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藏吐鲁番出土课诵本《楞严咒》研究

德藏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组高昌回鹘晚期的印本《楞严咒》残叶,前贤多定名为《楞严经》卷七+科文。本文理顺其诵读次序,将前贤视为“科文”的部分比定为《楞严咒》咒文,并从版式、咒尾末章、正背关系三个角度,判断其应为课诵所用的《楞严咒》。反映出汉地佛教对于高昌回鹘的重大影响。

《楞严》之诤与晚明佛教——以《楞严经》的诠释为中心

《楞严经》在晚明的流行,其主要表现形态是大量注解的出现。对《楞严经》的异彩纷呈的诠释,又是与这一时期的佛教复兴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本文以《楞严经》的诠释为中心,通过对晚明"《楞严》之诤"这一佛教思想史"事件"的梳理,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展示《楞严经》的历史"境遇",并以此关照晚明时期佛教的基本状况。

论《楞严经》佛学思想的特色及其影响

《楞严经》尽管不能单纯归于如来藏系 ,但其所包含的如来藏思想 ,在传入中国的此类经典之中 ,也是相当独特的。与其它经典相比 ,该经典至少有三点是非常突出的 :其一是以“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来说明如来藏真心 ;其二是说明所有虚妄的存在都是“妄心”之执着所成 ,而此“妄心”则是一切众生“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而依真起妄的结果 ;其三是从这一“如来藏真心”引申出其独具特色的修行观 ,修此无上妙法的要义也就在于入至一真无妄之地 ,使六根清净。

晚明《楞严》之诤与诠释依据问题——以云栖祩宏的《楞严摸象记》为例

无论就主体,还是意旨来看,晚明《楞严》之诠释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倾向,僧界的天台与华严甚至借诠释之机把《楞严》化为维护各自宗派的载体,从而把《楞严》之诤推向了高潮。然而作为晚明四大高僧之一的云栖祩宏在《楞严摸象记》中不仅对当时毫无依据的随意诠释现象做了批判,而且还企图通过对"理"与"道"诠释依据的建构与践行来缕析《楞严》诠释中的各种纷争之论。但遗憾的是,其举并未达成意愿,反而强化了宗派上的纷争。无疑,诠释依据正当性的确认乃是所有诠释活动所需面对与解决的一大重要问题,亦是消解纷争的一大重要基础。但棘手的是,由个体所确认的诠释依据之基点,又如何能令众人所诚服,并协调好各种张力关系呢?

杭州佛教重要遗迹“楞严坛”考

在“杭州大佛寺文物遗迹群研究”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现原大佛寺内有一个古代遗留的“八角形铺砖图案地墁”，经深入考证，是国内唯一的宋代遗留下来的坛相和结界都较完整的古楞严坛遗迹。其形制完全符合《楞严经》中的古规制，保留了楞严坛的早期面貌，填补了失传失记的早期楞严坛实物及记载缺失。这一考证发现，对正准备修复的杭州大佛寺的方案定位及设计、西湖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内涵提升等，具有独特价值。

从《楞严经旨要》看王安石的书法成就

唐代书家从晋人手中接过“高蹈、飘逸”的大纛,经过自己艰难的跋涉,终于把自己博大严谨的形象——法,塑到中国书艺的巅顶。 宋代的“苏、黄、米、蔡”,不愧为唐人的肖子,他们没有呆板地去摹仿,取法于唐而又别于唐,他们大都具备文学家敏锐的艺术直觉,将自己飞飏的气度,凝于毫端,泻于绢帛。确立了宋代趣味迥然的“尚意”风格。

宋代楞严学中的如来藏思想——以智圆、仁岳的解释为中心

《楞严经》是以如来藏思想为核心,兼具佛性论、心性论、修行论等严密的理论体系的经典。此经在汉译和传播过程中渗入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从中能够明显看出中印文化交流、融合、相互借鉴与影响的趋势。传至宋代,佛教各宗派几乎均有对《楞严经》的注疏。其中,天台宗的智圆与仁岳对此经用力最勤。智圆与仁岳之后,逐渐形成了天台宗独特的楞严学传统。

多元融合的民间佛乐 国家级非遗项目山西楞严寺寺庙音乐的特色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山西大同楞严寺寺庙音乐,在保留了明代佛教音乐的基础上,融合了当地各民族的民间音乐元素,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民间佛乐,成为当地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时期,佛教音乐伴随佛教传入中国,历经了中国化的发展过程。

