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平衡、控局能力认知与欧亚地区危机

在大国激烈博弈的背景下,中小国家的政局动荡为大国赢得竞争提供了机会窗口,但也容易引发地区危机。这种危机升级路径的核心特点是中小国家政局动荡的结果与其外交倾向调整直接联动,域外大国与地区主导国随之展开竞争性介入,导致危机加剧。中小国家保持外交方向的延续性与平衡性或将外交方向议题从政局动荡中剥离,理论上有助于减少域外大国的介入意愿。地区主导国可以依据自身的控局能力决定是否介入,执行平衡政策的中小国家因而有机会将地区主导国的介入转化为管控手段,降低危机升级的可能性。通过地区主导国对自身控局能力的认知差异与中小国家外交平衡调整或延续两个变量的组合,可以搭建起解释危机如何在可控与失控之间演进的分析框架。2020年以来发生在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的四场危机带来的启示在于,中小国家的政局动荡并不必然导致大国介入和危机的升级外溢,没有发生政局动荡的中小国家也有可能在大国的竞争性介入下面临难以管控的危机。对中小国家来说,保持外交政策的延续性与平衡性,避免外交平衡发生大幅度的倾向调整,可以限制大国介入和争夺的空间,从而促进危机管控。

上海合作组织建立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初探

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地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们对本地区冲突管理的贡献上。上海合作组织基于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原则,对域内重大突发事件与成员国间的频繁冲突,均采取不介入姿态。但吸纳印度与巴基斯坦后,成员国间冲突的复杂性和强度显著升高,这将对组织的正常运行造成严重干扰,也对中国在组织内外的战略利益和"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制约,上合组织合理管控成员国间冲突势在必行。本文梳理各大区域性组织积极调解冲突的实践与成果,分析上合组织调解成员国间冲突的内部需求和对中国的战略利好,并总结国内外学界的相关观点,认为上合组织调解冲突是必要且迫切的。通过提炼上合组织调解冲突的五大优势和三重障碍,认为调解具有理论和制度上的可行性。在坚持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前提下,上合组织应创建以预防冲突、控制风险为目标的成员国间冲突调解机制,力争将冲突的频率、烈度及对组织的冲击维持在较低水平,为组织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中国则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