟、黍、稻、小麦、大豆和大麻六种农作物以及其他可鉴定的植物种子还包括狗尾草、野燕麦、野大豆、胡枝子、草木樨、藜、酸模叶蓼、委陵菜、异型莎草、一把伞南星、水棘针等。新街遗址出土的农作物中,粟、黍和水稻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都很高,而又以粟为最,这种农作物组合体现了新街遗址所在地区的旱稻混合农业经济模式。小麦、大豆遗存在新街遗址亦有少量的发现。通过对杂草种子组合分析,可以发现,以狗尾草、藜为代表的旱地杂草的数量远高于野大豆、异型莎草等湿地杂草,这一方面可能与当地粟作农业的大规模种植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反映了新街遗址稻作的田间管理达到了一定水平。

四川成都城乡一体化工程金牛区5号C地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报告

通过题目读者不难发现,前两篇植物考古的文章都涉及到在四川地区开展的浮选工作,其主要研究内容是通过对浮选结果的分析,探讨四川地区的早期农业生产特点。金牛区5号C地点是成都金沙遗址的一个发掘点,年代在商周时期。通过对该地点浮选出土的农作物遗存和其他植物遗存的分析发现,金沙遗址古代先民的农业生产显示出了一种稻作农业与旱作农业并存的特点,但是稻作农业具有明显的优势。营盘山遗址和金沙遗址金牛区5号C地点所表现出的在农业生产特点上的差异值得学术界的关注,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例如,两处遗址所处地区的不同生态环境、遗址年代的早晚差异、遗址内涵表现的不同文化传统以及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等因素。这两篇文章对今后深入探讨四川地区的古代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变化,乃至当地古代文化的发展和相互交流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双墩一号汉墓出土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

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的墓主为西汉六安国第一代诸侯王刘庆,由于该墓葬所处位置的地下水位较高,对埋葬的各种有机物质形成了良好的保存环境,其中包括随葬的植物遗存。通过采样和鉴定,从双墩一号汉墓出土了14种植物遗存,其中包括谷类作物的水稻、粟、黍、薏苡和菰(茭白),豆类作物的大豆,经济作物的大麻,瓜果蔬菜的甜瓜、皱皮木瓜、梅、枣、板栗、油菜和冬葵。这些出土植物遗存为复原和认识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炭化植物遗存的提取与数据分析方法浅析——以八里岗遗址2007年浮选结果为例

通过对2007年八里岗遗址浮选结果的定量分析,显示浮选仪和小水桶两种方法对浮选数据影响不大,其结果具有可比性;不同的计量方式和统计方法可以反映出一批数据的不同特征和考古学信息,故在处理数据时需根据其特点采取合适的方法。这对于今后的植物考古研究设计样品采集、提取的方案及数据处理的方法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兴隆洼文化经济形态简析——从考古发掘出土的生产工具及动植物遗存谈起

兴隆洼文化主要分布在西辽河、大凌河流域,其年代为公元前6200-前54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在该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生产工具、动植物遗存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宋代远洋贸易商船“南海一号”出土植物遗存

南海一号沉船是一艘南宋时期的远洋贸易商船,从中出土了3105粒植物种子和果实,其中绝大多数是可食用植物,分为核果类、坚果类、浆果类、荔枝类、瓜类、香料类和谷物类。通过分析,南海一号沉船出土植物遗存属于远洋航行所携带的食物,其中以利于长期保存的坚果、凉果和蜜饯为主,这些植物类食物的产地与该船始发地福建泉州港相关。在南海一号沉船上发现的花椒和胡椒都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调味品,其中的胡椒是我国迄今见报道的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胡椒实物。

巴彦塔拉辽代遗址植物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

巴彦塔拉辽代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境内。在对该遗址发掘过程中,进行了植物浮选工作,获得了包括粟、黍、大麦、稗、荞麦、大麻等农作物籽粒,以及禾本科、藜科、豆科、锦葵科等植物种子。通过植物遗存的分类与鉴定及遗址出土相关考古资料综合分析,该遗址辽代先民应属于以种植粟、黍、荞麦、大麻为主的北方典型旱作农业,同时兼营牧业。

高州石古村遗址浮选炭化植物遗存初步分析

关于六朝至隋唐时期粤西地区的经济开发,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认为此时粤西地区的农业已比较发达,但对具体种植的作物则由于文献阙如讨论甚少。对粤西地区高州石古村遗址南朝至唐代的样品进行的植物考古工作表明,稻是当时粤西地区先民种植的主要作物,粟也可能已被栽培,为以后此问题的深入探讨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广富林遗址(2008年)浸水植物遗存分析

广富林遗址2008年度浸水保存的这批样品,从中发现了种类较丰富的植物遗骸,包括有葫芦、桃核、芡实、甜瓜、水稻、葎草、楝树果实等,通过量化统计和植物利用方式分析,我们认为遗址至少在广富林文化时期形成了包括粮食种植和瓜果蔬菜栽培的园圃农业经济体系,并在周代进一步地发展。

河南项城贾庄和后高老家遗址炭化植物遗存揭示的仰韶时期的原始农业

豫东地区是史前中原文化系统、海岱文化系统等的中介地带,由于这里地处黄泛区且人口密集,史前遗址或被掩埋在地下数米深处,或位于岗地、堌堆之上,后期破坏严重,目前缺乏相关植物考古资料,对史前农业发展的认识并不清晰。本研究对河南项城市贾庄和后高老家遗址开展浮选,获取了仰韶时代中期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炭化植物种子主要包括粟、黍、水稻三种农作物和狗尾草属、马唐属、稗属、黍亚科等野生植物,可食用野生植物的核壳来自菱属、芡实、柿属、栎属、桃属等。农作物及典型田间伴生杂草遗存的量化结果显示,两处遗址仰韶时代中期的农作物结构以粟、黍为主,水稻的比重很低,具备黄淮地区稻粟兼作农业的地域性和时代特征。多种可食用野生植物遗存显示了植物性食物资源的多样性。各类植物遗存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表明,农业在生业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采集野生植物仍然是先民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的重要方式。贾庄和后高老家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结果为了解豫东地区仰韶时代原始农业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索中华文明早期阶段的农业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