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草本沼泽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草本沼泽分布区,该地区草本沼泽对于东亚生态安全及碳循环具有重要的意义。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是反映生态系统固碳能力的重要指标,气候变化能够显著影响植被NPP。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青藏高原草本沼泽植被NPP的时空变化及对气候响应机理尚不明确。利用2000―2020年NPP数据和气象数据,对青藏高原草本沼泽植被NPP的时空变化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青藏高原草本沼泽植被NPP多年平均值为122.80 g C/m^(2),在2000—2020年青藏高原草本沼泽植被年NPP总体呈现显著增加趋势(0.79 g C m^(-2)a^(-1)),其中增加趋势最为显著的地区集中于研究区北部。研究发现青藏高原草本沼泽植被NPP主要受年均气温影响,年均降水对青藏高原草本沼泽植被NPP的影响并不显著。在不同季节,夏季和秋季升温均能够显著增加沼泽植被NPP,其中夏季夜晚最低温升高对青藏高原草本沼泽植被生长的促进作用比白天最高温升高更显著。在全球昼夜不对称增温背景下,未来模拟青藏高原草本沼泽植被NPP时,需重点关注白天和夜晚温度变化对草本沼泽植被生长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评估青藏高原草本沼泽植被固碳潜力,并为青藏高原沼泽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玛纳斯河流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目的】探明新疆玛纳斯河流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基于MODIS遥感数据以及地形、气象因子和人类活动数据,运用Slope趋势分析、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分析玛纳斯河流域2001—2021年NPP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2001—2021年,玛纳斯河流域年平均NPP为125.63 g C/(m^(2)·a),2008年最低,为98.80 g C/(m^(2)·a),2016年最高,为163.98 g C/(m^(2)·a),NPP呈年际上升趋势。玛纳斯河流域NPP的空间分布格局呈北部和南部区域低而中部区域高的特征,近63.84%的区域NPP呈增加趋势,其中26.98%的区域NPP显著增加(P<0.05);19.31%的区域NPP显著下降(P<0.05)。NPP随着高程和坡度的增加呈上升趋势,最高值出现在玛纳斯河流域的低山林草区;NPP与气温和降水呈正相关。各因子对NPP的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高程>土地利用>降水>坡度>GDP>气温>人口密度>夜间灯光,其中高程与土地利用的交互作用对NPP的影响最大。【结论】玛纳斯河流域NPP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高程、土地利用以及降水对NPP的时空分布格局具有重要影响。

2000—2020年喀什地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为全面且定量地掌握喀什地区植被生态系统生长变化状况,基于MODIS17A3数据集,利用趋势分析、地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等方法,研究2000—2020年喀什地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近20 a喀什地区植被NPP均值为126.160 g C/(m^(2)·a),标准差为15.801 g C/(m^(2)·a);20 a喀什地区NPP整体呈缓慢增长趋势,但2010年NPP值发生突变,此次突变与降水量关系密切;喀什地区植被NPP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变异系数为0.050~4.344,莫兰指数为0.910,NPP高值较为集中地分布于水源丰富的绿洲地带。喀什地区近20 a植被生长状况持续向好,在近20 a植被NPP时空变化中,海拔、坡度和年降水量等结构型因素发挥决定性作用。

沈阳市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变化分析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变化特征是评价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和城市资源环境检测的重要依据。基于沈阳市2000-2021年的NPP数据、DEM数据与气象数据,对研究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时空分布特性进行了定量分析,并进一步揭示了气象因素与植被NPP变化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1)时间维度上,沈阳市2000-2021年植被年均NPP总体呈缓慢增加趋势。(2)空间维度上,沈阳平均植被NPP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其中东部和北部丘陵地区具有较高的NPP均值;东南部、中西部分区域主要为人类生活区,NPP年均值较低;其余大部分区域为辽阔平原且位于城市周边区域,其NPP均值处于中间水平。(3)年均气温主要对植被NPP产生负向的影响,年降水量主要对植被NPP产生正向的影响,且年均温对研究区植被NPP的影响比年降水量更加显著。沈阳市2000-2021年植被年均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总体呈缓慢增加趋势且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全市生态系统状况较为稳定。