楞严咒在古代中国的传播

楞严咒被称为"咒中之王",此咒随着唐代《楞严经》的翻译在中土流传开来,在元代被列入禅林清规,成为常用的咒语之一。其传播的因素包含了印度传统咒术对佛教的影响、陀罗尼信仰在中土的流行以及载体《楞严经》的传入,同时也体现了佛咒作为一种语言符号对接受主体信仰观念的影响。

莫高窟“天王堂”初探——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密教研究

以莫高窟“天王堂”为研究中心,结合对《首楞严经》、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内容的考证,从其绘塑内容所含的密法入手,考察“天王堂”土塔的有关问题。笔者认为,莫高窟“天王堂”实质上是“楞严坛”;“天王堂”密法体系应是从吐蕃时期沿袭下来;“天王堂”最早可能始建于吐蕃时期,针对当时敦煌受到多种佛教流派的冲击与僧人违背律仪的普遍情况而建;曹延禄重修“天王堂”,应该是由于当时末法思想流布,于末法中维护佛法的一种手段,可能与藏经洞的封闭时间接近。

试析圆瑛大师的禅学思想

圆瑛大师是近代禅门高僧,在中国佛教近代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的禅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倾心《楞严》,禅净双修,儒释会通,倡文字禅,爱国救世等五个方面。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在近代时代大背景下佛教界人士应机说法,引导世人离苦得乐的时代特色,反映了近代禅宗发展的总趋势,也展现了近代禅僧的独特品格。

五台山僧风与民俗

人类文化史表明,文化各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渗透和影响,且任何地区民俗民风的形成也与特定的环境有关。五台山以其寺院集中、规模宏大、僧尼众多而成为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无疑地,五台山佛地僧俗混杂。

《嘉兴藏》在五台山的雕板情况

一五台山刻经背景及情况《嘉兴藏》一名《径山藏》,始刻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五台山紫霞谷妙德庵,后因北方缘薄、集资不便、冰雪太大等原因,四年后又移于浙江余杭径山兴圣万寿禅寺及其下院寂照庵和化城寺等处。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及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又分散在吴江、金坛、虞山、嘉兴等处分刻。

在那与世隔绝的地方——五台山比丘尼生活概况

我国佛教圣地五台山,庙宇群立,僧众如云。在众多的寺庙中,有一座尤为引人注目的寺庙,以其特有的内容吸引了无数的游客,这就是五台山唯一的比丘尼寺庙——集福寺。集福寺古名洪泉寺,位于五台山台怀中心区北一里许。寺前的高台十分宽敞,下有一面小坡,长满松柏云杉,杨柳榆树。寺后一座尖顶高山,山腰苍松直立,杨树成林。

高丽《大觉国师碑铭》校释

大觉国师是高丽的一位享有盛誉的高僧,佛学造诣甚深,对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很大贡献。俗姓王,名煦,字义天,后以字行。他是高丽文宗(王(?))第四子。幼“超悟”,读书“精敏若宿习”。十一岁出家,学习华严教观,兼及大小乘经、律、论和各种章疏等。又以余力攻读“外学”,对仲尼、老聃之书,子史集录百家之说,也都“玩其精华”,“寻其根抵”。见闻渊博,

如来禅与祖师禅

禅,梵语为dhyāna,即禅那之简称,或云禅定、定,印度则谓瑜伽。禅,意译为静虑、思维修、弃恶、功德丛林等,谓制止他想,专注一境,正审思虑,即在定中观察思虑,故亦云禅观、止观。其特点是定中有观、有慧。目的在于现起慧观,达到般若正智,得到解脱。决不是有些人说的为了得到神通或特异功能。其实,神通是禅定过程中的副产品。佛教的禅定为释迦牟尼所创。佛典记载,释迦牟尼在尼连河畔的菩提树下,坐禅开悟,

密藏道开与《嘉兴藏》

密藏道开,是明代的僧人。在中国佛教史上,他对于佛教的教义教理之发展,并没有多少重大的贡献,对宗教修行以及教义宣传等其他方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迹,所以他不象明代的四大高僧那样著名,记录其生平活动的历史资料、留下的也很少。但是,他曾协助其师紫柏真可等人发起刊刻方册大藏,并在这一工作中担任实际的筹备、监造等负责工作,因此对于佛教史籍的搜集、整理和保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密藏道开是江西南昌人,其生卒年不详。他是明代高僧真可的入室弟子,真可字达观,号紫柏,是明代四大高僧之一(另三位是藕益智旭、莲池袜宏、憨山德清)。真可生於1543年(明嘉靖二十二年),卒於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是明世宗、神宗时代人。道开既为其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