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法同原”:黄文焕《楚辞听直》篇目次序与得失

黄文焕《楚辞听直》仅选屈赋作注,篇目次序遵从“意法同原”的原则,即行文章法结构与情感精神抒发皆切近屈原,与众楚辞注本殊异。黄氏之尚“法”,揭示了屈原赋作的章法意脉法度,无论字法、句法安排之精巧,抑或字句反复、情感反复的“复”法之运用,均凸显屈赋文法之工巧。黄氏之尚“意”,阐发了屈赋为文之精神,力排前人对其“过于中庸”“露才扬己”的解读,彰明了屈原“忠情”之“正意”。注本首次明确将屈原生平与选篇序次联系起来,奠定了明季至清代注重考据屈原生平及流徙历程的基调,对后世注屈产生了深远影响。

黄文焕《楚辞听直》的目录更定及其影响

黄文焕《楚辞听直》的目录更定,涉及到楚辞学的重要内容,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目录更定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篇目选择,二是篇次安排,三是《九章》次第。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受《楚辞听直》影响,清代重要的《楚辞》注本大多只录屈原作品;第二,对屈原作品《招魂》《大招》的认定,得到了广泛的响应;第三,对《九章》次第考证及编排,影响了林云铭等重要楚辞学者。

清初屈骚传统的发扬:以《楚辞听直》《楚词笺注》为中心

清初经历易代鼎革,异族入主中原,与屈骚共情并为我所用,成为文坛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黄文焕《楚辞听直》、李陈玉《楚词笺注》成书于顺治朝,得风气之先,具有承前启后之功。两书借由阐发楚辞弘义,重在抒发自我家国败亡、壮志难酬之悲情,“自抒其无韵之《骚》”;通过篇目设计及各篇反复论辩,提高“忠”之首要地位,塑造、强化屈原忧国忧君、忠贞不贰的典型形象,以此实现与屈原精神的跨时空交流,期冀解脱现实困境。方法论层面,两书重视发挥论辩色彩,着重阐发大义,不重训诂。由此对清初文学创作尤其是辞赋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

论黄文焕《楚辞听直》的注释特色

文章从训诂学的角度出发,对古代的重要《楚辞》注本之一———明代黄文焕的《楚辞听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包括它的注释体例,它的注释句意和分析句子关系的特点,它的解析段落与章法结构的特点;它的修正旧注与创立新说的特点,还指出了其注释的不足。

从《四库全书总目》看楚辞类文献发展史

《四库全书总目》[1](下文简称《总目》)是中国传统目录的里程碑之作,它继承了中国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包含着丰富的学术信息。《总目》沿袭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具体到集部来说,其分为五个小类: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楚辞类收载的文献数量最少,可以说是《总目》集部最小的部类。《总目·楚辞类序》云:'今所传者,大抵注与音耳。

屈原被放汉北云梦任掌梦之职考

屈原被放汉北云梦任掌梦之职考赵逵夫从《惜诵》、《招魂》看屈原被放汉北时的职屈原怀王时被疏放共两次，怀王十六年一次，只是由左徒之职被贬为三闾大夫，并未赶出都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是“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细”。“细”即“黜”，贬谪之意。《书·...

屈原卒年新考

关于屈原的卒年,以前学者们纯粹从《哀郢》一诗反映的历史来推断,由于各家对《哀郢》前半部分反映的事件及诗的作时看法不一,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体有以下九种说法:1、顷襄王十年(前289),黄文焕《楚辞听直》主之;2、顷襄王十一年(前288),林云铭《楚辞灯》、刘永济《屈赋·通笺·叙论》主之;3、顷襄王十三、四年,或十五、六年(前286——283年),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之;4、顷襄王十六年(前283),姜亮夫《屈原事迹续考》(《楚辞学论文集》)主之;5、顷襄王三年(前296)、林庚《屈原生卒年考》(《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主之;6、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郭沫若《屈原研究》,孙作云《在历史教学中怎样处置屈原问题》、陈子展《屈原传评注》(《楚辞直解》)主之;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新解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新解翟振业《天问》云：“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王逸注：“勤，劳也。屠，裂剥也。言禹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地，何以能有圣德忧劳天下乎？”（《楚辞章句》）王氏谓“勤子”指禹，不妥。从上文“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来看，主词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