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河西地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

河西地区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保护优先区,而且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地段,开展该地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评估及驱动力定量分析对于陆地生态系统与大气碳交换、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植被综合作用等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MOD17A3产品数据、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和气象数据,采用R-贡献率和偏相关分析方法,分析了2000—2020年河西地区植被NPP变化特征及土地利用覆被和气候变化对NPP的影响,结果表明:(1)河西地区耕地、水域和居民建筑用地面积整体呈增加趋势,而草地和未利用土地面积有所减少,且2010年后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LUCC)整体动态度显著提高,其中,草地、耕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主导了土地利用类型的相互转换。(2)河西地区整体植被NPP呈增长趋势,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的变化斜率分别为0.86和1.29,且植被NPP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由东南向西北递减。(3)2000—2020年河西地区LUCC对植被NPP的影响逐渐增大,且气候变化对植被NPP的贡献率普遍高于LUCC,但二者对不同土地利用覆盖类型所起的作用不同,表现为耕地、林地和草地的植被NPP影响因子以气候变化为主导,未利用土地和居民建筑用地的植被NPP影响因子逐步以LUCC为主导。

石羊河流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

利用CASA模型(Carnegie-Ames-Stanford Approach)模拟石羊河流域2000—2020年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分析流域NPP的时空变化特征、稳定性和未来变化趋势,并从气候因素、地形因素和人类活动因素3个方面探讨对NPP的变化影响。结果表明:(1)2000—2020年石羊河流域植被NPP多年平均值为291.01 g C·m^(-2)·a^(-1),呈不显著增加趋势,空间分布呈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2)2000年以来植被NPP呈增加趋势的区域占总面积的86.4%,其中极显著增加和显著增加的区域分别占6.7%和10.1%。(3)NPP变化在中等波动以上(变异系数Cv≥0.25)的区域所占比例为50.4%。(4)从未来变化趋势看,石羊河流域植被NPP恢复的持续性较弱,呈增加并反持续的地区所占比例达到57.1%。(5)流域的植被NPP变化与气温、降水均成正相关,对气温的响应更为敏感。NPP随海拔高度和坡度增加呈现增大后减小趋势,近年来流域实施的一系列人工造林、退耕还林还草等措施对植被NPP的增加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涪江流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变化及其对地形因子的响应

针对长江上游流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变化及其对地形因子响应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基于MOD17A3HGF和DEM数据,采用趋势分析法、标准差法、相关系数法、空间统计法等方法,分析了涪江流域2000—2020年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的时空变化及其在地形上的分异规律.结果表明:(1)涪江流域植被NPP呈现波动性、阶段性.流域NPP均值456.40~664.74 gC·m^(-2)·a^(-1),增幅为8.25 gC·m^(-2)·a^(-1),整体NPP水平在增加;(2)植被NPP呈“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分异特征,上游区是植被NPP高生产力聚集区,下游区是植被NPP低生产力聚集区.(3)流域内植被NPP空间变化以增加区域为主,呈“中波动较多,高低波动较少”的特征,上游区波动程度小于中下游区.(4)年均植被NPP随海拔、地形起伏度、坡度、地表粗糙度的增加先增高后降低,植被NPP对地形因子响应程度为:地形起伏度>坡度>海拔>地表粗糙度>坡向.

