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扩张问题的多重面向——以“艺术”概念为例

传统下定义的标准方式并不能清晰地定义所有概念。比如我们在扩大某些概念的外延时,其内涵并没有严格缩小,而是会发生很复杂的变化,导致我们对它们的整个理解方式发生彻底改变。本文以"艺术"概念为例,从实践性、多元性、结构性、发生性等四个向度研究它在扩张时的意义衍变,并择取四位20世纪哲学家的进路作为展示范例,考察不同理解方式之间的差异。最终本文从四条进路之一的胡塞尔现象学角度看,"艺术"概念的扩张是以共时性方式呈现出人类在艺术理解方面的历时性特征,它在本体论上并不必然发散为多元论的架构,但在价值论上则必然会呈现出开放性和多元性的特点。理论上,我们可以期待"艺术"概念朝着某种理想的一元本体论和多元价值论的统一架构进行扩张,从而实现其完整的意义。

正犯概念的理论选择与规范建构——兼论对主犯条款的解释

明确各行为人的定罪根据、实现刑罚的个别化是共同犯罪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对二者的回答集中反映在正犯概念的建构方法上。扩张的正犯概念在形式层面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存在激烈冲突,在规范层面误将自然和自由予以等同对待,在实践层面不当地扩张了处罚范围,因而并不可取。形式的正犯概念的两大基点是纯粹因果的不法体系和“正犯定性、主犯定量”的分析框架,但这两大基点均不牢靠。有必要继续坚守规范的正犯概念,并以规范地充足构成要件作为正犯建构的指导原则,以此诠释“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这一主犯特征。正犯建构的核心是行为归责。行为归责的原理包括对实行行为的决断和决定性塑造。由此,可以将正犯概念及主犯条款予以类型化,并为有组织犯罪中首要分子的主犯责任提供法理说明。

基于概念空间理论的概念进化

由于世界和信息的动态性,主体认知形成的概念及分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就需要某种合适的方式来描述变化过程。本文首先借鉴概念空间模型,说明和概括由此引出的概念动力学,并作简单评价;然后结合上述方法,提出一种从较小的已知到部分无知再到较大的已知的概念进化模型。

间接正犯概念之定位

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以他人作为媒介实施犯罪行为的现象,而有时由于被利用人不具备一定的条件,不能将二者作为共犯处理,针对这种情况,产生了间接正犯的概念。随着犯罪参与基础理论的发展,对其概念的认识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如今以限制正犯概念及共犯从属性为通说的理论背景下,需要我们认真审视间接正犯概念的定位问题。

论间接正犯概念的消解

基于对"构成要件符合性"的理解不同,学界形成了限制正犯概念与扩张正犯概念两种对立的基本立场,构建了不同的犯罪参与论体系;以犯罪事实支配论为理论基础,间接正犯概念得以摆脱"替补性"的地位,但是此一概念的存在,却使通说建构犯罪参与论体系的前提面临崩溃的边缘,逻辑立场的一致性丧失殆尽;不论我国刑法关于共犯的立法模式是倾向于区分制还是单一制,在限制正犯体系与扩张正犯体系之下都不应有间接正犯概念的存在。

犯罪参与论诸概念逻辑关系之辨正

限制正犯概念与扩张正犯概念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构成要件观念,对此二概念不宜进行折衷,而只能是二选一的关系,且由于此二概念是共犯从属性与共犯独立性的上位概念,因此,从逻辑上看,限制正犯概念与扩张正犯概念理应成为参与论中的基石概念。对扩张正犯概念的理解,应区别为立法论意义上及解释论意义上两个层次。共犯独立性是逻辑不彻底的产物。

“文化智力”与“全球心智”:概念及实证研究分殊

文化智力和全球心智作为描述＂个体跨文化胜任力差异＂的典型概念,均引发了跨文化组织管理领域的大量实证研究。但很少有研究明确区分二者的概念差异及由此引致的研究分殊。通过比较显示：文化智力是基于能力的多维构念,能够作为中介变量解释跨文化情境下个体特质对跨文化绩效的作用机制;全球心智作为包含特质、态度与世界观和能力的混合型多维构念,其概念的综合性令其反而较难形成明确的研究定位,实证研究之间也缺乏可比性和继承性。比较结果提示研究者选择或发展概念时需把握精确性和概括性之间的平衡,尽量做到＂概念迁移＂并避免＂概念扩张＂。

统一正犯体系之评估

统一正犯体系以扩张正犯概念为前提,不作正犯与共犯之间的区分,如此做法,能化解德、日区分制体系下正犯与帮助犯之界限、教唆犯与间接正犯之界限、过失共犯等诸多难题;且从外观表现上,显得更为经济、便利,逻辑上亦更为通畅。但其在着手之标准、特定参与类型的除罪化、量刑事由等方面也面临一定的困难。

