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组织与认同准则——19世纪英属槟榔屿邱氏宗族再建构与社群形塑

论文以槟榔屿五大姓中的邱氏作为重点分析对象,梳理了19世纪邱氏宗族移殖槟榔屿的历史脉络、邱氏宗族组织的形成和作用,并对邱氏宗族认同准则的不同边界进行了具体分析。1786年槟榔屿开埠后,来自福建海澄三都的邱氏人数逐渐增多,经过19世纪上半叶的发展,在19世纪中期建立了融神明祭祀与祖先祭祀于一体的大宗祠组织——龙山堂,并重修了族谱。在19世纪的槟榔屿,邱氏的认同首先是宗族内部按照房派来划分的血缘认同;在宗族之外,则有闽南方言、福建公司、海澄三都、三魁岭等范围大小不同的方言群和地域认同。这是邱氏在海外采取的认同层次,体现出邱氏多面相的宗族发展策略,也成为邱氏宗族乃至闽南社群形塑的主要途径。邱氏宗族组织的再建构,代表了英属马来亚地区华人社群形塑过程中血缘认同的一种典型形式。

跨越地缘、混合方言与认同边界——19世纪以来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的形塑途径

19世纪以来,来自广东省和福建省汀州的槟榔屿社群各自通过清朝原乡府州或县份的籍贯认同进行了社群的小地缘形塑。其中在府州地缘认同中,不同方言得以共处,再通过跨府州和跨省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深度联合,同时以清末原乡广东省和福建省汀州的行政区划作为社群认同的无形边界,以广东暨汀州公冢作为社群认同的有形边界,从而在距离原乡遥远的槟榔屿形塑了广东暨汀州社群(广东帮)。马来西亚各地区这种依赖中国原乡行政区划等级而形塑的地缘社群的组合模式不是整齐划一的,每个省级社群下面,都不是中规中矩地按照原乡府州行政区划来形塑的,而是跟随各地区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华人移民的内在发生机理而形塑的。

地域认同与社群边界——20世纪上半叶英属马来亚槟榔屿福建籍社群的形成

19世纪后期,繁盛一时的五大姓势力在槟榔屿开始走下坡路,原先被排挤的泉州社群开始崛起,兴化人和福州人也逐渐崭露头角,最终在20世纪初,在槟榔屿形成了与19世纪大相径庭的福建籍社群的面貌。相对于广东籍社群在19世纪的团结,原本与广东籍社群结合起来的汀州(龙岩)社群,被纳入福建籍社群,以槟榔屿福建会馆的成立为标志,马来亚槟榔屿福建籍社群最终形成。

祖籍观念、方言集聚与圈层认同——马来西亚槟榔屿大埔社群的形塑途径

槟榔屿大埔社群的认同因应地域和行政区划而呈现出立体的、分层次的特征,其通过韩江认同与永定客家互相抱团,因潮州府的地缘产生了潮州认同,又因客家认同而与嘉应、惠州、增城等社群取得联系,形成与广府人相颉颃的槟榔屿客家社群,最后与广府人、海南人等相结合形成槟榔屿广东暨汀州社群认同。以大埔社群为例,可见以中国原乡县份为基本认同准则的社群在南洋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采取了灵活认同的层次,以划定不同层级社群认同所能接纳的范围。

从《槟榔屿志略》看海外华人社会

《槟榔屿志略》是一部有关于东南亚的历史笔记,作者通过自身的观察和参考前人的著述,对槟榔屿的史地和社会经济均有较详的描述,尤其对于华侨的论述更值今人重视和研究。本文从清政府对华侨的政策、华人的经济以及华人的社会生活三方面探窥晚清的海外华人社会。

二十世纪初期的槟榔屿华人知识分子——以《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记载为例的分析

以宋蕴璞《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一书为主要研究材料、槟榔屿华人移民社会中的华人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简述了宋蕴璞笔下二十世纪初期的槟榔屿华人及其中的知识分子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基本情况,并对其在发起、推动和参与建设学校、发起书报社、筹办报馆、参与社团等方面的文化教育活动,以及他们漂泊海外的情感归依进行了分析梳理。

衍变与分异--英属海峡殖民地时期槟榔屿华埠住屋类型和文化取向

采用建筑类型学和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对英属海峡殖民地时期的槟榔屿乔治市海峡华埠住屋类型进行归类与文化取向分析,研究目的在于解读推动华埠住屋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背景,剖析华人住屋的功能性、文化性和适应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同类型的住屋反映出华人社会的阶级差异对住屋的形塑作用;第二,东西方文化此消彼长的拉力作用对住屋的形成和演变起到全方位的影响,这也促成了住屋建造者对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取向。研究丰富了住屋建筑的类型学内涵,也探讨了文化生产与空间表征的哲学建构。

