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多层次立宪主义:国内宪法、欧盟法律和《欧洲人权公约》之间的关系

在“《欧洲人权公约》与国内宪法的决议”解释性备忘录中,欧洲委员会首次接受了“多层次立宪主义”这一概念,文章深入分析了欧洲“多层次立宪主义”的内涵,特别是国内宪法、欧盟法律和《欧洲人权公约》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指出了国内宪法秩序与《欧洲人权公约》互补性的重要性。尽管欧洲委员会承认多级立宪制下可能存在的法律秩序紧张关系,但任何解决策略都必须尊重国际法律义务,并维护欧洲人权法院的权威和信誉。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欧盟法律与《欧洲人权公约》之间的潜在冲突,并通过意大利塔里克(Taricco)案等司法对话案例,展示出这些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此外,文章还讨论了国际人权条约与国内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执行欧洲人权法院判决时的挑战。最后,文章提出通过司法对话和创新机制,如设立由国内法官参与的欧盟法院混合庭,来缓解不同法律秩序和法院间的紧张关系。这将有助于确保欧洲“多层次立宪主义”体系在尊重各国宪法和欧洲人权标准的同时,促进法治、民主原则以及成员国主权与国际义务之间的和谐协调,推动整个欧洲法律秩序的共同进步。

公正审判权视野下辩方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保障——以欧洲人权法院Murtazaliyeva V.Russia案为视角

辩方申请有利证人出庭作证是被追诉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我国辩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采取法官裁判权全面压制辩方举证权的基本态度,对辩方证人出庭作证权利的保障不足。欧洲人权法院在Murtazaliyeva v.Russia案中确立辩方证人出庭作证的三步审查法,既充分保障辩方证人出庭作证的诉讼权利,也避免不必要的证人出庭,较好地平衡法官裁判权与辩方举证权的冲突。完善我国辩方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关键在于强化法官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程序约束,即对于法官已经形成心证或印证的事实,只要辩方提出异议并申请辩方证人出庭的,除非明显不必要,法官应当允许。

欧洲人权法院2022年审判进展

2022年对于欧洲人权法院来说又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欧洲人权法院不得不应对俄罗斯因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而被欧洲理事会除名这一情况,并采用一些在制度层面具有重要性的程序,例如《欧洲人权公约》第十六议定书所规定的、相对较新的咨询程序以及《欧洲人权公约》第46条第4款所规定的有关拒绝执行欧洲人权法院判决的程序。欧盟法相关案例不仅在数量上十分突出,在质量上也值得关注,因为这些案例呈现出欧盟法与《欧洲人权公约》在保障由独立法庭审判的权利方面相互支持的状态。跨国议题同样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意味着需要根据缔约国领土之外的情况评估该缔约国对公约义务的遵守。此外,欧洲人权法院还就多个重大事项作出了重要判决,例如法律许可的安乐死,《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所规定的表达自由,家庭生活保障之下的福利津贴,以及有关“种族定性”、身份检查和污名化的国内政策。

《欧洲人权公约》与国际体育仲裁的关系综述

目前学界对《欧洲人权公约》(ECHR)与国际体育仲裁的关系研究,主要从ECHR对国际体育仲裁院(CAS)仲裁程序、CAS案件实体问题的适用两个方面展开。除了ECHR第6.1条对CAS仲裁程序具有直接横向效力这一已为实践支持的结论外,学界对ECHR的刑事程序性条款和实体性人权条款在CAS仲裁中的适用效力,仍存在争议。虽然否定其效力者解释了当前实践的合理性,但是支持其效力者的论述更有说服力,他们通过分析体育纪律处罚的准刑事性、体育仲裁的强制性和体育组织规则与人权保护的冲突,呼吁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构以合体系的方式统一直接适用ECHR相关条款,并建议改革CAS内部机制。既有研究为未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来研究可以补充国际法视角:联结ECHR与国际人权法,丰富CAS仲裁的法源;结合传统法理学和新兴国际法学理论,加强规范研究;从不同主体、具体条款着手探索ECHR在CAS仲裁中的适用,以及CAS仲裁对ECHR的作用。

欧洲人权法院实践中个人数据权与隐私权的关系

个人数据权与隐私权在欧洲区域被认为是两项独立的人权,但是囿于《欧洲人权公约》并未规定个人数据权的事实,欧洲人权法院通过保障隐私数据的方式将部分个人数据权纳入隐私权进行保障。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通过扩大对“私生活”概念的解释,不仅将隐私数据认定为隐私权的保护对象,而且还将能够间接识别出个人身份的部分非隐私数据也纳入了隐私权的保障领域。欧洲人权法院通过保障隐私数据拓展了隐私权的保障范围,通过吸纳《关于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的个人保护公约》的标准确立了个人数据权的权利内容,使得两项权利实现互动。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表明,个人数据权源于隐私权,两者不仅在内容上存在交叉,而且都具有保障私生活自由的价值底蕴;同时由于个人数据权还承载一定的财产价值和公共属性,是对隐私权的继承和超越,两者在保障人的尊严层面达到统一。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对我国明确个人数据权保障体系的基本价值、落实个人数据权与隐私权的制度界分、厘清二者的适用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欧洲人权法院数据隐私权的保护机制

