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楚辞集注》对《诗大序》文学思想的汲取与借鉴

朱熹《楚辞集注》对《诗大序》的文学思想多有借鉴与吸收。朱熹指出屈原遭疏放犹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而发为辞章,其所言之志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这对应《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之论。《诗大序》有六义之说,朱熹借助六义阐释《楚辞》,构建起风、雅、颂与《楚辞》内容的对应关系,并利用赋、比、兴对《楚辞》作艺术分析。《诗大序》强调诗歌厚人伦、美教化的政教功能,朱熹认为屈赋可“增夫三纲五典之重”,为君臣提供镜鉴。

《楚辞集注》叶音古韵分部考

朱熹叶音具有古音属性。据《楚辞集注》叶音考察朱熹古韵分部,考得朱熹古韵舒声十四部、入声八部。《楚辞集注》叶音古韵与《诗集传》叶音古韵和江永的古韵分部大同小异。

朱熹《楚辞集注》诗学话语发微

朱熹《楚辞集注》诗学话语的言说方式灵活多样,包括:以序代论、以注代评、以篇目取舍和编排彰显诗学之价值取向及以考辩立说等;其诗学话语指向甚广,涵盖作家论、作品论和接受论;其理论意蕴丰富深刻:作家人品之评是其"文从道中流出"的诗学解读;作品情感之论是其"感物道情"与"以理节情"的二重性诗学审美;文章义理把握的接受之论蕴涵"涵泳"之说的诗学旨趣;其诗学话语与理学之渊源一方面拓展和深化了其理论意旨,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其言说的局限性。

从《楚辞集注》看朱熹辞赋观

朱熹《楚辞集注》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辞赋观。作为理学家兼文人的朱熹,一方面,他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素养,对辞赋文学特征有较深刻认识。他主张辞赋必须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反对无病呻吟、不敢直谏、立意肤浅之作。他明辨辞赋二体特征:辞主忧伤怨慕,重在抒情,故缠绵悱恻;赋主欢愉颂美,重在铺陈,故巨丽宏博。另一方面,他评注辞赋,往往作经典解读,在辞赋的内容立意上,强调忠孝仁义之旨,带着极浓的理学色彩。因此,极大限制了他的文学艺术视野,表现出辞赋观的狭隘和局限。

从《反离骚》到《剧秦美新》——《楚辞集注》的两个误区

《楚辞集注》历来存在理解上的两个误区:一是认同该书的编写表现了朱熹对当时现实斗争的积极态度,是对推行民族投降主义的主和派以及混杂在主战派阵营中的投机家的间接批判;二是认同朱熹定扬雄是屈原的罪人,将其《反离骚》作为反面教材对待。其实,《楚辞集注》是宗室与外戚斗争,道学与反道学斗争,宗室和道学遭到挫折的结果,而将扬雄作为趋奉外戚的投机家和变节者对待,是欠公允的。

从篇目选择看朱熹《楚辞集注》的注释原则

《楚辞集注》在对注释篇目的选择上,体现了朱熹注释《楚辞》的几点原则:一是重视精神和情感内涵及其流露的自然性;二是强调义理的深切阐发及其"有补于世"的价值呈现;三是重视作品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的切近。这种取舍原则,是朱熹理学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的融合与矛盾在注释活动中的一种反映。

朱熹对《楚辞集注》中神话传说理论的阐释

《楚辞》堪称神话传说的王国,是历史的记忆表达,包含着现实的不可想象,也保存着历史文化的真实性内容。朱熹把其中的神话传说故事视作历史的真实,又做出辩证分析,表现出唯理论的阐释方式,更多的是从历史文化的合理性回答。

朱熹《楚辞集注》成书考论

对于朱熹《楚辞集注》的成书时间,学界多有歧见。《集注》的成书原因,论者多谓"有感于赵忠定之变",亦有失简略。事实上《集注》八卷的写作始于庆元元年,成于庆元四年;《集注》的写作并非只是朱熹一时激愤之举,而是朱熹建构其文化学术体系的缜密安排。《集注》写作的情感因素是多元的,既以申汝愚之冤,又以申"忠君爱国"的理学集团之冤,更寄寓了朱熹对屈原的知音之感、对父亲的追思缅怀以及对赵汝愚乃至宁宗对自己知遇之恩的感激等多重情感因素。

《楚辞集注》校勘补零

宋端平本《楚辞集注》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楚辞》最古最完整的一个刻本,有着极为重要的文献校勘价值,备受历代学者的重视与肯定。然而白玉微瑕,在所难免,笔者在整理研究学校图书馆楚辞类古籍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了该书校勘部分的三处疑误,因此特撰文提出个人的商补性意见。

朱熹《楚辞集注》篇目考察

朱熹持道文统一并以道为本的道文观念,注重对作文者的道德行为加以考察,并以此对《楚辞集注》篇目进行安排。他因推崇屈原之道德行为而将其二十五篇划分为"离骚"类,奉为经;将宋玉等人的作品划分为"续离骚"类,归为传;将作者道德不合儒家理想规范的东方朔、王褒、刘向及王逸等人的作品删去,增加有经世之才的贾谊所作赋两篇。

