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话语与地方实践:基于“模糊政策”的概念解释

政策弹性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议题,但以往多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理解。本研究尝试将决策与执行作为政策连续过程展开分析,讨论政策所具有的模糊属性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多样性的影响。以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过程为例,研究揭示了不同地方政府对社会治理创新有三种差异极大的实践方式,其根源在于政策话语本身的模糊空间。模糊政策具有特定的治理功能,让地方能够因地制宜调整政策方向,提升组织间合作程度,并提供治理创新空间。借助历史比较,研究也尝试分析社会治理创新作为模糊政策的演进方式及其问题。

基层政府模糊政策执行中的资源拼凑——基于X区“科创中国”试点的案例研究

模糊性日益成为现代公共政策的显著特征,资源约束是基层政府模糊政策执行中面临的主要障碍,严重制约了治理能力的提升。论文聚焦中国情境下基层政府推进模糊政策执行的过程机制,引入资源拼凑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并围绕X区“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开展过程追踪范式的单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当向上求解以降低模糊性的尝试失败后,整合利用现有资源的拼凑策略成为基层政府克服资源约束、推进政策执行的最佳选择。外部环境与内驱动力共同充当了基层政府实施拼凑行为的前因条件,制度环境变化带来的外部压力催生了立即行动的需求,新旧政策相容则提供了领导注意力及大量可供利用的现有资源。通过重组利用有形资源、创新服务提供进行技能升级、挖掘现有信息的潜在用途,资源拼凑使得基层政府短期内达成了良好的执行绩效,但也存在资源错配和政策目标空转的风险。

模糊政策的试验评估模式——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为例

政策试验既是高度不确定条件下推进政策创新的重要途径,也是检验政策有效性的一种评估机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模糊政策的试验评估分析框架,包括设置愿景目标、构建议题网络、生成试验方案、信息反馈与评估、政策变革与推广五个阶段。设置愿景目标阶段提供概念性知识,传递出新愿景、新理念,为模糊政策提供新价值、新导向。构建议题网络阶段形成对话场域,支持政策专家、地方官员与利益相关者参与,多方主体在试验中分享信息和交换意见,促进不同来源知识的交流。生成试验方案阶段将政策知识转化为具体内容,形成明确的试验路径。在信息反馈和评估阶段,决策系统持续收集试验的过程和结果信息,基于数据和证据,对政策试验作出评价。政策变革与推广阶段强调总结成功经验和优化政策措施。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案例研究表明,试验评估构建四方参与的议题学习网络,持续完善试验议题,提高了决策理性与正当性水平。

模糊政策的执行风险识别及规避:一个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模糊政策是单一制大国公共治理的常态选项,目的在留给执行者自由裁量权,便于及时解决社会问题。但执行者对政策文本的认知程度会影响到其行为的风险程度。运用行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解释模糊政策执行的风险级差,解构执行者基于损失厌恶和跨期损益对执行风险的识别机理,探寻有助于政策目标实现的助推机制。研究表明,模糊政策执行的风险级差与其所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密切相关,政策执行者基于损失厌恶会选择低风险的执行模式,这就需要以优化选择体系为导向的"助推"来明晰政策目标的关键信息,平衡政策激励的强度与范围,提高政策绩效评价的开放程度,提供公共政策的执行效果。

模糊政策的执行策略研究——以湖北省武汉市W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调查为例

公共政策有冲突性和模糊性两大根本特性,当某一公共政策具有高模糊性和低冲突性时,被称为模糊政策。本文基于对湖北省武汉市W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调查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湖北省下发的《关于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一指导性文件给下级乡镇政府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留下了很大的弹性空间,但乡镇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选择式执行和机械式执行等情况,显现出了模糊政策背景下政策执行的负面效果。学者在将来可基于本文继续研究论证如何避免因政策的模糊性而导致下级政府使用对应的执行策略却最终未能实现良好政策效果的问题。

模糊性政策执行模式的动态转换逻辑——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政策为例

目的:在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模糊性日益成为公共政策的显要属性。缘于模糊性,政策执行过程往往伴随执行模式的动态转换,而学界对该转换过程和机制缺乏足够探讨。方法:本研究基于修正的模糊—冲突模型和多源流模型,构建了一个解释模糊性政策执行模式动态转换的分析框架,并以异地就医即时结算政策为例对模式转换逻辑进行了阐释。结果:同一项模糊性政策在执行中会经历从试验性执行到象征性执行,再到政治性执行,最终进入常态化行政性执行的动态转换过程。促使执行模式转换的原因与对应阶段的主导动力源流密不可分。结论与建议:细化的执行手段、清晰的权责关系、自上而下的高位推动、充足的执行资源及数字化技术都有助于降低政策的模糊性和冲突性,提升政策执行效果。

