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安全与社会认同: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参与中美气候治理合作的动向探析

在大国博弈趋于长期化、复杂化的背景下,中美全球气候治理的竞争性突出,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参与中美气候治理呈现从“领导”“合作”到“竞合”的演变趋势。基于本体安全和社会认同理论,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参与中美气候治理的逻辑可被概括为“大国竞争烈度与美国气候政策取向交互作用—美国次国家行为体身份和行为调整”框架。两个自变量决定了美国次国家行为体的本体安全和社会认同,进而导致其在参与中美气候合作中的身份和行为方式调整差异。为维护本体安全,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将调整其身份定位和参与中美气候合作的具体实践,保持与全球气候治理趋势的一致性。随着美国气候政策的周期性摇摆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激化,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将强化其身份建构的施动性,应对中美气候治理合作中的不确定性。

简析复兴“新丝绸之路”中的次国家行为者——以重庆市为例

传统的国际政治研究以国家行为者为单一研究对象,忽视了次国家的省市级行为主体。实际上,它们是比国家行为者更为直接、更具有先锋开拓作用的力量。仅以国家行为者为唯一研究对象来分析目前并存的多种方兴未艾的"复兴丝绸之路"的概念及模式,存在一个将参与主体过分简单化的问题,不能够全方位地分析这一国家主体与非国家主体多层次互动的跨区域融通的动态过程。对参与在"复兴丝绸之路"中次国家行为者的忽略,是造成目前西方学界和政界对中国所倡导的"新丝绸之路"不信任的原因之一。实际上,中国地方省市级行为主体是落实"复兴丝绸之路"的更直接有效的催化剂。"渝新欧"铁路的协同贯通,主要是重庆地方政府的推动,而非中央政府的行政指令。当然,中央政府的推动和支持,是地方政府作为的前提和基础。在推动欧亚大陆跨区域融通的过程中,省市级次国家行为主体在一些情况下有可能取得国家行为主体不容易取得的成果。次国家行为主体的一些倡议不仅能够促进跨欧亚大陆地区的跨区域融通,而且能够为这一日益深化的互相依存增添新元素。

次国家行为体与全球治理:城市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

城市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使其成为了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之一。当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城市的自身治理以及参与全球事务提供了机遇。一方面,议程为城市参与其中提供了制度性空间,议程目标之一即是城市与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本土化治理中,城市针对经济、社会与环境领域的政策需要不断实现创新,以达到相关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已经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有效渠道,是支撑和扩散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核心理念与最佳实践的重要平台。作为全球性的纲领文件,这一议程需要在城市外交与城市治理中不断内化。可以说,城市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已经成为联合国所试图构建的多元多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新时期河北省新能源对外合作探析——基于次国家行为体对外交往理论的考察

借鉴次国家行为体理论、结合河北省内、外部能源形势变化趋势,可知,河北省新能源对外合作主要存在合作领域较有限,合作模式单一,政府职能机构级别较低,业务较分散等问题;深化河北省新能源对外合作应从以下方面入手:政府大力支持;丰富对外合作模式,推动对外合作在多层次、广领域展开;总结合作对象的区位特点,理顺对外合作关系;加强政府机构内部协调,改革能源管理机制等等。

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区域合作的实践逻辑解析——以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为例

在当今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中,次国家行为体作为区域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主动推进与塑造区域合作进程的作用。地方政府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区域合作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遵循着一定的逻辑。地方政府首先通过自身的叙述获得中央政府授予参与区域合作的权限,然后与区域内的行为体不断互动,以此促进与塑造区域合作的进程,最后获得身份承认。为此,本文提出一个以实践为基础的分析框架,运用"叙述"、"参与实践"以及"身份承认"之间的因果机制,分析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合作的实践过程,并以云南省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为例进行验证。

中新合作中城市次国家行为体的地位与作用--以中新广州“知识城”为例

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国家一直面临权力收紧与下放、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协调平衡等发展战略问题。城市作为国家权力的主要承接者和开放战略的主要实施者,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战略调整的影响。随着东南亚地缘重要性的增强,中国与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合作被赋予新的战略内涵和想象。中新合作是由国家主导,苏州、天津、广州、重庆等重要城市参与的合作模式,而广州参与的中新"知识城"合作特色明显。这种中国城市参与的合作模式与城市在国际体系中地位凸显的趋势相契合,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地方分权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具有中国特色的差异性分权所带来的特有影响。

