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边委托与模糊治理:基于乡村社会的混合关系研究

当前,乡村社会利益主体之间关系呈现出复杂多变而非理性合作的态势。其中,县乡干部与村干部形成"共事与共谋"关系,村干部与村民形成"支持、互利、冷漠和反对"等四种关系。乡村利益主体之间多种混合关系形成的原因在于村级组织"半国家半社会""半控制半自主",以及村干部"半干部半农民"的模糊特征,这使村干部能在不同的场景和规则之间自主切换角色。这些混合关系、模糊特征和角色切换正是因为国家在乡村社会采取的公共权力单边委托和"模糊治理术"而形成的。事实上国家已认识到了村民自治制度的缺陷和农村基层"小官巨腐"的严重性,然而,并未进行相关制度的重构,这不但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目标相矛盾,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单边委托和"模糊治理术"的运用,形成了制度的非良性循环。

模糊治理与策略性回应:社区治理主动性的一种解释

如何理解我国基层治理的行为,既有文献呈现出多种解释逻辑,给学术界留下了进一步拓展的辨析空间。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模糊治理—策略性回应"的解释框架,并以典型的社区营造为案例,剖析其在复杂制度环境中的策略行为的"主动性"激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模糊治理—策略性回应"思路对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疫情管理中的模糊治理:不确定性风险的治理逻辑

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使人们更加意识到公共卫生危机仍然是当代社会的治理挑战.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社会中,传染疾病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强化了风险治理的复杂性.公共行政视角下公共卫生危机治理需要在整合多学科知识的同时发展一种"模糊治理"理念.首先,模糊治理是针对模糊议题的治理,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实现系统的风险评估,测算危机所有可能的负面效应与潜在威胁.其次,模糊治理是打破行政边界的治理,需要打破科层制的上下边界与机制流程,整合组织能力、实现信息流通.最后,模糊治理是突破地理界限的治理,需要整合宏观调控与微观灵活,提升区域联动能力,消弭流动社会对危机的扩大,增强制度信任.模糊治理概念为创新风险治理机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模糊治理的解释与展开

面向复杂的生态环境系统,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部要素在短时间内全部加以规则化、制度化可能会带来高昂的制度转型成本并形成负面反馈,延长有效治理的时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复杂性、生物安全事件的突发性都需要治理系统快速做出反应,提供弹性、包容的治理机制。模糊治理的嵌入可以对精细化治理形成有效补充。这一模式将打破行政主体的关系限制,突破行政区域地理的空间限制,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行动。要完成这一任务,既需要完善清晰、可预测的生物多样性制度框架,为模糊治理提供规则条件,也需要适度模糊治理主体的组织关系,为模糊治理提供机制条件,还需要完善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层级网络,模糊治理区域的地域关系,为模糊治理提供策略条件。

基于权威的“模糊治理”研究

公司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等问题几乎成为公司治理研究中的永恒难题,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研究的视角。本文概述了科斯的企业权威理论及其发展状况,针对企业的权威结构所产生的治理问题和存在的困惑,首次提出了“模糊治理”的范畴,用一个随机模型证明了模糊治理的“模糊”性质,并提出了模糊治理的基本内容和治理结构,包括权威的相机治理、中层的内部市场竞争和基层的小团队治理等。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

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在治理实践中以不同的治理方式显示了其治理效能,但在治理机制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隐患,这就意味着单靠精准治理或模糊治理均无法实现对社会的善治。只有基于对两者的辩证思考和优化融合的智慧治理,才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智慧治理的突出特点在于治理主体的能动性、治理成本的可控性和治理效益的持续性。未来,智慧治理应从治理目标出发,确定在治理过程中采用精准治理与模糊治理的程度与方式,以实现两者在治理过程中的风险管控、有效互补和有机融合。

公司治理的模糊现象与“模糊治理”初探

公司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等问题几乎成为公司治理研究中的永恒的难题。公司治理在理论上存在着明显的悖论,在实践上表现为高昂的监督成本,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研究的视角。本文针对公司治理中存在的模糊性,从管理学的视角,首次提出了“模糊治理”的范畴,阐释了模糊治理的主要特点,并从公司治理的几个难题如委托权的模糊化、契约的不完全性、信息的不对称和机会主义等方面分析模糊治理是如何提高治理效率的。

