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际次区域合作机制有效吗?——空间结构与治理模式的联合调节效应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具有次区域特点的省际毗邻区,成为提高区域合作发展效率的"洼地"。通过文献梳理,本文界定了省际次区域及次区域合作的内涵并提出了理论假设,以7个典型的中部省际次区域为例,运用2个层面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省际次区域合作机制,通过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假设检验了省际次区域合作的演化机理。研究发现:(1)省际次区域合作机制之间互动程度不足,存在一定脱节和"真空地带";(2)省际次区域合作受空间结构、治理模式影响显著,边界效应主要为"屏蔽效应";(3)空间规模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受制于"空间交叉结点""中介效应"的强弱;(4)产业异质性与省际次区域合作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5)合作框架协议尚不能有效推进"省际次区域合作区"升级,边界重构效应不显著,有必要进一步提升其政策有效性。

中蒙俄经济走廊次区域合作:进展、挑战与深化路径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中蒙俄三国以建立次区域合作机制为基础,从主体、渠道和内容上初步形成了三方合作机制,既加强了三国合作,又增进了三方互信,实现了三国共同发展。然而,目前中蒙俄经济走廊还存在合作层次不高、合作机制缺乏创新等问题,亟须深化三国次区域合作机制。未来,三国可从国家层面,完善次区域合作运行、协调和保障机制框架;以基础设施为重点,建立次区域合作框架下的基础设施合作机制;以海关为主体,搭建次区域合作框架下的通关便利化合作机制。在具体的深化路径方面,应加快经济走廊口岸协同化管理进程,促进贸易畅通;加快国际多式联运体系建设,促进物流联通;全方位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资本流通;加快自由贸易进程,促进制度融通。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核心一体化组织的实证分析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六国地理相邻、资源互补,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通过多个经济一体化组织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但是目前GMS各国经济发展并不均衡,如何改善并提高经济一体化效应为GMS各国寻求经济增长的共同出路,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分析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六国参与GMS经济一体化以及加入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交互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协调推进的GMS经济一体化显著促进成员国经济增长;GMS六国加入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第三年,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开始显现,同时也进一步强化GMS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然而,由于相关社会问题的不确定性,GMS内电力生产、国家医疗卫生投资甚至可能偶发性地带来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据此,从调整优先合作领域安排、加强外部联系与沟通、预防意大利面碗效应三方面来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与发展提供建议。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机制保障与实施路径

中蒙俄经济走廊是我国"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要重点建设的六大国际经济走廊之一。中蒙俄三国相互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三方已建立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机制以及三国对接的发展战略,使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已具备了良好的基础,但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仍然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厘清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概念及内涵,分析构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主要实施路径,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对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愿景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成长规律分析

建立概念共识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为一种次区域合作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既遵循机制成长的一般规律,又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中央政府的认可、支持和授权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京津冀三地的获益或失益预期是其产生和发展的直接行为动力;京津冀共享地缘历史文化传统是其产生和发展的深层心理动力;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京津冀各级公共权力部门的积极、正向、有效介入。

云南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的地方参与主体,云南省在中国的周边国际组织外交中扮演了一个新鲜的角色。首先,云南省的积极推动是GMS得以诞生的一个动力源;其次,特殊的制度安排使云南省在GMS中享有"半决策主体"的地位,并发挥了中国方面主要执行主体的作用。云南省参与GMS16年的历程是地方政府作为直接参与者与国际组织发生互动的一个典型案例。

从大湄公河机制到澜湄合作:中南半岛上的国际制度竞争

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中南半岛一度产生了为数众多的国际经济合作机制，但在经过激烈的制度竞争之后，最终能够在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及一体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只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和澜湄合作机制（LMC）等少数制度安排。这两个机制在成员构成、制度功能和运作方式上的共同点决定了二者存在客观的竞争关系。它们在主导力量及其投入力度、制度化水平、制度建设的根本目标和制度有效性方面存在差异，又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GMS的发展停滞甚至有所后退，而LMC的影响力则迅速扩大的竞争现状。基于现实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GMS和LMC各自的主导国——日本和中国在中南半岛实力地位的相对变化，部分解释了两种机制当前竞争现状的成因。本文进而将制度参与国的选择纳入分析框架，强调中南半岛五国的公共需求在两大机制下是否得到满足，也对二者竞争关系具有一定的影响。从中日两国的战略定位与中南半岛五国的态度来看，GMS与LMC的竞争还将相持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度间合作无法实现。对此，中国一方面应在保障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密切关注与对接中南半岛国家的需求，确保LMC的吸引力与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推动两个机制的交流，寻求合作的切入点，实现GMS与LMC的良性竞争与制度相容。

东盟东部增长区:缘起、成就与挑战

东盟东部增长区是东盟框架下展开的最大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东盟东部增长区的建立主要源于东盟次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大潮、各成员国经济发展需要以及增长区覆盖区域内各成员国相近文化传统。自东盟东部增长区成立26年来,各成员国积极致力于推进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发展成就,形成了立体化的合作机制,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为未来发展规划了宏伟蓝图。虽然东盟东部增长区发展前景向好,但增长区的发展仍面临资金短缺、成员国内部分离运动、成员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以及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困扰。

全球多层治理中地方政府与国际组织的相互关系研究

在全球化和地方化共同发展的今天,地方政府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正在得到不断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包含国际组织、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内的全球多层治理体系。本文把国际组织分为规制型国际组织和推广型国际组织两大类,以探讨它们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不是革命性的,尚不构成对国家体系在世界政治的核心主导地位的挑战。但对这类新关系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当今的全球多层治理体系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