理学的困惑——《楚辞集注》思想初探

朱熹为宋代著名的理学大师,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学识渊博,在文学上也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他一生注释了大量古代典籍,在注释时独创新路,特别注重对原书的思想加以分析发挥。《楚辞集注》即是他晚年的一部力作。他在前人注解的基础上梳爬整理,细斟得失,大胆放弃了前人注释的方法,不为繁琐的文字考证所累,而致力于对原书义理的阐释。他认为文学的作用即在于阐发“道”、“理”。“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

《楚辞集注》直音研究

朱熹的《楚辞集注》是继王选的《楚辞章句》和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之后的又一部对《楚辞》的注解之书。《楚辞集注》在汲取旧注成果的同时，克服了旧注中存在的汉儒说经习气，既对字句名物作简明扼要的诠释，也按朱熹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做了一些阐发。本文旨就《楚辞集注》中的直音现象作了分类阐释，发现这些直音并非像传统所言只是单纯的注音方式，它们的特点、作用各异。

《楚辞集注》的学术文化成因补述

《楚辞集注》作为朱熹最后一部注疏之作,严谨切旨而简洁明了。书中既有个人情感的直接抒发,也有理学思想的注入和当时公共认知的隐现。全书的注疏体现了朱熹个人对学术的观点、对学风的看法以及对当时文化的态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整体文化面貌。《楚辞集注》也因此成为一代注疏的丰碑。

从《楚辞集注·天问篇》看朱熹的哲学

《楚辞集注·天问篇》，是南宋朱熹对屈原《天问》的注释。《天问》作为一篇哲理诗，在整个楚辞中别具一格。朱熹对《天问》的注释，诚然涉及到文学、历史种种问题，在整个《楚辞集注》中也主要是一篇哲学作品。人们从这里既可以看到朱熹研究《天问》的长短得失，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朱熹哲学的某些特色。因此，研究屈原《天问》者，《集注》此篇不能不读，研究朱熹哲学者，《集注》此篇同样不能不读。

毛泽东为何送田中角荣《楚辞集注》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当天晚上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欢迎宴会上，田中发表祝酒词，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过去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迷惑，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田中讲话的关键词有两个，即“迷惑”与“反省”。对田中的“迷惑”发言，中国方面有很多议论。

点校整理本朱熹《楚辞集注》简介

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湖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吴广平教授点校的南宋朱熹所撰之《楚辞集注》一书已于2013年1月由岳麓书社出版。此书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湖湘文库”丛书之一种。朱熹的《楚辞集注》是继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之后又一部重要的《楚辞》注本，是宋代楚辞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点校整理本朱熹《楚辞集注》以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朱监刻本为底本，

日本現藏三種《楚辭集注》朝鮮版本考述

在《楚辭》注釋體系中,除東漢王逸(字叔師,生卒不詳)《楚辭章句》、宋洪興祖(字慶善,號練塘,1090 1155)《楚辭補注》體系之外,宋朱熹(字元晦,號晦庵,1130 1200)《楚辭集注》也是非常重要的體系。它由《集注》、《辨證》(筆者按:後文提及不同的版本中,也有作'辯'者,爲保持版本原貌,不統一改)和《後語》三部分組成,其中《集注》爲核心。在不同版本流傳過程中,這三部分分合不一,或每一部分單刊,或兩部、三部分合刊。所以《楚辭集注》版本繁多,存在體系較爲複雜。

《楚辞集注·九歌》所录古今字研究

《楚辞集注》是朱熹研究楚辞学的结晶之作,罗列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楚辞》异文。其中,古今字对于学者研究战国至南宋的文字演变有很大的帮助。全文主要研究《楚辞集注·九歌》所录古今字,除对朱熹罗列的古今字进行考证之外,还对《楚辞集注·九歌》中分类不明确或者分类错误的异文进行研究,找出其中的古今字。不仅有助于探索《九歌》原貌,还有助于文本理解。

朱熹《楚辞集注·天问》中的理学思想

朱熹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宋代楚辞学的代表人物。受其理学思想影响,所作《楚辞集注》带有了鲜明的理学特色。这一点在《天问》的注解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如他用理气论、心性论等理学思想对"天地之化"、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进行了解释,这表明文学作品在朱熹理学思想阐释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神话,对文学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楚辞集注》看朱熹的君臣观

朱熹在《楚辞集注》中,抒发了自己在君臣方面的一系列思想。首先,他认为德行是君主得以产生的因素,也是君主统治连续延绵的的保证,阐释了不修德行所出现的消极影响,同时主张君主应该选用贤臣、辨明忠邪。其次,他阐述了臣子所应具有的忠君爱国品节和高尚的人格操守,并对奸佞之臣进行了批判。最后,他表达了关于得君行道的理想君臣模式。君臣观是朱熹《楚辞集注》中的重要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