为应对侵犯数据隐私权的情况,欧洲人权法院在“不干涉原则”的基础上,创设了“无支配原则”。“无支配原则”的形成原因有二:一是干涉行为本质发生变化,二是“无支配自由”理论更具说服力。借鉴欧洲人权法院数据隐私权的保护机制,我国数据隐私权的保护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完善:一是调整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的证明标准,二是强化法官对合目的性和正当性的说理能力。

基本权利谱系与法国刑事诉讼的新发展——以《欧洲人权公约》及欧洲人权法院判例对法国刑事诉讼的影响为中心

五十余年来,欧洲人权法院通过大量的判例对《欧洲人权公约》的诸多条款作出了更明确的权威解释,形成了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权利谱系。这促使法国刑事诉讼设立了"权利总则"——"权利立法"——"侵权无效"——"复合审"的立体式基本权利保障体系,扭转了职权主义国家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重秩序、轻权利"的传统。法国的刑事诉讼改革对全欧洲乃至全世界均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论《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洲人权保护机制的一体化趋势

《里斯本条约》明确规定"欧盟应加入《欧洲人权公约》",由此结束了长期困扰欧盟法律体系的一项重大争论,预示着欧洲委员会和欧盟两大人权保护机制的一体化。欧盟的人权保护机制发展滞后,因而产生了欧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的呼声。欧洲法院出于维护欧盟法律体系自治性的需要,一度对加入问题持否定态度。实践中,欧洲法院与欧洲人权法院之间愈来愈密切的互动却又彰显欧盟加入的必要性。《里斯本条约》为欧盟的加入打开了法律之门,欧盟内部也将此提上工作议程,目前欧盟与欧洲委员会正在谈判加入协定。不过,从加入涉及的一系列法律和技术难题来看,完全实现欧盟加入《欧洲人权公约》尚需时日。

欧洲人权保护机制下的环境权保护问题探究——以《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相关判例为视角

《欧洲人权公约》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欧洲人权法院在判例实践中不断探索出了给予环境权间接保护的路径。这其中经历了以对事管辖权为由拒绝环境申诉到开始承认环境污染与人权之间存在关系,再到最终做出支持环境申诉裁决的发展过程。《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作为环境申诉中最频繁援引的法律依据,在依据此条提起的众多环境申诉中,欧洲人权法院广泛适用了国家裁量余地原则,并且随着判例实践的发展进一步将此类案件的审理重点转移到利益平衡检验,为实体性环境权和程序性环境权均提供了保护。

欧洲人权法院“活的文件”判例法的发展、性质及出路

近年来,欧洲人权法院针对《欧洲人权公约》的解释问题发展出了“活的文件”判例法。借助其他国际法渊源、缔约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发展形成的最新共识,欧洲人权法院对《公约》条款作出演化解释,拓展相关权利的内涵,推动《公约》某些概念的含义与时俱进。但是,欧洲人权法院在没有得到《公约》授权或缔约国认可的情况下,在部分判决中施加新的缔约国义务或增加新的权利限制理由,实际上是为《公约》创设新规则的司法造法活动,超出了《公约》赋予法院的职权范围。以“活的文件”为名的司法造法活动并不是条约演化解释,也欠缺合法性和合理性。即便是针对《公约》条款作演化解释,也应该是基于缔约国嗣后在相关领域形成的观念或实践共识。因此,欧洲人权法院只有从“活的文件”判例法中抽象出演化解释的适用条件,包括适用前提、适用依据、适用范围和限制条件,才能使“活的文件”判例法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欧洲人权法院国家裁量余地原则理论探析

国家裁量余地原则是欧洲人权法院在实务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原则,并通过判例法实践不断完善,现已成为欧洲人权法院的重要原则之一。它是辅助性原则的逻辑结果,基于调节各成员国之间文化多样性、平衡人权保障机制和成员国之间的权利分配、适应公约条文内容及结构特点产生。尽管目前学者对于这一原则的利弊分析不一,但该原则本身反应的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应当尊重文化多样性,重视国内人权保护机制作用的理念值得深思和借鉴。

欧洲人权法院对律师帮助权的限制及启示：

作为后天拟制的法律权利,律师帮助权可以被依法限制。欧洲人权法院在相关判例中,针对现行犯抓捕后询问现场物证问题、作为证人时的认罪供述、公共利益受到重大威胁、自愿放弃律师帮助等情况,从身份、内容、利益、自陷等角度,对律师帮助权作出限制。判例对我国刑事诉讼有若干启示,如对贿赂犯罪可采取控制下交付、记录现场抓获后讯问物证问题的书证可采、未作为嫌疑人时作证的证言可采、把握对恐怖犯罪嫌疑人的限权比例。