政策模糊性会影响治理绩效吗?——基于“无废城市”试点政策的实证分析

治理绩效是衡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指标,直接反映了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有效性。政策模糊性是治理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政策工具的模糊性均会对治理绩效产生影响。以“无废城市”试点政策为例,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分析政策模糊性对治理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是中央政策目标还是地方政策工具的模糊性都会降低治理绩效,但两者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中央政策目标的模糊性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更显著,地方政策工具的模糊性对治理绩效的影响更直接,但其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模糊性社会政策的双轨执行与运作逻辑--以上海“政策找人”为分析中心

随着“乌卡时代”的来临,模糊性愈发成为当前社会政策的重要属性。基于上海“政策找人”的实践经验,对这一社会救助领域的模糊性政策的执行过程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垂直性政策执行链,政策执行主体倾向于通过提高政策模糊性的方式降低政策冲突性,在从国家、省市到区的政策传递中,逐渐由试验性执行转为行政性执行再转为试验性执行,由此产生了政策执行的第一重偏差——政策目标缩减;在基层政策执行链,政策执行主体以降低模糊性的方式来应对政策执行中的冲突性,在高支持性情境中由试验性执行转向行政性执行,在低支持性情境中则由试验性执行转向象征性执行乃至政治性执行,由此产生了政策执行的第二重偏差——政策目标替代。对复杂环境下的模糊性政策执行,需要进一步关注中间层级政府对政策执行的再模糊化策略,以及对政策执行偏差的情境性理解。

模糊政策的政策执行研究——以中国社会化养老政策为例

美国学者Richard Matland提出的"模糊冲突模型"是政策执行研究领域中一类具有较高影响力的解释模型。然而,该模型在对模糊政策的执行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未能说明模糊政策执行者的真实行动逻辑。本文以中国地方政府对社会化养老政策的执行作为案例,选取5个城市作为分析样本,进行多案例研究,尝试修正该模型的上述问题。研究发现,模糊政策的执行者会选择一定的"转化工具",将较难开展的"试验性执行"工作转化为较易完成的"行政性执行"工作。本文进一步对模糊冲突模型进行了修正,即政策执行者首先会识别当前政策执行类型,进而采取行动,掌握该政策执行类型所对应的包括资源、权力、转化工具、强力联盟在内的支配性要素,完成政策执行任务。这一修正解决了模型在模糊政策上的解释力不足问题,使该模型对政策执行的解释更加完整。未来,可基于本研究,探讨政策制定者在理解了政策执行者行动逻辑后,应采取怎样的措施规避政策目标置换行为。

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的模糊性与实现形式研究

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是我国未来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然而,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的模糊性以及实现形式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其科学贯彻落实和政策目标的实现。本文首先从起算时点、衔接过渡方式、土地承包期限、土地权能响应状态、配套的利益协调机制五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的模糊性。然后,基于五个方面模糊性的化解,从公平和效率的理论视角构建起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的实现形式。最后,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政策的模糊性化解以及顺利贯彻落实需要做到三点:第一,应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之纳入法律轨道;第二,妥善解决相应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前瞻性问题;第三,推动土地产权制度、征地补偿制度与户籍制度的联动改革。

试点政策的模糊性与扩散模式分析——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与实践样态

政策试点推动了中国改革进程,是理解中国政策扩散的本土化机制。相较于西方联邦制国家分散的政治结构,中国的政策扩散是建立在纵横交织的府际关系基础之上的,央地政府权力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模糊性是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将其嵌入政策扩散,就为解释政策属性与扩散模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根据政策模糊性这一属性,将试点政策的扩散模式分为倡议式、扩张式、驱动式、互动式四种类型,可以了解不同类型扩散模式的内涵和逻辑。

政策模糊性、内外部监督与试点初期执行:基于“新农合”的比较研究

中国许多政策是从试点开始逐渐发展成完整的全国性制度的。开展政策试点的初期,地方政府都会面临政策内容的模糊和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本文研究各级地方政府在政策试点初期,面临政策模糊性较高时,政府内部监督(即上级政府的监督)和外部监督(人大和政协的监督)对试点执行的影响。本文利用新农合试点初期X省和Y省的四个县(市)的试点执行情况,进行比较案例分析。研究发现,在试点初期,基层政府会面临政策内容、岗位职责等方面的模糊性。这时如果仅仅依靠上级政府用控制型的硬性指标监督基层政府,容易导致基层政府的歪曲执行。但是,当内部和外部监督相结合时,监督有利于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和政策创新。