黄土高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子分析

【目的】探究黄土高原地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多年时空演变规律以及同期人类活动及自然因子对其产生的复合影响,为当地生态修复规划和实施提供参考。【方法】利用CASA模型计算并分析2001-2019年黄土高原地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及其时空分布格局,并基于地理探测器对植被NPP进行驱动因子和机制分析。【结果】(1)2001-2019年黄土高原地区植被NPP整体呈显著上升趋势,年均增加速率为5.59 g/(m2·a),显著增加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中部沟壑区以及丘陵沟壑区。基于重心模型对NPP在空间上重心的分析结果表明:黄土高原NPP重心迁移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平均NPP重心点南部的NPP增量与增速在多数年间均高于北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中,林地的NPP均值最高。由于土地利用转移主要在耕地与草地之间相互转化,占总变化面积的75%,因此,耕地与草地NPP均值变化的线性趋势率最高。(2)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年降水量与干燥度指数是影响黄土高原地区植被NPP的主导自然因素,随后依次为土地利用类型、年均气温、坡度等。交互探测器结果表明各因子交互作用均呈现增强趋势,且对植被NPP无显著影响的因子通过与其他因子发生交互作用的方式对NPP产生显著影响。风险探测器识别的适宜植被生长的范围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中存在差异,多数地类NPP的年降水量适宜区间在500~1000 mm之间。除未利用土地外,其他地类的NPP适宜温度区间在10~14℃之间。耕地NPP的适宜海拔高度区间在19.62~548.43 m之间,而其他地类在1000~2500 m之间。林地NPP的坡度适宜范围相对较大,不同地类最适宜的坡向不相同。【结论】黄土高原2001-2019年间植被恢复工程对生态系统NPP贡献显著,环境因子间的交互作用会增强单因子对植被NPP的影响,不同环境因子的NPP适宜累积区间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存在差异,本研究结果为该地区实际植被恢复与管理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大渡河流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时空变化及其地形分异特征

为了解大渡河流域2000-2021年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的时空特征和地形变异规律,应用MODIS NPP和地形数据,利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和变异系数等方法分析区域植被NPP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2021年大渡河流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呈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速为2.009 g·m^(-2)·a^(-1),年平均植被净初级生产力为474.58 g·m^(-2)·a^(-1),大渡河流域植被总净初级生产力的平均值为127.18×10^(6)g·m^(-2)·a^(-1),植被改善趋势明显;空间分布整体上呈“南高北低”的分布特征,植被净初级生产力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海拔较低的大渡河流域下游以及大渡河中上游干支流河谷两侧。②2000-2021年研究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年际变化率较低,平均年际变化率为2.0,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呈增加趋势的面积比例为89.67%;研究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平均变异系数为2.0%,植被状态总体较平稳,变异系数低于20%的面积比例为95.22%。③研究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随着海拔的上升,整体表现为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年度均值随坡度的上升而增大;研究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整体表现为阳坡最大,半阳坡最小。

近20年大别山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大别山区作为红色革命老区,为秉承绿色发展理念,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研究尤为重要。以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为研究点,利用2000—2018年间的遥感和气象等数据,利用改进的CASA模型对研究区植被NPP进行估算,并分析讨论植被NPP的变化趋势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年以来大别山区整体NPP主要集中在400~600 gC/(m^(2)·a)之间,整体植被NPP缓慢上升,整体涨幅为24.16%;②研究区NPP与气象因子相关,从整体来看气温与NPP相关性最高(R^(2)=0.79,P<0.05),其次为太阳辐射(R^(2)=0.70,P<0.05),降水与NPP相关性最低(R^(2)=0.51,P<0.05);③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引起的NPP总增加量为6.23×10^(-2)TgC,主要是由于耕地转化为林地引起的;④研究区的NPP未来变化趋势主要以持续增加为主。

