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传播:表演的艺术——欧文·戈夫曼的传播思想

在社会学界 ,欧文·戈夫曼属符号互动论的第三代代表人物。从传播学的观点看 ,他所创立的“拟剧理论”关注的则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如何运用符号预先设计或展示在他人面前的形象 ,即如何利用符号进行表演 ,并使这种表演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试图从戈夫曼“拟剧理论”的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和探讨人际传播的内涵和特点。

浅析欧文·戈夫曼的印象管理技术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运用文学语言对社会世界中主体间的社会互动进行了拟剧分析,指出这些互动都包含对印象管理技术的运用,离开了互动各方的印象管理,互动便无法顺利开展。戈夫曼认为这种技术是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经共同商榷而逐渐形成的,它具有一般性、一致性、普遍性与变迁性等特征。具体包括戏剧实现技术、理想化技术、控制表达技术、神秘化技术、区域行为表现技术、防卫性技术及保护性技术。

欧文·戈夫曼的设特兰岛研究

欧文·戈夫曼关于设特兰岛的民族志研究采取了与当时芝加哥社会学派热衷的城市研究完全不同的路径。这是一项关于孤岛社区的谈话互动研究,戈夫曼视之为社会秩序的一种类型,由此他提出关于社会秩序的基本模型,并用以解释具体的互动行为。戈夫曼的田野调查的意图是为了研究岛民在与他人进行社会互动时遵循的行为规到,进而分析面对面互动的实践类型。他的兴趣并不在于设特兰岛社区这一特定的民族志田野点,而是在于互动实践的普遍特征。戈夫曼认为微观人际互动不仅充斥着博弈与算计,它还包含仪式和道德。设特兰岛研究为戈夫曼奠定了深厚的学术根基,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博士论文几乎囊括了他毕生的研究主题,诸如博弈、谈话、仪式、自我和互动秩序等。

互动功能主义:欧文·戈夫曼的微观社会学取向

欧文·戈夫曼是微观社会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面对面互动系统是其研究对象,微观分析是其主要研究方法。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欧文·戈夫曼与功能主义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欧文·戈夫曼的学术传承以及他的拟剧论都不乏功能主义的要素,而且他早期的思想内核主要源自迪尔凯姆、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以功能主义为研究取向的社会人类学家。欧文·戈夫曼的功能主义可被称为"互动功能主义",它强调互动仪式和道德伦理,这两者构成了维持互动秩序均衡的两大基石。互动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包含三个要素,即需要、沟通系统和道德规范。欧文·戈夫曼还探讨了互动系统的仪式要求和系统要求,从而对互动实践进行形式化的微观功能主义分析。大体而言,互动功能主义可被视为对传统功能主义的某种修正。

概念民族志:基于欧文·戈夫曼的探讨

有关欧文·戈夫曼的研究通常忽略方法论问题。秉承芝加哥社会学派的衣钵,戈夫曼的社会研究主要采用参与观察法,但经验描述并非主旨,其最终目标是寻求一般性的解释框架。戈夫曼对民族志的贡献在于有关“概念民族志”的思想与实践,它是以田野调查和实践感为基础、以理想类型为升华工具、以提炼概念和普遍性的解释框架为宗旨的民族志研究范式。概念民族志类似于中层理论,其特点是以概念体系为核心。戈夫曼以精神病院为原型探讨了作为概念的“全控机构”,这一努力可被视为概念民族志研究之典范。概念民族志可以回应会话分析学派认为戈夫曼的社会研究缺乏经验性的批评,它为当下的民族志实践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

造神抑或渎神:欧文·戈夫曼的世俗宗教观论析

欧文·戈夫曼的世俗宗教观主要体现于他对互动仪式的阐述,人际仪式是互动秩序及其神圣性的根源。个体在世俗仪式的关照下被敬若神明,他们是现代社会的神圣客体,在日常互动中受到尊重、供奉并竭力维护其脸面。个体主义观念下的现代人扮演着双重角色:他们既是自己的偶像,又是自己的牧师。然而,世俗性的人际仪式亦面临着各种潜在的风险,其结果是导致神圣性的退化,这些因素包括面对面互动系统的权宜性和偶然性、情境的异质性、作为人的自私本性、自我的情境性以及商业化的侵蚀等。互动仪式也可能是工具性的,戈夫曼由此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以个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性。