论三重运动中的国家治理——兼论“清晰/模糊”在准确表达国家治理绩效上的限度

三重运动有助于回答既有研究为何使用"清晰""模糊"等词汇去描述国家治理绩效。在三重运动中,国家现代化追求治理手段、内容与目标的清晰化及治理效果的清晰性,却无法避免在日常的治理现场内生出新的模糊性,政府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意味着政府角色的精细化及社会自身进一步"成长"的应然性,这又要求在清晰治理中留出权宜的模糊空间。对"被拆除的路牌"和"没电的座机"两则实例的分析展示了三重运动的作用机制。

“模糊性治理”的理论系谱及其诠释: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

无论是就公共管理的"约束条件"、"治理机制"抑或"行动策略"等而言,皆存在明显的刻意或无意的模糊性;影响到政府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譬如决策、执行与评估)与维度(譬如环境、制度、组织、机制与主体)。所谓"模糊性治理"(AmbiguousGoverning)是指当政府面对困境性的(譬如政策方案不成熟)、可争议性的政策议题,或者为应对价值或伦理上的两难情形,在治理机制、政策工具或行动策略上表现出来的具有"诠释灵活性"、"模棱两可"、"态度暧昧"、"不连贯性"或"不一致性"等特性的公共管理模式。在政府治理实践中,"模糊性治理"是一种惯常的现象;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和考察公共管理的大理论。在法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学界曾就"模糊性及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进行过较多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其理论系谱,以建构符合本土实践且同国际学界接轨的模糊性治理理论。

模糊性治理: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逻辑

民办高等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营造公平、良性、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环境,成为民办高等教育治理的当务之急。通过梳理变迁脉络及其背后的治理逻辑发现,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经历了酝酿、构建、转向、重构、创新五个阶段,其制定及其发展深受社会环境、利益冲突和价值前提的影响,并在民办高校属性"、合理回报"等问题上存在模糊不清、诠释灵活甚至矛盾冲突等情况,呈现出明显且多样的"模糊性"。民办高等教育这一牵涉众多利益群体的公共领域,正是遵循"模糊性"治理逻辑形成政策系统,该系统两难情境下的策略性模糊和有限理性下的技术性模糊,为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包容性和政策空间。

中国城市摊贩监管缘何稳定于模糊性治理——基于“新多源流模型”的机制性解释

中国(内地)城市摊贩监管行动缘何稳定于"模糊性治理"?在理论层面,这个研究问题关乎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选择的机会、内容与新的选择机会三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依据"新多源流模型",政策行动选择受到"议题流"、"行动流"和"规则流"等三种政策溪流(即"变量集装箱")的"流向"、"流量"和"水质"等变数的塑造和制约。政策溪流之间的离散或汇聚乃是一连串因果机制相互作用(即"机制串联")的结果。当政策溪流汇流之时,政策行动选择(或变迁)的机会之窗开启。特定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的选定及其稳定,需从政策语境、政策溪流、政策行动的属性(譬如模糊性治理的功能或政策效应)、决策者的意向性以及相关机制串联过程的交互作用中进行解释。换言之,为了深刻解释这种独特的政策选择现象与政策稳定现象,有必要综合运用机制性解释与功能性解释。前者着力于变量和因果机制的角度;后者则着力于政策行动或政府行为模式(即"模糊性治理")所具功能的角度。考虑到行文,本项研究重点进行机制性解释。

治理周期与政策执行波动:基于城管执法的动态经验观察

政策执行波动是一个常见的行政现象。论文从城管执法波动现象切入,揭示了政策执行波动的内在特征。政策执行波动在执行力度的维度上具有动态均衡性,在时间序列上具有周期性。政策执行波动是模糊性治理机制和注意力分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执行者对不同治理模式的选择,对特定问题的聚焦程度,塑造了不同的执行力度及其持续时间。正确认识政策执行波动现象,有利于在政策实践中实现政策统一性和差异性、稳定性与适应性、持续性与灵活性的平衡。在政策实践中,应避免将政策执行波动反常化理解,避免在常规化和规则化的导向下,各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被摒弃。

