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史的学术史: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与中国的亚洲史研究

这是一份讲义,主要讲述的是亚洲(或东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史。虽然在中国学界,以亚洲(或东亚)为单元的历史研究并没有成为显学,但19世纪以来,欧洲的东方学以及日本的东洋学,在种种因素的刺激下,先后形成了一种超越传统中国,视野扩大到亚洲(或东亚)的研究风气,并且曾经在20世纪影响了中国学界。这篇讲义就是对欧洲、日本以及中国的亚洲史研究及其背后的学术、文化与政治背景的分析。

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与近代欧洲东方学及其中国观

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纲要》的诞生,与近代实证史学对王西里的深刻影响密切相关。但考察王西里研究中国文字的思路和方法,剖析其评论中国文明的观点,他深受近代欧洲东方学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中国文学史纲要》的问世,还与沙皇俄国对中国的殖民政策,以及俄国人的东方观息息相关,其中俄国人的双重民族性格是此期俄国东方学研究兴盛的潜在动力。《中国文学史纲要》对中国宗教、中国文字、文学的研究和认识,在世界汉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其中透露出的王西里的中国观,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王国维晚年的史学转向及其思想世界

王国维的治学之路是从哲学到文学再到史学,治史领域则由古史研究转向西北史地学。关于王氏晚年的史学转向,论者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在古史领域大获成功并为世人瞩目之际,王国维晚年史学研究的主题,其实早已悄然预伏。在全力研究殷周史的同时,王国维仍兼顾边疆民族史与地理研究,这凸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意识,即国史研究不应局限于域内,需要紧密关注周边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这得益于其青年时代感染的东洋史学的历史视野。近代西北出土的大批文物及文献资料,强烈地吸引欧洲东方学者、日本东洋史家的目光,使这一区域的研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前沿领域。1919年,因为伯希和、沈曾植的启迪,王国维事实上已完成史学转向的心理调整和专业预备。王国维一方面继承清代西北史地学的传统,一方面积极引入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史学的新视野、新材料,推动中国本土史学的现代转型。同时,他借论定沈曾植的治学风格,进而构造自我的思想世界,宣示其追求真实的历史世界与理想的人文世界的学术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