欧文·戈夫曼:自我书写的民族志学者

欧文·戈夫曼践行的是日常生活的社会学,他毕生关注微观互动秩序的结构及其动力学机制。戈夫曼的个性特征、家庭背景以及生活经历与其研究主题、观点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他的一生体现了"游牧者"的形象:出生于曼恩维尔、温尼伯读中学、曼尼托巴大学以化学为专业、加拿大国家电影局工作、转学多伦多大学、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博、爱丁堡大学访学、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并曾在英国设特兰岛、美国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精神病医院和拉斯维加斯赌场从事过田野研究。戈夫曼敏锐地感受着现代性状况下的自我感知,他的诸多研究主题、概念都源于自身的生活实践。戈夫曼的社会学是一种学者自我书写的民族志形式,他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一位社会学学者对现代性条件下自我生存状态的感受与反应。

欧文·戈夫曼与哈维·萨克斯:关于会话分析的分歧

哈维·萨克斯与欧文·戈夫曼在会话分析的问题上存在细微而重要的差别。哈维·萨克斯强调以原始录像或录音等方式收集数据,话轮转换、相邻对、序列性和补救是会话分析的基本构成。哈维·萨克斯等人还提出话轮转换的最简模型,即以两个要素和一套规则来描述话轮转换系统。而欧文·戈夫曼分析谈话的要素包括话步、情境和仪式等,他视谈话为焦点式互动,批评会话分析的相邻对概念,将会话分析中"提问—回答"的相邻对序列替换成"陈述—回应"模式,并采用"生产格式—参与"框架来探讨谈话互动。欧文·戈夫曼与哈维·萨克斯之间的关键差别在于:仪式是欧文·戈夫曼社会学的核心,互动的组织化是为了确保个体的仪式需要。事实上,哈维·萨克斯对语言的理解更接近于欧文·戈夫曼早期对互动的理解,而不是后期他关于语言的阐释。

智能技术教育应用伦理审视与纾解:基于戈夫曼“拟剧论”的视角

智能技术在赋能教育系统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引发诸多伦理问题。基于戈夫曼“拟剧论”分析框架,从区域行为、理想化自我、神秘化、缺席对待、再合作行为等视角切入剖析智能技术教育应用引发的五个典型伦理问题,即人格异化、数据偏见、算法黑箱、人工情感泛滥和角色入侵。依此提出“印象管理:实现人格的自我协同;消除偏见:培育主体的数据素养;去神秘化:提高算法应用透明度;忠诚对待:走向‘人—机’情感融合;明晰边界:促进人与技术的角色认同”的消解进路,纾解智能技术教育应用导致的伦理冲突。微观社会学给人们思考智能技术教育应用伦理问题提供新的视角,所提出的伦理消解策略能为智能技术与教育系统的良性融合、生态发展提供借鉴。

重返戈夫曼的拟剧论与自我分析——一种社会批判的路径

拟剧论的行动者工于心计,个个是舞台表演的行家和印象管理的老手。在戈夫曼的理论里,自我的首要特征是场景或社会过程之产物,它并非衍生自个体本身。个体处于情境的偶然性与社会结构的必然性之中,但反抗仍是自我的基调。现代科层制体系和消费社会的自我呈现逐渐走向异化,导致过于迷恋外表和印象管理。就此而言,戈夫曼充分展示了日益原子化和商品化的世界中个体的生存遭际。拟剧论折射出西方社会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它是对个体主义实现困境作出的理论反应。在这种意义上,拟剧论和自我分析是一种现代性的批判路径。

