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教坊及内教坊乐官考论

教坊的乐官包括梨园教坊使、教坊使、教坊副使、都判官、判官、都都知和都知等,教坊的高级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乐官则由精通音乐的乐工担任。尽管有的教坊乐官深受皇帝宠信,但教坊乐官的地位并不高,他们在任职方面颇受限制,其地位要比其他的官员低。唐代的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

盛唐乐官编制、乐人数量问题探析

唐代音乐文化的繁盛与当时完善的礼乐政策、管理机制及培训制度密切关联。在管理体制方面,唐朝在继承前代乐府机构的基础上,改革和创新了音乐的社会管理体制,不仅扩展了新的宫廷音乐机构,同时加强了地方州县音乐、军营音乐的建设,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以培养训练专业乐工为主的庞大的管理系统。在乐籍管理、人才培训、考核方面也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保证措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传统音乐文化的延续发展。从盛唐时期乐官编制、乐人数量规模问题的考察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唐代音乐繁盛的内在必然性及特殊性。

先秦盲人乐官制度考

中国古代曾经历了一个巫、史、诗和乐集于一体的瞽朦文化时代。盲人乐官制度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传说中的瞽朦作瑟，到《夏书》“瞽奏鼓”，到殷人的瞽宗，到周代大量的盲人宫廷乐师，他们听律修声、祭祀登歌、讽谏说唱，他们既主持礼乐活动，又负责音乐的声教传播。

太平天国音乐典官制度解析

太平天国的职官等级可能是历代王朝中最为复杂、最为泛滥的。在太平天国,王、侯各府设典乐衙,自丞相至指挥各行政机关设典乐馆,其中典乐馆具有典乐衙同样的工作和任务,通常我们将典乐馆同典乐衙相提并论,是因为它同典乐衙一样,皆是奏乐机构。王侯府中典乐衙里的典官有典乐和典锣之分。从职业来讲,典锣只主敲锣之事,典乐则主敲锣以外的其它所有吹打乐事。

乐官制度形成于商代后期考

从文献资料、考古材料、文化发展传承等角度进行论证,可见古代的乐官制度至迟形成于商代后期。这一观点的提出,可为古代乐官制度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也希望能为古代历史、古代乐舞、古代戏剧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古代乐官重要功能述论

古代乐官的功能多种多样,其中正乐功能主要包括校正乐律、修造乐器、采集并编订民间歌舞、校正并重建前朝乐舞等四个方面;传播功能包括横向传播及纵向传播两大类;文化保存功能主要包括历史的保存、乐舞戏剧的保存、乐谱的创造与利用等几个方面;而教育功能的发展变化则与古代学政和乐政的变迁息息相关。以上四种功能虽历经变迁,却能始终贯彻持续,因而对古代社会、古代文化、古代音乐戏剧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由乐官迁移看两周雅乐制度之形成与消解

乐官的迁移,是了解西周雅乐形成和消解的一条重要线索:首先,殷乐官奔周,为西周雅乐体制的建立,提供了资源和借鉴;其次,西周时的赐乐制度,一方面为雅乐下行各诸侯国提供了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又为雅乐制度在各诸侯国的施行提供了保证;最后,春秋时期的贿乐制度,使得郑国的女乐和乐官受到普遍欢迎,从而造成了新乐对雅乐的冲击。

唐代梨园乐官新证

梨园的乐官由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组成,其中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是高级管理者,由宦官担任,不一定具备音乐才能。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是低级乐官,不由宦官担任,具备较高的音乐才能,在梨园从事具体的音乐工作。

晚唐五代宫廷乐官制度考述

晚唐五代时期的宫廷乐官设置,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教坊系统的乐官职能已从太常系统的统一管理中分化出来,宫廷音乐活动的重心也日益向教坊方面转移。与中晚唐以来宦官介入政治生活的背景相联系,晚唐五代时乐官的地位也在不断攀升,这为宫廷音乐生活的娱乐性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总体上,晚唐五代时期的乐官制度开创了新的局面,为宋代乐官制度提供了制度上的范式。

周代乐官与《诗经》的传播

《诗经》作为乐歌和语言交流的工具,其传播与周代的乐官有着密切的联系。乐官传播《诗经》的方式 主要有三种:一是《诗经》的教育,二是以《诗》讽谏时王,三是典礼中演唱或演奏《诗》。"乐语"、"六诗"直接促进了 《诗》的传播。

