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P.3911与桥川时雄摄影本综合研究

法藏敦煌写本P.3911与日本桥川时雄摄影本可顺序缀合,两者保存状态良好,字迹、纸张大小、装帧形式都一致,且前后内容可相互补充,实乃同一写卷。缀合本共存6页,抄有12首曲子词,综合分析曲子词内容并结合相关写本及史料可知此写本的抄写上限为948年。12首曲子词都具有表演性质,可知该写手应具备曲子词的专业知识,显属音乐内行,所以此缀合本的性质乃是供曲艺乐人演唱的提示底本。

雪钞露纂融经史 裒辑四部续前书——桥川时雄的“四库学”研究

民国时期,日本政府以返还中国“庚子赔款”的名义创立“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将续修《四库全书》列为主要研究项目之一。此后续修进程虽历经曲折,但在中日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仍撰成《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其间,日本学者桥川时雄既作为主事者负责其事,为提要编纂付出艰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又针对乾隆朝《四库全书》纂修一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其所撰《〈四库全书〉编纂考》一书,不仅强调纂修《四库全书》的积极意义与清高宗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还重视以“内因”为主、“外因”为辅来分析修书缘起等。在此基础上,他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续修提要项目结合,将二者作为关联的整体加以审视,试图构建一个更为宏大的《四库全书》研究体系。此一成果和取向,可谓别具一格。尽管与当时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观点有所不同,然而对于当下“四库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还是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作为“锚定点”的桥川时雄:他的交游与北京书写论考

桥川时雄怀揣亚洲主义梦想1918年来到北京,日本战败后的1946年4月被遣返。寓居北京近三十年间,桥川所处的大多数文化场域都是日本对华文化事业的一部分。不过对每一个文化场域,他都以进入中国典籍和中国知识人心灵为途径,来达成与中国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他的中国学素养接近中国传统士人学问,尤其注重学习中国古典的经史子集,有别于他接受汉学教育阶段在日本所兴起的支那学和东洋学。桥川整理了大量中国典籍,绘制了北京乃至全中国文化界地图。他对“满洲”、旗人群体和文化遗民群体的关注与书写,脱离了殖民色彩浓厚的东洋史学和“支那学”理路。与大多数日本近代的亚洲主义者不同,他的亚洲主义,是以文字结盟的文化亚洲主义。

桥川时雄《四库全书编纂考》稿本考述

中国科学院藏《四库全书编纂考》稿本一部,共三卷。此稿上卷、中卷、下卷首页题有“桥川时雄子雍撰”字样,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据稿本题签,确定该稿为桥川时雄所著。2017年学苑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藏古籍珍本丛书》第1辑,收录《四库全书编纂考》一稿。《四库全书编纂考》自1939年撰成初稿后,并未整理出版,遂埋没世间80余年。迄至今日,此稿亦鲜有学者关注。这部诞生于民国时期的四库学研究成果有很重要的学术地位,其不仅为民国四库学研究成果增加了一份有分量的著作,更是为海外学者关注四库学研究提供了关键性证据。这部稿本的版本特征极为复杂,有中文、日文两种字体,所用纸笔为“仿文津阁四库全书样式”,补充内容的衬纸用桥川专用稿笈纸,虽是誉抄本但墨笔涂改、删削之处较多。此稿相较众多民国时期四库学研究成果,具有“讲义式”特点。此稿对《四库馆进呈书籍底簿》的重视,对四库馆臣事迹的考证,对稿本、阁本、定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比勘研究,对于当下四库学研究亦具有启发意义。

学问吟咏之间——《文字同盟》与中日学术交流(1927—1931)

《文字同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在北京创办的学术文化刊物,其中保存了大量民国学术的可靠史料,对于研究现代学术史尤其是中日学术交流,有相当重要的价值,而目前国内尚无相关研究。本文拟以其与中日学术交流为主要着眼点,探讨该刊的办刊宗旨,分析其学术宗尚,考述该刊在中日学术交流中发挥的作用及其价值。

趙萬里先生遺札一通

2005年,國家圖書館經多條途徑,收藏'橋川時雄信札'百通,內有中國文人和社會名流信函計26通。所涉及人物大多曾參與《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工作,信函內容亦多與續修事宜有關。其中有一通則與此事無關,即趙萬里先生致橋川時雄信函,涉及傅斯年先生及《詩經廣詁》一書。本文通過簡要探究,追索信中所提《詩經廣詁》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