2000—2020年祁连山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素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是评价植被生长的重要参数,也是评估陆地生态系统质量与功能的重要指标。基于MODIS NPP、数字高程模型(DEM)、气象水文及人类活动数据,采用空间分析、趋势分析,分别从像元尺度和县域尺度识别了2000—2020年以来祁连山NPP时空变化特征,采用偏相关分析研究了NPP对年均温和年降水的响应,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揭示了NPP变化的驱动因素,最后采用Hurst指数预测了NPP未来变化趋势。结果表明:2000—2020年祁连山平均NPP呈波动增加趋势,年均增加2.38 g C/m^(2),其中栽培植被和阔叶林增长最为明显。近20年,像元尺度上有75.37%的区域NPP增加,主要位于东南部;县域尺度上,古浪、平安、化隆和永登县NPP增速较快,而祁连、海西、德令哈和门源县增速较慢。祁连山NPP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性,高值集聚区主要位于东南部,而低值集聚区主要位于西北部。年均温和降水量的增加均促进了NPP的增加,但不同区域NPP对气温和降水的响应有明显差异。降水量、饱和水气压差和蒸散发是NPP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驱动因子之间对植被NPP变化存在交互作用,分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效应。未来祁连山NPP变化以增加非持续性为主,说明植被变化面临较大不确定性。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区域植被NPP对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的非线性响应机制,亦可为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青海省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时空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因素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作为陆地生态过程的关键参数,不仅用以估算地球支持能力和评价陆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全球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基于2000—2014年MOD17A3年均NPP数据和气象站点气温、降水资料,采用简单差值、趋势分析、相关性分析和Hurst指数等方法,分析了青海省NPP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气候因子的关系。结果表明:①青海省植被年均NPP在2000—2014年间整体分布呈现由南到北、由东到西递减的趋势,各生态区的空间存在显著差异,表现为Ⅱ区>Ⅰ区>Ⅲ区>Ⅳ区>Ⅴ区。②2000—2014年,青海省NPP变化趋势由北到南、由西到东呈现逐渐增加趋势,平均趋势系数为0.61,NPP值增加的区域占总面积的15%,其中显著增加区域为2.8%,轻度增加区域为12.2%。③青海省NPP值的Hurst的值域范围为0—0.39,均值为0.12,除了河流湖泊,建筑用地和未利用土地,青海省NPP变化特征为反持续性特征。④气候因子(年平均降水量和年均气温)对年均NPP的分布有影响,海拔的高低造成气温、降水和土壤的差异,间接影响植被NPP,15年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表现为草地面积减少最多,这是导致NPP减少的主要原因。

甘南藏族自治州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变化及驱动力

自2003年开始甘南藏族自治州推行了“退耕还草”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政策,对区域植被状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目前针对甘南州不同植被类型下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与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太阳辐射、气温、降水间响应机制的研究尚不明晰,且关于该区域植被NPP时空特征变化及重心迁移的探讨尚少。本研究基于MODIS遥感数据、气象数据、植被类型数据,利用Carnegie-Ames-Stanford Approach(CASA)模型估算了甘南州2000-2019年植被NPP,分析了NPP时空变化特征,探讨了不同植被类型下植被NPP与NDVI、气温、降水以及太阳辐射之间的响应关系。结果表明:1)2000-2019年植被NPP年均值为621.79 g·m^(−2),96.63%区域呈现为增长趋势。2)2000-2019年植被NPP重心整体呈现西北向东南迁移,东南部植被NPP增速高于西北部。3)植被NPP与气温、降水、太阳辐射间整体上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北部边缘及东部中心地带呈负相关关系。4)林地、灌丛、草地的NPP均呈稳定增长,湿地类型下除NPP外气温亦呈明显增长。本研究可为评价生态质量及生态工程的实施效果提供理论支撑。