先周乐官探徵

本文所论述的"先周乐官",是泛指西周以前的历史时期从事音乐的专门人员和与音乐相关的专门人员。这里面包括:五帝时期、夏、商代的巫史,以及各级乐官、乐师和乐工。他们的乐事活动在先周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音乐史学的角度对先周时期的乐官进行研究,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先周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夷乐官与夷夏之辨--《周礼》乐官与先秦乐文化源流考述

周代宫廷设立"四夷"乐官与"夷夏"观念有关。"夷夏"本非族称,其称谓源于古老的贡纳制度。"夷夏之辨"只是以"斗极崇拜"为根据的传统"中国"观念或"天下"观念的反映,它喻示了礼乐因袭的传统及中国文化多元熔铸的基本模式。

五代十国乐官述略——兼论戏剧乐舞问题

五代十国时期,宫廷乐官主要有太常乐官和教坊乐官两大类,这种制度在架构上虽与唐朝近似,但太常乐官与教坊乐官之间的关系及彼此间势力的消长却较唐时大为不同。此外,五代十国乐官制度体现出承唐启宋的特点,尤其是教坊地位的提高、宴乐部伎的改属、教坊部色的设置等,对宋代乐制的形成及戏剧乐舞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甘肃武威所出一组西夏汉文乐官文书考释

本文主要对《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6册第272页至273页所刊《请假条残页(2—1)》《请假条残页(2—2)》和《光定二年公文残页》三个编号的文书进行分析,认为二者书法风格相近,二者笔迹相似,二者行距相同,二者内容相关,应出于西夏同一位书手,应是与西夏西凉府'乐官''西路乐府管勾官所'有关的同一组文书。这一组文书对于反映西夏的'乐人''乐官'制度、汉文文书制度和西夏官制具有重要意义,值得特别关注。

西周乐制蠡探

西周乐制不仅是展示周代文明的窗口,更是中国礼乐精神得以形成的最初保障。在乐官层面,已经具备了严密的职阶体系,乐官与乐工各司其职,为道德普及、技能培训、娱乐活动提供整体支持。在乐舞层面,秉持雅正宗旨的前提下,人性因素的影响、民族成分的残留以及对风诗的吸收,为民间文艺的繁荣留下了空间。在乐器层面,雅乐乐器及其组合方式的多样化,不仅标志着礼乐制度的规范化,而且使“器以藏礼”成为可能。乐官、乐舞、乐器虽非乐制之全部,但却构成了展现西周理性鬼神信仰和雅正观念的物质载体。

十六国乐官制度钩沉

十六国政权或"全用汉制",或实施"胡汉分治",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汉人的制度,所以往往有乐官机构的建置。对此展开稽考可知,后赵、前秦、前凉、慕容诸燕、后凉等国留下的乐官史料相对较多;从中又可看出,这些国家的乐官制度或较有规模,或较为完善;在乐官制度统辖下的一大批伶官乐器和歌舞艺人,对于保存礼乐传统、传承音乐文化和戏剧艺术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相关探讨,可以为音乐史、戏剧史、官制史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论乐官源出于巫官

专职乐官正式出现于商代的后期,在此之前是巫官而兼乐官的形态。乐官出于巫官,有诸多考古学材料和民俗学材料可资佐证。此外,从礼乐仪式源于原始巫术仪式的角度观照,也可以证明乐官出于巫官的观点。

西周前期乐官考

从考古文物材料的角度看,西周前期乐官有龠、司鼓钟、司乐等几种;从传统文献材料的角度看,则有籥人、瞽、太师、少师等几种;由此可见,西周前期的乐官制度已经初具规模。再从传承的角度来看,西周前期乐制对于殷人乐制既有沿袭复有革新;而据《周礼》记载,西周中期以来的乐制已经极度繁荣,但亦有多种乐官明显渊源于西周前期;因此,西周前期乐官制度在上古音乐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大晟府词人及乐官编年考略

大晟府词人及乐官的编年,有助于宋代文学及职官研究的深入。今据相关史料,在前贤所考定29人的基础上,新又考出40名大晟府乐官。其中,对44名"可考任时和官职的大晟府词人及乐官"作了大致的编年,其余26人则归入"待考任时或官职的大晟府乐官"部分,以供学界进一步研究。

汉乐府中“郎官”问题考论

汉乐府涉及到的若干官职名称中,郎官即为其一。联系汉代官制及汉代官僚的一般仕历,考察郎官制度的沿革及郎官的选拔途径,可以考见汉人热衷于郎官的原因,也就能够认识到汉乐府虽然是民间歌谣,但在口头流传的过程中,其中所涉的官职与汉代的官制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