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模糊性治理及其智慧法治转型——以社会组织治理为中心

模糊性治理是国家在治理主体、对象、目标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所选择的一种社会组织治理方式,具有意图模糊、职责模糊、身份模糊等一系列特征。模糊性治理具有回应时代需求、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等效度,同时也具有固化监护型控制逻辑、强化工具主义发展观等限度。模糊性治理会对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建设形成一定冲击,要实现模糊性治理的法治化转型,需要引入智慧法治的思路,一方面在形式法治层面构建“智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实现社会组织治理的个体化、精准化,并形成社会组织立法方面的中央与地方协同用力;另一方面在实质法治层面需要合理运用智能科技手段,既实现从“单中心治理”到“合作治理”的全面转变,又通过“数字协商民主”的方式,努力提升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决策的可能性和能力。

“模糊性治理”的理论系谱及其诠释: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

无论是就公共管理的"约束条件"、"治理机制"抑或"行动策略"等而言,皆存在明显的刻意或无意的模糊性;影响到政府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譬如决策、执行与评估)与维度(譬如环境、制度、组织、机制与主体)。所谓"模糊性治理"(AmbiguousGoverning)是指当政府面对困境性的(譬如政策方案不成熟)、可争议性的政策议题,或者为应对价值或伦理上的两难情形,在治理机制、政策工具或行动策略上表现出来的具有"诠释灵活性"、"模棱两可"、"态度暧昧"、"不连贯性"或"不一致性"等特性的公共管理模式。在政府治理实践中,"模糊性治理"是一种惯常的现象;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和考察公共管理的大理论。在法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学界曾就"模糊性及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进行过较多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其理论系谱,以建构符合本土实践且同国际学界接轨的模糊性治理理论。

中国城市摊贩监管缘何稳定于模糊性治理——基于“新多源流模型”的机制性解释

中国(内地)城市摊贩监管行动缘何稳定于"模糊性治理"?在理论层面,这个研究问题关乎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选择的机会、内容与新的选择机会三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依据"新多源流模型",政策行动选择受到"议题流"、"行动流"和"规则流"等三种政策溪流(即"变量集装箱")的"流向"、"流量"和"水质"等变数的塑造和制约。政策溪流之间的离散或汇聚乃是一连串因果机制相互作用(即"机制串联")的结果。当政策溪流汇流之时,政策行动选择(或变迁)的机会之窗开启。特定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的选定及其稳定,需从政策语境、政策溪流、政策行动的属性(譬如模糊性治理的功能或政策效应)、决策者的意向性以及相关机制串联过程的交互作用中进行解释。换言之,为了深刻解释这种独特的政策选择现象与政策稳定现象,有必要综合运用机制性解释与功能性解释。前者着力于变量和因果机制的角度;后者则着力于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即"模糊性治理")所具功能的角度。考虑到行文,本项研究重点进行机制性解释。

模糊性治理: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逻辑

民办高等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营造公平、良性、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环境,成为民办高等教育治理的当务之急。通过梳理变迁脉络及其背后的治理逻辑发现,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经历了酝酿、构建、转向、重构、创新五个阶段,其制定及其发展深受社会环境、利益冲突和价值前提的影响,并在民办高校属性"、合理回报"等问题上存在模糊不清、诠释灵活甚至矛盾冲突等情况,呈现出明显且多样的"模糊性"。民办高等教育这一牵涉众多利益群体的公共领域,正是遵循"模糊性"治理逻辑形成政策系统,该系统两难情境下的策略性模糊和有限理性下的技术性模糊,为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包容性和政策空间。

模糊性治理：县域政府社会冲突治理运作逻辑

本文以县域政府社会冲突治理行为为分析对象,通过个案观察分析县域政府社会冲突治理的运作逻辑,进而从中观的视角认识中国地方社会秩序的性质。本研究提出了县域政府社会冲突模糊性治理的行动框架,具体表现为弹性应对、社会冲突治理交易化以及治理责任泛化等层面,具有行动规则的模糊化、是非与权利边界模糊化、层级权责和角色模糊化的特征,导致社会冲突治理行动后果模糊化。模糊性治理建立了制度化的行动框架,具有正式化、理性化、制度化的特征,但其内在具体的运作又具有模糊性、弹性化、差别化的实质合理性特征。这一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弹性,实现了地方总体社会稳定,但也产生了地方权威弱化、边际效益递减、权利与秩序不平衡等消极效应。为此,要着力提升县域政府制度革新能力,推进社会冲突治理规范化、法治化、社会化建设,建立融合型动态稳定机制。

治理周期与政策执行波动:基于城管执法的动态经验观察

政策执行波动是一个常见的行政现象。论文从城管执法波动现象切入,揭示了政策执行波动的内在特征。政策执行波动在执行力度的维度上具有动态均衡性,在时间序列上具有周期性。政策执行波动是模糊性治理机制和注意力分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执行者对不同治理模式的选择,对特定问题的聚焦程度,塑造了不同的执行力度及其持续时间。正确认识政策执行波动现象,有利于在政策实践中实现政策统一性和差异性、稳定性与适应性、持续性与灵活性的平衡。在政策实践中,应避免将政策执行波动反常化理解,避免在常规化和规则化的导向下,各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被摒弃。

等级体制下的契约化治理重新认识中国宪法中的“两个积极性”

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超大型国家治理的现状使得传统的等级制分权模式极易发生组织失灵现象。为了有效补救此弊端、减少治理成本,契约制分权模式作为一种可行的辅助手段在现实中被引入,由此所形成的宪法形态亦具有组织章程和长期性契约两种类型。进而,通过对于"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的两种解读可以发现,"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变通"和"行政发包制下的属地化管理"构成了该条款的两张面孔,而通过组织文化和模糊性治理的有效运行,压力型体制与行政发包制会相互嵌入,组织章程式宪法亦会转化成契约式宪法,具有关系性契约和不完全契约的典型特点。在终极意义上,经由"两个积极性"条款所衍生出来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名义权威与实质权威间的相互转换,使当代中国的央地关系结构可以在动态变迁中保持平衡,实现了等级体制下的契约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