海河流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为揭示海河流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时空变化特征及其时空异质性驱动机制,该文基于MOD17A3HGF数据集,综合自然和人为两方面的影响因素,利用变异系数、趋势分析、相关分析、Hurst指数以及地理探测器等,分析2000—2020年海河流域植被NPP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和定量识别驱动因素及其影响力。结果表明:(1)时间上,2000—2020年海河流域植被NPP整体呈显著上升趋势,增速为1.73 Tg C·a^(-1),年均NPP为326.75 g C·m^(-2)·a^(-1),其中针叶林、阔叶林、灌丛、草地和农用地的NPP多年均值分别为313.59、385.28、353.03、320.12、295.22 g C·m^(-2)·a^(-1)。(2)空间上,植被NPP高值区集中于西北部山区,低值区集中于东南部平原区;NPP整体情况稳定,变异系数均值为0.17;未来变化趋势呈反持续性,植被NPP可能下降。(3)植被NPP与气温呈负相关,与降水呈正相关,降水为主要气象因素;NPP随着高程和坡度增加均呈“增加—减少”的变化趋势;耕地转草地使植被NPP增量最大,为732.22×10-3 Tg C。(4)2000—2020年期间,不同驱动因素影响力均值为0.2,排序依次为降水>高程>坡度>湿度>气温>日照时数>土地利用>风速。综上表明,研究期内海河流域植被NPP整体呈好转趋势;不同植被类型生产力存在差异,最强为阔叶林和灌丛;影响植被NPP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为降水、高程和坡度,人为因素的影响力低于自然因素。该研究结果为海河流域水土流失、植被退化等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科学参考和决策依据。

全球不同气候带陆地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变化趋势与可持续性

分析全球不同气候带陆地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的变化趋势与可持续性,对于估算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碳源(汇)具有重要意义。运用Mann-Kendall突变检验、Theil-Sen斜率估计、Hurst指数分析全球不同气候带陆地NPP的变化趋势与可持续性。结果表明:(1)全球陆地NPP有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呈现低纬高、高纬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点。约48.79%陆地生态系统的植被NPP得到了改善,其中显著改善的面积占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8.45%,主要分布在北美洲北部和中部、亚马逊河流域西部、刚果盆地、欧洲南部、印度半岛西北部、中国黄土高原;轻微改善的面积占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40.34%,主要分布在南美洲中南部、亚洲东部和澳大利亚大陆东部。(2)各气候带NPP变化趋势和突变点表现为:热带、亚热带、极地带的NPP呈不显著下降趋势(R^(2)=0.111,P=0.176;R^(2)=0.144,P=0.120;R^(2)=0.002,P=0.854),热带无明显突变点,亚热带突变点为2015年,极地带突变点为2005年;干旱气候带的NPP呈不明显上升趋势(R^(2)=0.036,P=0.450),突变点为2009年;温带寒温带的NPP呈显著的上升趋势(R^(2)=0.533,P=0.001),突变点为2014年。(3)各气候带NPP与降水、气温的关系为:干旱气候带、极地带NPP为水分限制型,热带、温带寒温带NPP为热量限制型,亚热带NPP受气温、降水影响不显著。(4)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陆地NPP呈减少的面积(51.31%)大于增加的面积(48.69%)。其中,干旱气候带、亚热带、温带寒温带的NPP呈减少的面积明显大于增加的面积,将是防止NPP退化工作的重点区域。以上研究结果可为国内外同行对比分析全球不同气候带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源(汇)功能提供参考。

澜沧江下游流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利用遥感、地形、气候等数据,采用CASA模型对研究区2000年、2010年和2018年3月、7月、11月的NPP值进行估算,结果表明:(1)相对于2000年,2010年的NPP值呈下降趋势,2010年到2018年又向较好趋势发展,且NPP值在3个时期的年内变化均为7月>3月>11月;(2)NPP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下游流域的北部区域,中值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区域,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下部尤其是南部区域,且相比2000年,2018年的单位面积NPP高、低值区区域面积减小,中值区面积增加;(3)林地对区域NPP值贡献率最高,其次为草地和耕地,水域、未利用地的贡献率最低;(4)降水、气温、海拔、建设用地扩张、人口增长对NPP值影响显著。降水、气温与NPP值呈显著正相关;随着海拔增高、建设用地扩张、人口增长,NPP值下降。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祁连山国家公园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定量影响