农村低保与扶贫实践中的几个问题

本文重点讨论农村低保与扶贫实践中的治理难题。低保和扶贫集中在我们农村欠发达地区,农民收入多为实物收入、现金收入,缺少准确的收入统计,并因此在低保户和贫苦户识别上存在模糊性,并因此要求通过"社区瞄准"来选择低保户与贫苦户,导致人为因素的不可避免,由此产生了基层治理难题。本文认为,在传统自给自足农业仍然存在的情况下面,低保和扶贫工作中的模糊治理具有合理性。当前低保和扶贫政策实践中,不能将不同政策捆绑,低保和扶贫则应当减少政策受惠面,提高政策支持力度。

模糊性治理：县域政府社会冲突治理运作逻辑

本文以县域政府社会冲突治理行为为分析对象,通过个案观察分析县域政府社会冲突治理的运作逻辑,进而从中观的视角认识中国地方社会秩序的性质。本研究提出了县域政府社会冲突模糊性治理的行动框架,具体表现为弹性应对、社会冲突治理交易化以及治理责任泛化等层面,具有行动规则的模糊化、是非与权利边界模糊化、层级权责和角色模糊化的特征,导致社会冲突治理行动后果模糊化。模糊性治理建立了制度化的行动框架,具有正式化、理性化、制度化的特征,但其内在具体的运作又具有模糊性、弹性化、差别化的实质合理性特征。这一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弹性,实现了地方总体社会稳定,但也产生了地方权威弱化、边际效益递减、权利与秩序不平衡等消极效应。为此,要着力提升县域政府制度革新能力,推进社会冲突治理规范化、法治化、社会化建设,建立融合型动态稳定机制。

“循数智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数字科技赋能

社会模糊性是国家治理面对的重要难题之一,如何实现对模糊社会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剧社会模糊性。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传统危机治理模式制约政府效能,触发应急治理需求,亟需创新治理工具,提升国家危机治理能力。数字科技凭借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在医疗救助、智能监测、云端办公、辅助出行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满足疫情治理的迫切需求。数字科技通过数据采集高效化、数据共享协同化、数据分析智能化、数据应用普惠化,全面赋能国家治理破除疫情伴生的社会模糊性,实现“循数智治”以有效应对模糊难题。在积极推动数字科技赋能的同时,也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防止沉溺于技术快感落入技术陷阱。

等级体制下的契约化治理重新认识中国宪法中的“两个积极性”

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超大型国家治理的现状使得传统的等级制分权模式极易发生组织失灵现象。为了有效补救此弊端、减少治理成本,契约制分权模式作为一种可行的辅助手段在现实中被引入,由此所形成的宪法形态亦具有组织章程和长期性契约两种类型。进而,通过对于"两个积极性"宪法条款的两种解读可以发现,"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变通"和"行政发包制下的属地化管理"构成了该条款的两张面孔,而通过组织文化和模糊性治理的有效运行,压力型体制与行政发包制会相互嵌入,组织章程式宪法亦会转化成契约式宪法,具有关系性契约和不完全契约的典型特点。在终极意义上,经由"两个积极性"条款所衍生出来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名义权威与实质权威间的相互转换,使当代中国的央地关系结构可以在动态变迁中保持平衡,实现了等级体制下的契约化治理。

技术治理: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复杂性吁求基层社会有效治理。以科技应用为依托的“技术治理”,展现了正在兴起的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变革。近年来中国政府日趋重视信息科技与社会治理的融合。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技术治理是现代国家追求清晰性的典范,而技治理性、数据驱动和权威动员是技术治理得以实现的关键。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技术治理正在展现治理的效能性。技术治理改变了复杂性导致的模糊治理,国家力量经由“数字公民”和“数字疆域”的虚拟创设将管理触角长驱直入社会领域,使得城市治理上了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