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中国修辞学》的学术话语及其中国特色

杨树达《中国修辞学》的学术话语建构颇具中国特色。《中国修辞学》鲜明的民族性与杨树达的基本语言文字运用观相契合。从标题的言简意赅可管窥《中国修辞学》的整体语篇特征。现代语境下,以文言语词作为元语言,是《中国修辞学》话语建构的基本语词特征。《中国修辞学》学术话语的民族性、体系性、辩证性、创新性可以给当下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某些重要启示。

杨树达旧体诗的现代大学书写

作为小学、语言学等领域的学术泰斗,杨树达不受学界关注的旧体诗创作亦颇有特点,代表了抗战时期湖南大学教授的普遍心声。其诗歌真实地反映了湖南大学抗战师生青春浪漫的校园生活,表现了自己以学术研究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与担当,抒发了诗人关注现实救国救民的家国情怀。其诗歌具有典型的学者风采,特别是创作题材的突破与思想内涵的现代性,不是单一的独立的个别现象,而是中国现代大学教授群体诗歌创作的缩影,反映了中国现代大学对旧体诗发展新变的影响。

徐特立《致杨树达书》述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徐特立与杨树达常有书信往来,共同探讨学术问题。这些书信不仅有助于认识和研究徐特立与杨树达的学术友谊,而且对于认识和研究徐特立的学习、研究和工作精神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抗戰時期楊樹達與董作賓往來書札考略

本文介紹了近來新見的1945年楊樹達和董作賓的幾通未刊書信,信中涉及甲骨文字考釋、《甲文蠡測擷要》一書的討論以及購買《殷歷譜》等事,可與已出版的《積微居友朋書札》所收信函緊密聯繫,由此可疏理此一時期二人書信交往的具體過程,對瞭解當時的甲骨學研究和兩人交誼均有裨益,對甲骨文研究學術史的探討也有參考價值。

溥儒与刘善泽交游考

溥儒,字心畲,清恭亲王奕忻嫡孙,诗文书画俱妙。刘善泽,字脾深,晚号天隐,湖南浏阳人。他曾在长沙主编《湖南公报》,担任湖南官书局编纂,后任湖南国学馆、湖南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辛亥后,他与海印上人(1860—1924)续修碧湖诗社,奉王阎运为祭酒;1947年,发起组织麓山诗社,被推为社长。孙师郑《眉韵楼诗话》将他与樊增祥、陈三立、黄遵宪等并列为“同光十子”,周谷城称其为“三湘耆宿,著述等身”,杨树达更以“湖外诗人第一刘”誉之。

《荧晖阁丛稿》序

在2018年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我曾对桂(张桂光)兄说:“你已年届七十,该编一本文集了。”桂兄说文章多已发表,不必多此一举。我对桂兄说:“社会上的人多把你看成是书法家,没关注你的学者身份、学术成就,学者声名还是要的。”20世纪50年代,杨树达先生被教育部立为部聘教授,杨先生称为“浮名”,陈寅恪先生特意修书一封,言明“浮名亦儒宗所应具”,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名誉,有利于“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我与初生(陈初生)兄七十岁时都出丛稿了,你也应该出一本自选集,将你的主要学术成就做系统的展示,让世人知晓。

苏舆致杨树达信札两通

湖南图书馆藏有苏舆致杨树达信札数通,兹选择未刊书信两通标点校注如下,以此延伸至苏舆其人其事的研究,可以考见其面对积弱积贫的国家形势,积极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欲奋发有为的经世思想,也可对其与杨树达之间殷勤往来的师生情谊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戴目”释义辨正

《汉语大词典》“戴目”条下注：“犹侧目。‘戴’，通‘载’。”并引杨树达《汉书窥管》：“‘戴’、‘载’通用；‘载’、‘则’亦通用，‘戴目’即侧目也。”杨树达在《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响戴目释义》中又云：“愚谓戴目当求之于声，不当求之于形，盖戴目即侧目也。”

杨树达伦理思想研究

杨树达先生的《论语疏证》、《春秋大义述》等著作表达了丰富的伦理观点,譬如仁,孝悌,忠信,忠恕之道,礼义廉耻,爱国主义,大同情怀等等。他的伦理思想与礼义之邦的传统道德完全一致。

“……之为……”句型辨

马汉麟先生《古汉语三种被淘汰的句型》一文公开发表后,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关于“唯弈秋之为听”这种句型,马先生既不同意清人吴昌莹“‘为’犹‘是’也”的观点,也不同意近人杨树达“为”字是“句中助词,宾语倒装时用之”的看法,提出了一种新的假设,认为“为”字“很可能是用来加强后面主要动词语意的,是一种‘强意词’,从词类上说是助动词。”

杨树达文字训诂商榷(六则)

杨树达辞世以来的半个世纪,文字训诂之学取得长足进展;以今日之成果检讨杨氏文字训诂,既有千虑之失,也有其时代局限。今就杨氏训释之"畟"等六字提出商榷意见,以就教于方家。

杨树达训诂的学术背景

杨树达是著名国学大师,文章从段王之学的继承、湘学传统的发扬以及时代影响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杨氏训诂的学术背景。处于中国语言学转型时期的杨树达,训诂成就之所以卓著,有其时代背景和个体因素。概而言之,其训诂远绍乾嘉段王,近承湘学余绪;既被西学东渐之风,又熔甲骨金石之学。

《马氏文通》“状字”研究述评

最早评论《马氏文通》“状字”的是杨树达《马氏文通刊误》 ,其后 70多年来 ,研究《马氏文通》状字的成果很多 ,主要集中在确定状字的标准 ,状字的语法功能 ,它既是字类又是句子成分 ,它与副词的关系 ,假借别类字为状字 ,状字用如别类字等几个方面。李春普的《试析〈马氏文通〉中的“状词”与“状字”》是一篇抄袭文章。

语源研究:黄侃与杨树达

黄侃和杨树达的语源研究在语源思想、语源理论和实践、探源方法等方面既有略同,又有他们各自的特点;黄、杨二氏处于汉语语源学的草创时期,其语源研究既带有"新训诂学"(即词源学)的现代观念,又带有传统训诂的一些局限。

杨树达假借观笺识

杨树达的假借观包括"造字时有通借"和"用字时有通假"两大方面,前者指"音同借其义"、"义同借其音"、"形近借其音"和"义近借其形"四端,后者包括"同音假借"和"同义换读"两端。其中"声符假借说"为杨氏一大发明,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考语源 求字义——杨树达先生学术研究的特点

本文对杨树达先生从考察语源入手而寻求字义的方法 ,作了比较详细的探讨 ,以期从中汲取更丰富的营养 ,使汉语语源研究不断有所进步 。

杨树达生平及著作述略

杨树达曾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国文法教员,1948年被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选为首届院士,1954年又被新中国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是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杨树达在教学上的最大特点是教导和启发学生进行独立性的思考和从事创造性的劳动,反对墨守前人的陈说,极力主张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建立自己新的见解和理论。同时,以教学带科研,以科研促教学,取得了巨大成果。

杨树达彝铭本字研究刍议

杨树达彝铭本字研究在前人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比如对前人成果进行了汇总,规范了本字的叫法等,不过他在该问题上的认识仍然不够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