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人才振兴政策执行因何遇阻?——基于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模型解释

乡村人才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然而,乡村人才振兴政策的实际执行效果似乎与预期不符,政策执行部分呈“梗阻”特征。通过构建政策模糊性与冲突性的测量指标,根据政策文本流变对政策执行过程的整体呈现分析政策执行遇阻的原因何在。分析发现:乡村人才振兴政策在自上而下的文本流变中,政策模糊性递进下降、冲突性递进上升,流转至县级政府时表现为政策模糊性降低而冲突性升高。逐层清晰的政策内容和层层施压的传导体制促使政策执行任务集中于县级政府,造成执行压力下沉,继而导致乡村人才振兴政策执行遇阻。后续的政策调整应致力促进政策执行类型的积极转化和分解县级政府的政策执行压力,助推乡村人才振兴工作更好更快向前发展。

由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模型看房价调控领域的“政令不出中南海”

"政令不出中南海"是对于中央政令不畅,出现政策执行偏差的形象描述,而在房价调控领域所出现的"越调越高",调控政策几乎没有成效的现象,也就是对于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实印证。在大部分分析房价调控领域所出现的政策执行偏差的文章中,都将矛头指向了地方政府,认为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之中的保护地方利益等行为,是导致房价调控政策失效的主要原因。但是,仔细研究房价调控的政策会发现,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存在的问题,也是导致"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关键性因素,政策的模糊性、冲突性的结合使得房价调控政策的执行存在着巨大困难,这是不能够被忽视的。

地方政府如何执行新能源汽车产业补贴政策?——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研究

政府补贴政策是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地方政府差异化执行补贴政策的逻辑是分析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动力的重要切入点。文章基于“模糊—冲突”模型,运用熵值法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补贴政策执行支配性要素评价体系,发现影响新能源汽车产业补贴政策执行的优势支配性要素为“情境”的地区数量最多,而优势支配性要素为“权力”的地区数量最少。在此基础上,发现地方政府执行新能源汽车产业补贴政策是基于该地区既存的优势支配性要素类型,通过调整政策“模糊性”和“冲突性”,使政策执行模式不断趋近与该地区既存的优势支配性要素相匹配的执行模式的过程。研究结论有助于发展和完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机制研究,对政策的有效落实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官员向下表态与政策执行过程匹配研究——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分析

官员向下表态和政策执行过程的匹配研究是公共政策研究的空白之一,向下表态是官员在科层体系中分配政策执行权力的方式。官员向下表态可引发四种公共政策执行模式:基于政策资源的行政性执行、基于行政强制力的政治性执行、基于地方情境的协商性执行和基于社会网络的权宜性执行。行政性执行主观性强,容易产生公共资源浪费;政治性执行缺乏权力监督,容易造成执行偏差;协商性执行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引发政策执行的“次优绩效”;权宜性执行滋生形式主义,容易引发基层“空转”。在政策精确化、社会智能化和行政责任化的背景下,官员向下表态时,应提升表态清晰度,避免模糊表态,提升表态能力,克服表态失灵,提高表态责任,摒弃避责心态。

师范生教育政策执行模式探究——基于“低模糊-高冲突”动态转化的视角

师范生教育政策有效执行是促进职前教师优质培养和推动教师队伍专业化的重要保障,而当前政策制度与现实情况存在一定冲突。将“模糊—冲突”理论模型与师范生教育政策的动态执行情境相结合,发现2007年以来我国师范生教育政策经历了目标导向多元共存与主体利益短暂兼容的试验性执行、程序操作亟待细化与主体利益冲突显现的象征性执行、制度体系转型优化与违约人数居高不下的政治性执行三个阶段。其中,共识、屏障与自由裁量是自下而上推动试验性执行转向象征性执行的重要因素,政策文本清晰规范与政策制定主体权力持续强化则是自上而下推动象征性执行转向政治性执行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提出优化我国师范生教育政策执行模式的构想,即:中央政府与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协力推进师范教育政策的地方辐射过程,地方政府与地方师范院校转变冲突性质以促进我国师范生教育政策主动变通执行,持续完善师范生教育元政策与配套政策体系。

我国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视角

随着2018年国家电影局4号文件的发布,我国新一轮的发行放映机制改革已经开启,而政策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有效的执行。因此,本文借用"模糊—冲突模型"对我国电影史上两次发行放映机制改革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行分析,提取影响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从政策目标及方案、管理体制、权力制衡、评价机制等方面对新一轮的改革政策的有效执行提出建议。

模糊性政策执行模式的动态转换逻辑——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政策为例

目的:在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模糊性日益成为公共政策的显要属性。缘于模糊性,政策执行过程往往伴随执行模式的动态转换,而学界对该转换过程和机制缺乏足够探讨。方法:本研究基于修正的模糊—冲突模型和多源流模型,构建了一个解释模糊性政策执行模式动态转换的分析框架,并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政策为例对模式转换逻辑进行了阐释。结果:同一项模糊性政策在执行中会经历从试验性执行到象征性执行,再到政治性执行,最终进入常态化行政性执行的动态转换过程。促使执行模式转换的原因与对应阶段的主导动力源流密不可分。结论与建议:细化的执行手段、清晰的权责关系、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动、充足的执行资源及数字化技术都有助于降低政策的模糊性和冲突性,提升政策执行效果。