戈夫曼拟剧论的内涵、误释与道德性

拟剧论是欧文·戈夫曼社会学的重要构成,它包含表演、剧班、区域、不协调角色、角色外沟通和印象管理等六大要素。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戈夫曼对拟剧论作了结构性微调,淡化剧场的隐喻和行动者作为操控者的形象,并对阐释社会世界的拟剧论持保留态度,将它视为权宜性的认知工具。学术界对拟剧论通常存在三种误解:在本体论层面,将戏剧等同于现实;在认识论层面,认为拟剧论是一种保守的理论,并将面对面互动视为零和博弈;在方法论层面,将拟剧论视为诠释社会生活的唯一视角。这些解读均有失偏颇,对戈夫曼而言,拟剧论既是隐喻,也是对现代性的另类批判,同时亦构成分析日常生活的独特视角,它呈现的微观系统并不乏道德感和互动仪式。

从拟剧论到框架分析:戈夫曼思想的演进或延续?

关于戈夫曼思想的“断裂说”认为其著述前后存在断裂,尤其以《框架分析》为转折点,后期文风晦涩、追求形式化理论,并以结构分析代替互动分析。与之相对的“延续说”则认为戈夫曼的思想前后一致,这种观点将拟剧论视为戈夫曼社会学的全部内容,以之重新阐释其所有作品。关于戈夫曼社会学的延续性或断裂性的争论主要涉及以拟剧论为代表的早期思想与以框架分析为代表的后期思想之间的比较。通过重返《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与《框架分析》的研究表明,戈夫曼的学术思想前后未发生根本变化,但与“延续说”不同的是,拟剧论仅是戈夫曼社会学的分析视角之一,它与框架等其他视角共同用于分析互动秩序,而且拟剧与框架之间亦可相互阐释。

戈夫曼与符号互动论:形似与神离

欧文·戈夫曼通常被视为符号互动论者,其原因包括芝加哥大学的出身、与赫伯特·布鲁默等人的关系、面对面互动的研究主题以及微观社会学的研究领域等。然而,戈夫曼实质上并非符号互动论者,其理由主要有:采用"策略互动"、"互动仪式"等概念以区别于"符号互动";批评符号互动论者忽略结构与模式,认为"符号互动论"是学科内部自我分化的结果,它仅是空洞的标签,所谓的"符号互动论者"其实是休斯式社会学家,从而解构符号互动论学派;布鲁默批评戈夫曼的互动观较为静态和抽象,只关注表意性形式而忽略实质性内容;戈夫曼自称为"休斯式都市民族志学者"。戈夫曼后期的框架分析和谈话分析甚至突显出他具有反符号互动论的一面。

互动行为学:戈夫曼社会学的行为主义解读

欧文·戈夫曼探讨行为与情境之间的关系,他注重外在的行为观察而不是内在的意识反省,尤其是强调对"面对面互动"进行自然主义式观察,这些都是行为主义的基本理念。从早期的拟剧论到后期的谈话分析,戈夫曼充分运用了行为主义的思想。他亦关注身体化的社会互动,并强调生物性特征,这也与行为学密切相关。戈夫曼还从行为学的意义上理解互动仪式,认为它提供了使社会结构常规化的可能性。互动行为学是戈夫曼研究互动组织的重要策略和研究方法,它构成了戈夫曼社会学的基础,并由此探讨了互动秩序何以可能的微观形成机制。戈夫曼以行动为基础来研究意义,他既非主观意志论者,也非结构决定论者。互动行为学与行为主义心理学之间存在重要的区别。

超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戈夫曼的互动研究路径

个体主义主张以个体行动者的视角解释社会现象。戈夫曼关于拟剧表演、策略性互动以及互动仪式的阐述表明他采取以个体为取向的研究立场。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戈夫曼并非个体主义者。其理由包括:认为个体并非社会学分析的核心单元;以互动秩序为研究导向,而互动秩序具有不同于个体的突生性;将秩序定性为一种对共享的期待和承诺的产物,即互动秩序是自成一体的独立系统,它是在面对面互动的进程中达成的。从微观互动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互动秩序的突生性及其互动式达成等分析立场来看,戈夫曼既不是个体主义者,也不是整体主义者。他采取关系主义的视角研究互动系统,这种视角可谓一种主体间性理论。