遗忘与记忆之间——被遗忘权本土化的法理思考

互联网时代,数据呈现出个体价值与公共价值的双重属性,各价值维度间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愈演愈烈。单向信息控制权的权利表象之下,被遗忘权背后蕴含着宏观社会利益判断,契合了数据自由流动的趋势。被遗忘权除发挥法律权利价值外,更是信息技术空间中各国信息主权争夺的推手、利益博弈的延伸。作为一种迥异于传统集中模式的分散式规制手段,被遗忘权预设了专断的监管与审查逻辑,运作逻辑有违自由理念。但其与言论自由的冲突并非不可调和,二者博弈始终围绕"公益"与"私益"的平衡,存在价值理念的交集。比例原则可作为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动态平衡的可行路径。被遗忘权本质为兼具实用性与调适性的利益权衡框架,并非问题的终结状态。我国存在被遗忘权制度构建的现实土壤,若将其本土化,值得引入的是其冲突解决功能,而非价值偏好。

《奥地利刑法典》犯罪参与体系研究

从犯罪参与立法上看,存在区分制与单一制两种模式。与区分制不同,单一制是以扩张的正犯概念为基础的。通过对《奥地利刑法典》第12条至第14条以及相关条文的考察,应当认为其所采用的是功能性单一正犯体系,即虽然在构成要件层面区分不同的正犯形态,但这些正犯形态在不法上具有等价值性。至于各正犯具体的不法和罪责,则完全通过量刑阶段来加以个别判断。

论遗产管理人制度适用之边界——兼评民法典草案三审稿第1145~1151条

遗产管理人通过协调遗产处理以达到任何继承人单独行动所无法实现的遗产顺利分配的目的,其是民事继承法律发展中的重要制度。虽然我国现行《继承法》未有规定,但司法实践已经要求立法对其设立予以回应,并明确与遗嘱执行人的关系。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构建应以"管理"为核心,通过在立法上对行动宗旨、选任资格、行为限度以及适用情形予以必要的规定,从而确立制度的边界。为了遵循"管理"之内在要求,遗产管理人应当区别于遗嘱执行人,适用于无遗嘱或无继受人的情况,否则将会在民法典中出现其与后者概念的混淆,进而限制遗嘱信托的发展与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

共谋共同正犯消解论

在限制正犯概念与二元犯罪参与体系下,为弥补刑法处罚漏洞,在犯罪参与领域实现罪刑均衡,形式正犯论逐渐为实质正犯论所替代。在正犯概念实质化过程中,不断衍生出诸多非典型的正犯形态,如共谋共同正犯。共谋共同正犯虽不同于实行共同正犯,但两者均属共同正犯之范畴。共谋共同正犯的处罚根据及归责原理理应与实行共同正犯相通。共同正犯在客观归责方面较为特殊者莫过于其归责的“交互性”,对各个共同者而言,其他共同者的活动贡献要作为自己的行为来归属。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共同正犯系数人相互间的间接正犯,共谋者的正犯性应遵循间接正犯之原理予以诠释。具体到共谋共同正犯场合,参与共谋者之所以取得正犯地位,无非源于其支配了犯罪流程,而其支配犯罪流程的方式正是通过影响并利用亲自分担构成要件的行为者。二元犯罪参与体系虽孕育了共谋共同正犯,但透过共谋共同正犯却深刻揭示了限制正犯概念与二元参与体系之间的诸多逻辑矛盾与深层痼弊:从形式层面看,二元参与体系将犯罪参与区分为实行、教唆与帮助(形式三分法),没有正确把握犯罪参与的实像,错误地理解了构成要件及其行为的意义;从实质层面说,限制的正犯概念这一逻辑命题是经不起推敲的,其有关不同参与形式之间所谓的“规范上的层阶”关系的认知也是存在重大疑问的。为有效且依法规制复杂的犯罪参与现象,二元参与体系通过正犯概念实质化力图实现自身的救赎,但最终是以牺牲二元体系本身为代价,即在二元参与体系的形式下实质上以统一正犯体系为指导展开刑法解释。共谋共同正犯的确立与广泛适用,是在限制正犯的名义下行扩张正犯之实,客观上也预示了二元参与体系在解释论上的归宿——统一正犯体系。我国现行共同犯罪立法更趋于统一正犯体系。在扩张正犯概念与统一正犯体系下,无论在定罪层面抑或量刑方面,均无承认共谋共同正犯之必要。

论共犯论中的区分制与单一制理论——折衷说之探索

在我国共犯论中存在着“区分制说”与“单一制说”的对立,但这两种学说均有不妥之处。一方面,“区分制说”不符合我国刑法典关于共犯体系的规定,其支持者主张的共同正犯概念及因果共犯论均存在较大疑问。而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刑法典与意大利、奥地利的共犯体系有相似之处,但却并没有采用单一正犯体系和扩张的正犯概念。对于我国共犯体系问题的解决,应当在区分制与单一制理论中开辟一条折衷的道路,即立足于限缩的正犯概念,将共同正犯排除出正犯领域,同时弱化各参与形式之间的区别,以犯罪的共同性,即通过谋议和分工行为降低犯罪风险、提高犯罪遂行可能性作为所有共犯形态成立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