模糊性社会政策的双轨执行与运作逻辑--以上海“政策找人”为分析中心

随着“乌卡时代”的来临,模糊性愈发成为当前社会政策的重要属性。基于上海“政策找人”的实践经验,对这一社会救助领域的模糊性政策的执行过程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垂直性政策执行链,政策执行主体倾向于通过提高政策模糊性的方式降低政策冲突性,在从国家、省市到区的政策传递中,逐渐由试验性执行转为行政性执行再转为试验性执行,由此产生了政策执行的第一重偏差——政策目标缩减;在基层政策执行链,政策执行主体以降低模糊性的方式来应对政策执行中的冲突性,在高支持性情境中由试验性执行转向行政性执行,在低支持性情境中则由试验性执行转向象征性执行乃至政治性执行,由此产生了政策执行的第二重偏差——政策目标替代。对复杂环境下的模糊性政策执行,需要进一步关注中间层级政府对政策执行的再模糊化策略,以及对政策执行偏差的情境性理解。

地方政府数据共享政策执行的探索性案例研究——对“模糊——冲突”模型的反思

数据共享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石,也是近年来政策反复强调的重点工作之一。长期跟踪调研发现,三个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低模糊——高冲突”的数据共享政策时产生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执行方式,这反映出“模糊——冲突”模型在面对中国政策执行实践时解释力不足的缺陷。本文基于扎根理论,对地方政府如何执行中央“低模糊——高冲突”政策展开了多案例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作为政策执行者时可以细分为名义执行者和实质执行者,两者之间的内部博弈不容忽视。第二,地方政府通过命令执行、妥协执行或合作执行来推进中央的“低模糊——高冲突”政策。其中的“合作执行”是由属地化“政策网络”导致的新型政策执行方式,具体表现为实质执行者与名义执行者的主动合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对于执行“低模糊——高冲突”政策的地方主政者来说,政策网络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时空因素对政策执行的影响与高效执行机制的构建——基于A省与B省“双碳”政策执行的案例分析

超大治理规模条件下,政策执行空间与执行周期是影响公共政策执行不可忽视的重要外在因素。为验证、探讨时间与空间因素如何影响我国长周期的政策执行,选取A省与B省的“双碳”政策执行过程为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执行偏差产生和加剧的主要机理在于时空因素,即执行空间与执行周期影响政策执行目标的模糊性与冲突性;技术因素具有时间缩短与空间扩大双重叠加效应;基于时空因素的高效执行机制缺位是运动式执行的重要原因。构建高效政策执行机制必须同步考虑时间与空间的因素,建立相应具有时间和空间缩减功能的机制,提高政策执行力;技术手段(尤其是数字赋能)可通过缩短政策执行周期、扩大政策执行目标的适应空间的方式来降低执行目标的模糊性与冲突性。

基层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执行模式的转换:路径和机制——以B市停车自治政策在M社区的执行过程为例

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在我国一定范围内存在。文章将时间引入模糊-冲突政策执行模型,探讨基层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执行模式的转换路径和机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果没有掌握资源的优势联盟的推动,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容易在基层出现执行阻滞。当政策被高位推动时,政策目标、程序性规则的模糊性和执行者间的冲突会降低,使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转换为中模糊-中冲突型政策;相应地,执行阻滞被突破,出现政策的悬浮性执行。目标群体的广泛参与有利于降低政策的实质性规则模糊,还有利于缓解政策执行者与目标群体之间以及目标群体内部的冲突,使中模糊—中冲突型政策进一步转换为低模糊-低冲突型政策;相应地,悬浮性执行的政策又进一步转换为以资源为关键要素的行政性执行。基于此,文章尝试建立一个契合中国政策实践的基层政策执行解释框架。

政务数据共享为何“有量无质”?——基于动态“模糊-冲突”模型的政策文本分析

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以政务数据共享为基础,建立多场景、智能化的数据应用体系,实现组织间业务的联通、协同和整体政府的平台化变革。当前,政府数据治理中出现了数据供需失衡、高价值数据资源沉睡等政务数据共享“有量无质”的问题。本文以55份央地政务数据共享政策为研究素材,在传统“政策工具”的三维分析基础上,融入了“数据生命周期”与“模糊-冲突”的模型,以动态性的视角判别政务数据共享政策的执行问题。研究发现:政务数据共享政策执行中,先后经历了试验性执行、行政性执行、象征性执行、政治性执行和试验性执行的过程。模糊性和冲突性的动态变化特征证明,央地两级政府对政策目标和使用的政策执行工具存在认识偏差,政策注意力和政策清晰度存在分阶段的非均衡性问题,最终会影响政务数据共享政策的实施。