政策模糊视阈下试点政策执行机制研究——基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案例分析

试点是中国政策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现有研究多从政策制定和政策创新扩散的视角研究试点的运行机制,而忽视了试点的政策属性。试点是一种特殊的政策类型,其执行不同于一般的政策执行过程。从府际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政策模糊属性出发,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进行深入剖析,探究试点政策的执行机制。研究发现,试点政策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动态过程,依靠四种执行机制得以落实:一是在执行中规划,即以规划推动执行的方案规划机制;二是双轨并行的执行制度保障机制;三是多重嵌套的试点示范落实机制;四是模糊与清晰交叉共存的策略选择机制。四种机制相互衔接、相互依存,推动了试点政策的落实。

政策模糊对政策执行的作用机制研究——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为例

识别政策模糊并分析政策模糊对政策执行的作用机制在国家治理渐趋复杂化的背景下具有现实意义。文章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为例,以执行者为中介,构建了政策模糊对政策执行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执行者通过感知政策解释空间与选择机会识别政策模糊程度,模糊为情境理性发挥作用让渡了空间,执行者在政策转译与执行行动中以情境的接纳或者风险作为调整执行行为的重要依据,执行者并不是被动的情境反馈的接受者,而是通过情境适应与政策学习进行政策调适,与执行情境进行互动,汇聚政策支持,减小政策执行阻力。

政策模糊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以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为例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是近年来中央政府主导推动的一项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政策工具。为了推动这项政策的实施,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自2014年7月至2017年5月在全国范围选取4省15地级市(含省会)进行创建试点。试点之初,中央层面在创建标准和评价方法等重要环节缺乏明确规定,在政策模糊的情况下,“以省为主”成为地方政府政策细化的行动逻辑以及具体策略选择。

国家治理场域中的精准容错:何以须为、何以难为与何以可为?

容错机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引导党政干部积极作为、鼓励政府改革创新的重要制度设计。在实践中,由于难以做到“精准”,导致容错机制低效运转。既有研究缺乏对精准容错复杂性的全方位把握。因此需要对国家治理场域中精准容错的必要性、难为性和可能性进行系统性审思。研究发现:价值导向、制度取向与实践归向共同证成了精准容错的必要性;认知偏差、制度张力与政策模糊共同引发了精准容错的难为性。因此必须重塑治理理性、完善容错政策、推动技术赋能,不断提升精准容错的可能性,才能让容错机制发挥出应有的制度效能。

基层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执行模式的转换:路径和机制——以B市停车自治政策在M社区的执行过程为例

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在我国一定范围内存在。文章将时间引入模糊-冲突政策执行模型,探讨基层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执行模式的转换路径和机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果没有掌握资源的优势联盟的推动,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容易在基层出现执行阻滞。当政策被高位推动时,政策目标、程序性规则的模糊性和执行者间的冲突会降低,使高模糊—高冲突型政策转换为中模糊-中冲突型政策;相应地,执行阻滞被突破,出现政策的悬浮性执行。目标群体的广泛参与有利于降低政策的实质性规则模糊,还有利于缓解政策执行者与目标群体之间以及目标群体内部的冲突,使中模糊—中冲突型政策进一步转换为低模糊-低冲突型政策;相应地,悬浮性执行的政策又进一步转换为以资源为关键要素的行政性执行。基于此,文章尝试建立一个契合中国政策实践的基层政策执行解释框架。

民办教育政策歧视现象分析

民办教育政策歧视有三条判别标准,即当平等处不予以平等、当差异处不予以差别对待、当补偿处不予以补偿。当前,我国民办教育政策歧视主要表现在学校税收、教师待遇、学生资助、学校办学自主权、特殊受教育群体补偿等方面,政策冲突、政策模糊和政策盲点是导致歧视发生的原因。

论美国台海政策的两难后果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深刻介入 ,使美国因素成为中国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障碍。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积极推行其“战略模糊”的双轨政策 ,旨在使海峡两岸都摸不透美国的底牌 ,以防止台海地区爆发军事冲突 ,损害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与民主价值观念。然而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却存在着致命的脆弱性。本文从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美国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关系、以及台海局势发展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关系等方面 ,分析了美国台海政策自身蕴涵着的难以逾越的两难后果 ,证明美国的台海政策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审慎、稳健、刚性的产业政策与“有为”政府: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疑问、思考和补充

在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中,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该实施产业政策",而是"应该实施哪一类产业政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通常是在"少犯错"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两个目标之间进行抉择,"少犯错"意味着犯错的可能性降低,但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高速增长的可能性"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很高,但犯错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的概率也很大。如果将增长速度放缓称为第一类错误,犯错称为第二类错误,则两类错误的概率之间存在替代性关系。产业政策立法会大大降低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随意性,提升政策的规范性,从而减少在前瞻、相机抉择和弹性产业政策犯错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