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性政策执行模式的动态转换逻辑——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政策为例

目的:在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模糊性日益成为公共政策的显要属性。缘于模糊性,政策执行过程往往伴随执行模式的动态转换,而学界对该转换过程和机制缺乏足够探讨。方法:本研究基于修正的模糊—冲突模型和多源流模型,构建了一个解释模糊性政策执行模式动态转换的分析框架,并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政策为例对模式转换逻辑进行了阐释。结果:同一项模糊性政策在执行中会经历从试验性执行到象征性执行,再到政治性执行,最终进入常态化行政性执行的动态转换过程。促使执行模式转换的原因与对应阶段的主导动力源流密不可分。结论与建议:细化的执行手段、清晰的权责关系、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动、充足的执行资源及数字化技术都有助于降低政策的模糊性和冲突性,提升政策执行效果。

政策模糊性会影响治理绩效吗?——基于“无废城市”试点政策的实证分析

治理绩效是衡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指标,直接反映了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有效性。政策模糊性是治理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政策工具的模糊性均会对治理绩效产生影响。以“无废城市”试点政策为例,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分析政策模糊性对治理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中央政策目标还是地方政策工具的模糊性都会降低治理绩效,但两者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央政策目标的模糊性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更显著,地方政策工具的模糊性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更直接,但其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模糊性社会政策的双轨执行与运作逻辑--以上海“政策找人”为分析中心

随着“乌卡时代”的来临,模糊性愈发成为当前社会政策的重要属性。基于上海“政策找人”的实践经验,对这一社会救助领域的模糊性政策的执行过程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垂直性政策执行链,政策执行主体倾向于通过提高政策模糊性的方式降低政策冲突性,在从国家、省市到区的政策传递中,逐渐由试验性执行转为行政性执行再转为试验性执行,由此产生了政策执行的第一重偏差——政策目标缩减;在基层政策执行链,政策执行主体以降低模糊性的方式来应对政策执行中的冲突性,在高支持性情境中由试验性执行转向行政性执行,在低支持性情境中则由试验性执行转向象征性执行乃至政治性执行,由此产生了政策执行的第二重偏差——政策目标替代。对复杂环境下的模糊性政策执行,需要进一步关注中间层级政府对政策执行的再模糊化策略,以及对政策执行偏差的情境性理解。

中国地方政府如何执行模糊性政策?——基于A市“厕所革命”政策执行过程的个案研究

中国多层次复杂治理体系下地方政府如何执行模糊性政策缺少深入研究。本文以马特兰德模糊-冲突模型和金登多源流框架为理论基础,构建了中国地方政府模糊性政策执行解释框架和命题,对A市"厕所革命"政策执行过程展开案例研究。研究发现: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的模糊性和执行方式会发生改变。高模糊低冲突政策通过制定执行细则会转化为行政性执行,财政资源配置是重要的支配要素。高模糊高冲突政策缺少执行资源会造成执行阻滞。当有利于政策执行的问题流、政治流与政策流汇聚并出现执行企业家,政策执行进程会重启。重启后的高模糊高冲突政策通过制定执行细则会转化为政治性执行,传导压力是重要的支配要素。本文的贡献在于从动态视角修正了模糊-冲突模型,拓展了多源流框架在政策过程研究中的应用范畴,丰富了中国场景下模糊性政策执行的研究视角和成果。

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的模糊性与实现形式研究

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是我国未来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然而,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的模糊性以及实现形式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其科学贯彻落实和政策目标的实现。本文首先从起算时点、衔接过渡方式、土地承包期限、土地权能响应状态、配套的利益协调机制五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的模糊性。然后,基于五个方面模糊性的化解,从公平和效率的理论视角构建起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的实现形式。最后,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的模糊性化解以及顺利贯彻落实需要做到三点:第一,应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之纳入法律轨道;第二,妥善解决相应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前瞻性问题;第三,推动土地产权制度、征地补偿制度与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

试点政策的模糊性与扩散模式分析——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与实践样态

政策试点推动了中国改革进程,是理解中国政策扩散的本土化机制。相较于西方联邦制国家分散的政治结构,中国的政策扩散是建立在纵横交织的府际关系基础之上的,央地政府权力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模糊性是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将其嵌入政策扩散,就为解释政策属性与扩散模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根据政策模糊性这一属性,将试点政策的扩散模式分为倡议式、扩张式、驱动式、互动式四种类型,可以了解不同类型扩散模式的内涵和逻辑。

政策模糊性、内外部监督与试点初期执行:基于“新农合”的比较研究

中国许多政策是从试点开始逐渐发展成完整的全国性制度的。开展政策试点的初期,地方政府都会面临政策内容的模糊和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本文研究各级地方政府在政策试点初期,面临政策模糊性较高时,政府内部监督(即上级政府的监督)和外部监督(人大和政协的监督)对试点执行的影响。本文利用新农合试点初期X省和Y省的四个县(市)的试点执行情况,进行比较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在试点初期,基层政府会面临政策内容、岗位职责等方面的模糊性。这时如果仅仅依靠上级政府用控制型的硬性指标监督基层政府,容易导致基层政府的歪曲执行。但是,当内部和外部监督相结合时,监督有利于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和政策创新。

审慎、稳健、刚性的产业政策与“有为”政府: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疑问、思考和补充

在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中,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该实施产业政策",而是"应该实施哪一类产业政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通常是在"少犯错"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两个目标之间进行抉择,"少犯错"意味着犯错的可能性降低,但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高速增长的可能性"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很高,但犯错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的概率也很大。如果将增长速度放缓称为第一类错误,犯错称为第二类错误,则两类错误的概率之间存在替代性关系。产业政策立法会大大降低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随意性,提升政策的规范性,从而减少在前瞻、相机抉择和弹性产业政策犯错的概率。

老年社会工作政策的目标和政策工具研究——基于58份中央政策文本的分析

老年社会工作政策是规范和支撑老龄事业和社会工作融合发展的制度依据。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以58份中央层级老年社会工作政策为样本,探讨老年社会工作政策的起源与发展、政策目标的分布、政策工具的组合配置,以及工具模糊性的问题。研究发现,老年社会工作的政策目标重心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上,政策工具形成了以供给和环境型为主的工具结构,我国建立起涵盖目标对象、服务内容、参与老龄事业方式、监督管理、激励措施的老年社会工作政策框架。但老年社会工作政策存在政策工具结构失衡、政策模糊程度高的问题。因此,建议优化工具配置,提升政策清晰度,推进老年社会工作政策的法制化进程。

运动式治理降低环境信息公开质量?——实证依据与理论解释

环境信息公开是政府与社会对企业环境行为进行监管的重要信息型政策工具,中央环保督察亦被视为环境监管的运动式治理手段,而目前关注中央环保督察作用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表现的实证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自2016年至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对国家重点排污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质量的影响,发现被督察地区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质量显著下降。本文结果说明了运动式治理与自愿性、模糊性和长期性信息型政策工具错配,不利于建立环境监管的长效治理机制。研究结论对运动式治理和政策执行理论做出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