基于次国家行为体视角的城市形象建设与对外传播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内容从以军事冲突为主逐步扩大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行为体数量开始从单一走向多元化,交往的方式也更加灵活,从各国中央政府为核心的主权国家行为体扩大到跨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层面。而次国家行为体中的"城市"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资源为一身,是当代社会活动中最为积极的参与者之一,主要通过国家授权来展开国际互动从而获得国际身份,因此,城市形象建设与传播不仅关乎自身个体利益的实现,还承载着国家的利益增长和国际形象。

次国家行为体的对外关系研究--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

自回归以来,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框架下,港澳两地在对外交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迈入全球化时代,内外环境的急速变化也为中国外交和港澳特区的发展提出了崭新要求。港澳特区所具有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等制度优势如何能够被充分地发挥,使之能够在服务于港澳繁荣稳定的同时,更好地为中国外交做贡献,已成为港澳和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作者首先系统地梳理了次国家行为体对外关系理论,提出现有次国家行为体对外关系理论未能涵盖特别行政区对外关系的内容;并以澳门特区为例,分析其对外事务权的独特性质,提出澳门对外关系属于授权的对外交往模式。最后,作者以这一模式为分析框架,回顾了澳门特区自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对外关系成效,剖析其在对外交往实践中所遇到的有关特别行政区是否具有"次主权"、"国际法律人格"的争论,提出中央政府在港澳特区所实施的授权的对外交往模式是行之有效的,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次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3.0时代的功能定位研究

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正式步入"3.0时代"。在3.0时代,国家行为体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导致其所发挥的作用受到一定限制,而次国家行为体因其坚实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和实践基础而愈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次国家行为体已不仅仅是国际气候谈判中国家形象的具体呈现者、国家气候政策及立法的坚定执行者,它还是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的实际引领者、全球气候治理规范的潜在创新者与积极扩散者和国家自主贡献预案目标的主要落实者。为了实现次国家行为体的这些功能,我国城市可以从积极开展地方气候外交、深度融入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创新管理地方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和主动开展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立法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思考。

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多层级治理视角的分析

气候变化及其治理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引人瞩目的全球性问题之一,也是美国政治生态中长期存在的一大热点问题。气候议题的发散性,以及美国联邦制的制度设计和国家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既为美国各层级行为体参与气候治理创造了实践舞台,也为多层级治理理论建构提供了经验素材。在多层级治理理论视角下,美国次国家行为体得以从水平、垂直、等级三个维度,全面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在水平维度上,气候行动领先的州和城市向其他次国家行为体横向扩展,彼此直接进行经验交流和知识转移。在垂直维度上,气候行动领先的州和城市自下而上地纵向发挥影响力,并在联邦政府缺位时代之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在等级维度上,次国家行为体受到联邦政府法规和政策取向的约束,既可能采取积极的气候行动,也可能因遭遇阻碍而消极无为。次国家行为体的积极参与有助于为美国国家气候战略提供替代实践和创新,对冲联邦政府"无为而治"的负面影响,确保美国整体气候行动的延续和发展。

试析加拿大魁北克省国际行动权限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次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加拿大的惟一法语大省,魁北克一直努力在国际行动方面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并因此与联邦政府发生摩擦。若林-拉汝尔理论是20世纪40年来指导魁北克省国际行动的基本原则,其存在价值近年来也不断成为争论的话题。本文将就当前魁北克国际行动权限与对国际事务实际参与,结合"功能主义"与"民族认同主义"的特点分析魁北克模式,并对未来两级政府之间相关合作的发展趋向进行探讨。

中国城市外交与相关研究(2012-2016)综述

随着全球化和世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各国城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城市外交在当今各国交往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对城市外交研究也开始逐渐升温。通过对有关城市外交的文献研究,从开展城市外交的意义、推进城市外交发展的困难、学界对于研究城市外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等三方面进行分析,梳理有关城市外交的主要观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对外开放的公共外交政策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河北省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用公共外交政策作为研究视角,从而发掘公共外交与河北省区域对外开放成效之间的关系,探寻两个变量之间的逻辑联系与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细分公共外交因素的组成因子,以河北省作为次国家行为体,放眼于国际关系体系之中,提出有利于河北省对外开放的政策方针,从而发展河北省的物质文化力量。