欧洲人权法院对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司法审查

一直以来,由于国际投资仲裁一裁终局,东道国法院对裁决享有最终监督权,出于东道国利益的考虑,许多仲裁无法得到承认和执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但近年来,欧洲人权法院基于《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以及第一议定书第1条的规定,对缔约国法院不予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判决进行再审查,开始改变这一现象。虽然其管辖该类案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预示着更有效、更具执行力的国际仲裁体制正在形成,这也对如何保护我国投资者的权益提供了有益借鉴。

欧洲人权法院视野中的“当场击毙”及其启示

《欧洲人权公约》中有关生命权的规定包含有"当场击毙"的内容,即依照"绝对必需"标准,在法定情形下,执法人员有权使用武力乃至剥夺他人的生命。欧洲人权法院在一系列案件裁判中认为:使用武力要综合考虑所有情况;各缔约国的国内立法的替代性规定要切实有效;对"绝对必需"标准的审查要严格贯彻比例性要求;对相关案件要设立足够的调查程序并且要形成机制。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判体现了平等适用法律的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公正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这些有益经验对我国的"当场击毙"法律规制具有借鉴意义。

刑事证据采纳中的裁量问题: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及其启示

对于刑事证据采纳中的裁量问题,欧洲人权法院长期坚持一种弹性的整体审查立场,在综合考虑多种裁量因素的基础上,对使用以侵犯"公约权利"方式所获证据是否会损害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做出个案判断。弹性的整体审查既有值得肯定的优点,也有不能忽视的缺陷,在欧洲理论界与实务界引发了持续性的争议。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可以从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实践中获取正反两方面的启示。

运动员诉权保障与《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法院佩希施泰因案件述评

欧洲人权法院对德国运动员佩希施泰因案件的判决,确认了《欧洲人权公约》对强制性的体育仲裁必须进行适用,公约第6.1条要求国际体育仲裁院对案件的审理必须公开,同时判决确认了国际体育仲裁院是独立和公正的审判机关。然而,从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的人员组成和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员大名单上的人员构成来看,体育组织能够对国际体育仲裁院施加影响,使得具体仲裁庭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大打折扣,欧洲人权法院持异议意见的法官的裁决更有说服力。国际体育仲裁院是否是依法设立的审判机关也存在疑问。尽管国际体育仲裁院所在的国家瑞士政府赢得了在欧洲人权法院诉讼的基本胜利,但国际体育仲裁院必须坚持改革,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体育纠纷最高裁决机构。

反兴奋剂“行踪规则”的合法性研究--基于欧洲人权法院“FNASS等诉法国案”的分析

反兴奋剂"行踪规则",是指被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或国家反兴奋剂机构列入注册检查库的运动员应根据反兴奋剂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中规定的方式提供行踪信息。由于"行踪规则"涉及到运动员隐私,所以该规则是与运动员人权保护密切相关的一项规则,也是反兴奋剂领域一直受到广泛争议的规则。欧洲人权法院裁决的"FNASS等诉法国案"是关于"行踪规则"是否违反相关人权法的重要案件,也是近年来体育领域反兴奋剂中涉及运动员权利的重要案件。该案由欧洲人权法院裁决,更是体现了裁决的权威性,也是为"行踪规则"的合法性问题给予了一个明确答案。欧洲人权法院对"FNASS等诉法国案"的判决确认了"行踪规则"在《欧洲人权公约》下的合法性,对于整个世界反兴奋剂体系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法和案例分析法等,首先对"FNASS等诉法国案"的案情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次,就欧洲人权法院对"FNASS等诉法国案"的裁决进行了评析,并就该案对世界反兴奋剂体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讨论;最后,对"FNASS等诉法国案"给中国反兴奋剂法治建设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分析。

欧洲人权法院MUTU&PECHSTEIN案研究及启示

Pechstein案和Mutu案是近年来体育法学界广受关注的重大体育纠纷案件。两个案件都是案情复杂、时间跨度较大、所涉法律问题较多、经历了诸多诉讼程序的案件,最后都提交至欧洲人权法院审理。欧洲人权法院对Pechstein案和Mutu案的判决使得该案对国际体育法治的影响更为深远。运用文献资料法、比较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基于Pechstein案和Mutu案各审理机构的裁决分析,对Pechstein案和Mutu案的案情、各审理机构的裁决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和分析,并就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依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后,就欧洲人权法院对Pechstein案和Mutu案的裁决对CAS的改革、体育仲裁的完善、体育特殊性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并对Pechstein案和Mutu案给中国体育法治建设、体育仲裁制度建立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分析。

亲子权利冲突中的利益平衡原则——以欧洲人权法院判例为中心

儿童权利和利益的独立化是亲子权利冲突的逻辑前提。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实践表明,对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理解不应当绝对化。无论是家庭生活范畴的界定,还是对法律依据和其目的的审查,抑或是对民主社会之所需标准的判断,都必须将利益平衡原则作为基础。儿童利益只是利益平衡中所需要考虑的一项重要因素,并不会当然地处于权利位阶的上层。在具体的案件中,利益平衡原则提供了更为透明的司法推理,克服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所面临的模糊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