大数据视域下的贵阳市垃圾分类政策执行与产业发展研究——基于模糊—冲突理论模型

近几年,大数据在垃圾分类领域的应用不断普及,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但是,由于我国运用大数据的时间较发达国家来说比较晚,在大数据的应用技术方面还不够成熟,还有待研究和开发。因此,以贵阳市为例,通过模糊—冲突理论模型分析贵阳市的垃圾分类政策执行现状,进而对垃圾分类的产业发展进行研究,探讨更加完善的大数据垃圾分类治理措施,以期助推贵阳市垃圾分类治理朝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目标。

模糊政策的执行策略研究——以湖北省武汉市W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调查为例

公共政策有冲突性和模糊性两大根本特性,当某一公共政策具有高模糊性和低冲突性时,被称为模糊政策。本文基于对湖北省武汉市W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调查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湖北省下发的《关于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一指导性文件给下级乡镇政府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留下了很大的弹性空间,但乡镇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选择式执行和机械式执行等情况,显现出了模糊政策背景下政策执行的负面效果。学者在将来可基于本文继续研究论证如何避免因政策的模糊性而导致下级政府使用对应的执行策略却最终未能实现良好政策效果的问题。

“模糊—冲突”模型下的私营企业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私营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吸纳的就业人员众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私营企业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执行存在较大偏差,对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本研究主要采用访谈方法对珠三角地区私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引入模糊—冲突模型进行政策执行过程分析,辨识出养老保险政策在私营企业执行的高模糊性和高冲突性的政策性质,找出了影响私营企业养老保险政策执行结果的关键性因素。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因何遭遇阻滞——以宁夏银川市社区减负增效改革实践为例

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是我国基层社会构建“多元共治”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但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实际效果偏离了预期目标,不仅不利于解决社区行政负担过重的问题,也难以真正做到“还权、赋能、归位”于社区。研究发现,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遭遇阻滞的主要原因在于社区可支配资源匮乏、各执行主体间权力不对等、执行者交叉利益考量失衡、政府层级领导力的程度不均等。为进一步推动社区减负增效政策的良性落地,亟须全方位整合社区可支配资源,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优化社区赋权增能,完善执行者利益表达机制,廓清街道和社区职能定位。

城市基层治理“软硬兼施”的政策执行逻辑

城市治理从传统威权管理向现代城市善治转型的现实,对城市治理政策执行者提出了更高的治理智慧考验。在城市基层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的环境下,政策执行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执行逻辑。基层官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冲突是如何重塑基层治理的?结合中国的政策执行实际和政策过程的复杂多变,通过田野调查和文本分析的方法,本研究欲从事实层面探究理论意蕴,刻画基层政策执行者“软”“硬”兼施的执行逻辑。借助模糊—冲突理论模型,以城市基层流动摊贩治理的动态政策过程为例,关注基层政策执行“发生了什么”和追寻背后的政策机理,同时对模糊—冲突模型进行深入阐释并做修正。

政府应急响应策略研究--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事件过程分析

忠实性响应中央的疫情防控部署是抗疫决胜的关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方位检验了国家应急响应能力,并为地方政府应急响应策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实践。文章构建了地方政府应急响应策略的分析框架,遵循“应急策略—事态变化—事件结果”的演化逻辑,对地方政府的防疫效果展开事件过程的分析。研究发现,政府应急响应策略可以根据“指令清晰度—执行难度系数”两个维度归纳出忠实性响应、政治性响应、选择性响应和备案性响应四种响应策略。文章认为可通过提升指令清晰度、降低执行难度系数来推动地方政府忠实响应中央的应急管理方案,提升应急管理能力,推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

地方政府执行高冲突性政策的困境与路径——基于J省A县秸秆禁烧政策执行的分析

本研究聚焦我国县级政府的秸秆禁烧政策执行过程,选取东北地区J省A县为研究对象,以模糊—冲突模型为理论视角,对政策执行的冲突性及缓解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秸秆禁烧政策作为一项低模糊、高冲突的政策,权力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强力型强制权力、规范型强制权力、报偿型权力与信仰型权力分别作用于缓解纵向层级间、横向部门间和政策主客体间的冲突。研究为评估政策冲突性提供一个可操作化的分析框架,并阐释了决定性要素在缓解政策冲突过程中的运作逻辑和作用机制。

隐藏的秩序: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悬浮表征与落地路向

受专业群建设本身所具备的模糊性程度和冲突性程度,以及高职院校自身行动逻辑的影响,一些高职院校选择"纸上谈兵式""命令服从式""趋易避难式"和"名不副实式"的"悬浮化"专业群建设行动。为推进专业群建设落地,需明确专业群建设标准及优化建设环境,重塑实践性行动逻辑;嵌入专业群建设"时间—结构—关系"维度,完善适当性行动逻辑;基于专业群建设"标准+特色"的弹性考评,优化结果性行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