20世纪初英属槟榔屿极乐寺与中国文人

19世纪末,来自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妙莲禅师在英属槟榔屿创建了极乐寺。但是一座寺院创修的出发点和建成后的社会形象,却并不完全一致。极乐寺创始之初,着眼于一座佛教寺院,且为福州鼓山涌泉寺下院,初创募捐也以弘扬佛法为名。建成以后,在中国文人的眼中,极乐寺则不仅仅是槟榔屿岛的风景名胜之一。在南洋英、荷殖民统治地区,在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族群混居的状态下,极乐寺以汉传佛教来填补华人的精神空间,也因其具有中华文化的因素,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

解读马来西亚槟榔屿乔治市街道景观的文化多样性

马来西亚槟榔屿乔治市是一个在多元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城市,汇聚了马来西亚的三大种族——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其历史街区富有文化多样性,为日常交通、商业活动、宗教祭祀活动、各民族日常生活提供空间。但随着乔治市的城市发展,人口急速增长,街道景观的文化多样性遭到威胁。随着国际事件引发的多元文化保护浪潮,槟榔屿成功登陆世界遗产名录,以及马来西亚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槟榔屿乔治市历史街区文化多样性保护面临多样的契机和挑战。

英属海峡殖民地时期槟榔屿华埠住屋的社会权力关系与空间生成机制(1826~1946)

槟榔屿在历史上是英属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殖民地华埠聚落中华人住屋是映射殖民主义时代背景和华埠社会结构的重要证据。本文采用建筑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槟榔屿乔治市华埠的住屋类型进行归类与分析,研究的目的在于从历史的角度归纳和分析华埠住屋类型,解读推动华人住屋发展与演变的社会权力关系与空间生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华人住屋的功能性、文化性和适应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不同类型的住屋反映了华人社会的社会权力关系和空间生成机制对住屋的形塑作用;第二,东西方文化此消彼长和相互融合的拉力作用对住屋的形成和演变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这也促成了槟榔屿华人住屋建造过程的东西方文化双重取向。

宗族、方言与地缘认同——19世纪英属槟榔屿闽南社群的形塑途径

1786年槟榔屿开埠,属于英属东印度公司管辖之下,1826年和马六甲、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隶属英属印度马德拉斯省。1867年,海峡殖民地才改为皇家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由英国殖民地部直接管理。伴随着槟榔屿开埠,华人迅速涌入,在19世纪初就在乔治市东南沿海处形成聚居区,这些建筑成为今日槟城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里的华人就成为马来西亚华人史重要的研究内容,本文所描述的大背景,就是19世纪的槟榔屿乔治市。

二战前后槟榔屿潮州会馆组织结构的变迁——以1947年会馆修改章程为案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槟榔屿潮州会馆的组织结构实行的是信理员领导下的总理负责制。二战之后,马来亚华人社会经历剧烈的变迁,潮州会馆旧有的组织结构已无法满足会馆发展的需要。面对新环境的要求,会馆全体同人于1947年通过修改章程,改革了会馆的组织结构,新章程所确定的三级制原则,扩大了潮州会馆的权力基础,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马来西亚槟榔屿乔治市华人店屋建筑演变研究(18世纪末-20世纪末)

槟榔屿乔治市从殖民时代的早期开始在随后的两百年时间中,伴随着华人移民主体在乔治市的繁衍生息和多元文化的社会环境,乔治市华人店屋建筑经历了建筑类型、建筑风格以及建筑材料使用上的演变.本研究从起源、移植、杂合,成型4个阶段对店屋建筑的形成与演变进行研究,并以时间脉络为主线,总结各个时期店屋建筑所采用的建筑风格、建造特点、建造材料.对乔治市店屋建筑的理解与分析是进行总体历史城镇景观保护的前提和基础.

槟榔屿华人社会组织的历史演变

文章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切入,阐明槟榔屿华人社会组织在不同阶段的创立,其类型区别,及历史作用的演变,用以解构它们的实际社会角色,既强调它们所展现的正能量,也触及它们的负作用。

开漳圣王信仰的槟榔屿境遇——宗姓公共属性与民间公众属性互牵下的演变

一、前引:同在一片土地,各自开花结果自英国殖民者1786年经略槟榔屿,岛屿上的华人神明,大多是随着中国先民南下贸易以及开拓土地的足迹,陆续南下,在地方上接受人们建庙崇祀。在华人又称之为"槟城"的这个岛屿海港都市,至今庙宇林立,其中不少庙宇留下了捐献名单密密麻麻的清代碑铭。这其中大部份捐献者的生平来历虽然已经难以考证,但留给后世的残碑破瓦。

CHEONG FATT TZE 宅第的适时重建,槟榔屿,马来西亚

场地面积:5 888m2项目造价:200万美元(人民币 1660万元)业主:Cheong Fatt Tze 宅第公司机电工程师:Penkonsult 股份有限公司主承包商:萨里卡特兴发工程公司(重建工程)

孙中山在槟榔屿

1910年,孙中山将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移设槟榔屿(旧名庇能),在此召开了策动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庇能会议"。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就设在槟榔屿打铜仔街120号;同样是在这里,诞生了作为革命机关报的《光华日报》。打铜仔街120号老屋至今依然保存完好,见证了槟榔屿革命支持者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原址上建立了现在的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由邱思妮女士负责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