戈夫曼、全控机构与自我分析——兼论精神病人的调适与抗争

自我是欧文·戈夫曼的重要研究主题,他以全控机构(精神病院为原型)作为制度设置探讨了自我的机构化遭遇。自我既是情境的产物,亦是神圣的对象,戈夫曼关于自我之神圣性的阐述构成了全控机构中自我之情境分析的理论基础。个体进入全控机构之后,其自我遭受一系列羞辱历程,它被剥夺一切支持物,并通过清洗和改造过程将个体塑造成符合机构设置需要的客体。全控机构中的道德生涯会改变个体的自我观念,使之无法保持完整的自我,面对压制性的环境,个体通过各种形式的次级调适进行抗争,以谋求自我的生存空间。概而言之,戈夫曼以制度性的方法研究自我,旨在揭示自我依存的社会条件,并提出关于自我结构的社会学阐释。

权力、阶序与道德:戈夫曼被忽略的遗产

欧文·戈夫曼以公共场所的面对面互动为研究对象,以"互动秩序何以可能"作为毕生之问。人们通常认为,戈夫曼忽略权力、分层、政治、阶级以及社会变迁等主流社会学关注的议题。事实上,戈夫曼以隐性的方式分析权力、权威和不平等的微观运作机制。他关于污名、全控机构、性别设置等论述揭示了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分化、机构设置、阶序等级及其对人际互动的影响,从而反映出现代性条件下个体真实的生存困境。戈夫曼的框架分析思想亦体现出社会变迁的观念。戈夫曼创造了一套微观政治学,也即个人化的政治或身体政治,强调面对面互动系统与微观权力生产之间的关系。总之,戈夫曼的社会学不乏关于权力与抗争、互动阶序与等级结构、社会机构与制度变迁以及互动伦理与政治道德等主张。

戈夫曼的微观社会学:一个综述

戈夫曼的微观社会学对面对面互动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他倡导场景社会学,尤为关注互动过程中的规范性稳定结构。戈夫曼以拟剧论、互动仪式和策略性互动等理论工具探讨公共场所的人际互动,框架分析则试图阐释日常经验的组织化,污名、自我、女性等都是他的重要研究对象,而互动秩序是其毕生的研究主题。戈夫曼对自己的社会研究方法有着敏锐的反思意识,他的学术工作为整理和分析日常生活中细微而琐碎的资料提供了重要门径,并使面对面互动成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研究领域。

戈夫曼自我观的两重性阐释

拟剧论是欧文·戈夫曼社会学的重要构成,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是其主要分析内容。戈夫曼将个体分为两个基本的部分,即表演者和角色。展演性自我是通过互动实现的合作性产物,它是权宜性的,并非稳定的和一成不变的。戈夫曼反对传统的自我观和身份类别,自我、身份与社会秩序都具有偶然性特征。戈夫曼自我观的两重性包含着两层涵义,即生物性与社会性、情境性与能动性,其中情境化自我与作为能动者的自我不是截然分离的。从整体而言,戈夫曼没有摒弃自我的心理—生物学解释,但他更强调自我的社会性和情境性。这种双重自我观可以调和在阐释自我时场景与能动性、结构与行动之间的不一致。

戈夫曼的自我观论析:认识论阐释与本体论取向

自我是欧文·戈夫曼社会学的重要主题,拟剧论探讨了自我的呈现及其结构,它强调自我是情境的产物,尤其是自我作为展演性的角色在某个场景中弥漫式生成的拟剧效果。戈夫曼关于自我的论述是以互动秩序为导向的,他真正的旨趣在于自我与互动秩序之间的关系,因此,互动仪式成为维持自我的重要手段。情境化的自我与社会控制密切相关,与之相应地是抗争性自我。总体而言,戈夫曼至少存在两种自我观,一种是在论述精神病院等全控机构时表现出来的自我,它是实质性的、主体性的;另一种是在拟剧论中呈现的自我,它是虚质性的、客体性的。这一虚一实共同构成了戈夫曼自我观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