浅论平行外交兴起的现象及背景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日益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主权国家不再是国际政治的唯一主体,国际行为主体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在多层的外交环境中,次国家行为体变得更加开放,并成为国际体系中的积极行动者和竞争者,次国家行为体参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被称为平行外交。平行外交的兴起有赖于一系列的结构性因素,包括全球的权力转移趋势,全球化的本土化和国际惯例的形成。尽管平行外交已成为了一种发展趋势,但目前的国际法没有赋予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事务的法律地位,各国宪法赋予地方政府参与外交的权限各不相同。此外,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外交事务上的协调机制也亟须建立。

全球传播秩序建构主体的关系模式与作用分析

当前全球传播秩序的建构主体可分为四类:主权国家、超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跨国家行为体。四类主体的关系呈现为以主权国家为中心的放射状模式,在全球传播秩序建构中处于不同位置、发挥不同作用。主权国家是全球传播秩序基本框架的建构者,超国家行为体是全球传播秩序制度规范的维护者,次国家行为体是全球传播秩序内容生产的参与者,跨国家行为体是全球传播秩序运行发展的建设者。中国应积极发挥四类主体的不同作用,持续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推动全球传播秩序重构。

中美城市外交的历史发展与内在逻辑

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地方与民间的互动,城市外交则是这种互动的集中体现之一。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的城市外交经历了初步探索、加速发展、稳步发展、“下沉式增长”以及目前的徘徊阶段。总体而言,开展城市外交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中美开展城市外交始于共同的历史背景,但由于两国制度安排的不同,其各自的内在逻辑也呈现出差异性。中国的对美城市外交较明显地反映出中国对外开放、促进地方经济合作的引领性特征,在时间和地域分布上与国家总体对外开放战略相一致。美国开展对华城市外交主要出于促进经济发展的愿望,但受国内政治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所涉城市的地域分布并无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低谷的背景下,尤其应该发挥城市外交的独特作用,为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注入新动力。

城市外交的机制建设研究——以悉尼的友好城市外交为例

“城市外交”是近年来学术界兴起的一个新概念,是在中央政府授权或政策指导下以城市这个次国家行为体为主体的国际交往活动,是国家外交的重要补充。其中,国际友好城市(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City)机制是城市外交的一个重要形式,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之间通过协议形式建立起来的一种国际联谊与合作关系”,①有利于促进两个城市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交流,对于城市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城市文化的推广甚至是国家间关系的加深都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以澳大利亚的国际化大都市悉尼为例,探讨它的友好城市外交机制,以期为我国相关城市的友好城市外交活动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行为体视角下非洲跨界族群的安全问题初探

非洲跨界族群问题兼具地方属性、国家属性和国际属性,因跨界族群问题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对非洲国家乃至非洲整体的安全环境造成冲击。自非洲国家独立以来,多种类型的行为主体基于安全考虑对跨界族群问题进行干预,但尖锐的跨界族群问题并未因此缓解。本文将干预的施加方分为次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体,比较各层次行为主体干预跨界族群问题的具体目的、手段和效果。通过对各层次行为体的研究,本文认为尽管追求安全利益是各类行为体的根本目标,但追求安全的路径冲突最终导致跨界族群问题不断升级。未来,需要更加关注非洲国家内部的地方性矛盾,同时将个人、群体和国家的安全利益协调起来,进而实现非洲族群问题的有效治理。

西亚安全秩序变革的结构性要素分析

本文分析了西亚秩序与安全的新趋势,该趋势源于在各方面影响或改变地区秩序的驱动力,如以相互关联方式发挥作用的结构、行为体和新进程等。由于西亚地区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而且最重要的是规范性准则的缺乏、行为体的多元化以及塑造地区秩序的不均衡域外进程,导致该地区的安全行为体陷入困境。当前西亚局势的最终解决方案似乎只有集体安全倡议,如已经提出的建立牢固的地区和网络安全以及建立地区对话论坛。

城市与全球议程:北京与首尔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上的比较分析

在国际关系及一些跨学科研究中,次国家行为体(如城市)参与全球事务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次国家行为体在很多领域也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城市治理是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目标。城市在2030年议程中的任务,包括消除贫困、推动经济增长、改善环境、完善城市规划和布局、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以及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城市化等。在此背景下,北京与首尔面临着参与国际议程的重要机遇。通过比较北京与首尔发现,两个城市均将参与2030年议程视为完善自身城市治理的方式,但两个城市在推动全球议程和塑造城市形象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之处,后续的内化与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均有待进一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