祁连山国家公园作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地,研究其植被变化对西北地区的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9年祁连山国家公园的MOD17A3遥感数据,利用一元线性回归、偏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和残差分析等方法,分析了祁连山国家公园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的时空态势及其与降水、气温和人类活动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量化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NPP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0—2019年祁连山国家公园植被NPP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且空间上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其多年平均值为113.14 g C m^(-2)a^(-1),年均增长量达1.41 g C m^(-2)a^(-1);(2)植被NPP与降水、气温均呈正相关,其中降水对植被NPP影响更为显著;(3)人类活动区植被NPP总体呈增加趋势,与2016年相比,2019年人类活动区植被NPP增加的面积占87%,植被NPP降低的面积占13%;(4)在植被恢复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恢复分别解释了92%和8%;在植被退化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退化分别解释了29%和71%。研究结果可为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基于MOD17A3的京津冀地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时空演变

为研究京津冀植被NPP的时空变化,选用MOD17A3数据,采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对京津冀地区2000—2019年植被NPP在20 a间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对NPP与气候因子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植被NPP主要集中在200~400 gC/(m^(2)·a),2000—2019年京津冀植被NPP平均值和最大值在稳定的基础上缓慢上升,其中NPP最大值和平均值的峰值都出现在2016年,分别为908.40 gC/(m^(2)·a)和385.10 gC/(m^(2)·a);2000—2019年京津冀植被NPP增长的区域占整个研究区域的97.12%,NPP降低的区域多出现在城市周围;2000—2019年京津冀地区4种植被覆盖类型按NPP均值从小到大排列依次为:农田、灌丛、草地、森林;从稳定性上看,2000—2019年京津冀NPP的稳定性表现为高低波动并存,并以较低波动为主;京津冀地区NPP与年均气温呈低度相关性,与年降水呈高度相关性。研究成果可为京津冀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修复及治理保护提供参考依据。

天山北坡经济带稳定草地净初级生产力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力

草地是天山北坡经济带的重要植被类型,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极其敏感。草地净初级生产力(NPP)可以反映草地的固碳能力,是评价草地生态系统的重要指标。研究草地NPP及其驱动力变化可以为天山北坡经济带草地开发与利用、碳循环、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基于土地利用数据提取稳定草地范围,以夜间灯光指数表征人类活动,结合气象、地形等自然因子,使用一元线性回归分析、地理探测器、空间相关分析等方法,综合分析了2001-2020年天山北坡草地NPP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1)20年间,天山北坡经济带稳定草地NPP呈增加趋势,但有波动。(2)稳定草地区域表现为气温升高、降水减少的趋势,气温和降水是草地NPP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降水影响程度高于气温。草地NPP与气温、降水均表现为正相关面积较大,且降水显著正相关关系更为明确。(3)地形是稳定草地分布的重要影响因子,气温、降水同样影响着稳定草地的分布,稳定草地集中分布于山麓到山顶的中间地带。(4)受人类活动影响相对较小的区域草地相对会更加稳定,但稳定草地仍受到人类活动强度增加、范围扩大的影响,在相关保护政策下人类活动对草地NPP的增长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内蒙古植被净初级生产力的影响

为探究内蒙古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et primary productivity,NPP)的时空格局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本文利用MODIS NPP数据分析内蒙古2001—2020年植被NPP的时空变化,利用Thornthwaite纪念模型和差值比较法分离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于该地区NPP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1—2020年研究区NPP呈显著的增加趋势(3.29 gC·m^(-2)·a^(-1)),NPP总体呈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且99.1%的区域NPP呈升高趋势。(2)在植被改善的地区中,大兴安岭地区、研究区西南部主要是由人为主导,研究区中部包括通辽赤峰和锡林郭勒等地区主要由气候主导,其他地区由两者共同作用。在土地退化的区域,多为人为主导。其中,森林主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草地主要受气候变化的影响。(3)人类活动影响的NPP(Human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HNPP)总体呈正值,即人类活动抑制了植被生长,高值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南部,这些地区人为活动对植被的生长抑制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