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数字治理逻辑和实施成效分析

2020年欧盟推出《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两大立法提案,对打破互联网科技巨头垄断、促进欧洲数字创新及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回应。自其推行以来,逐步形成了对平台巨头所发起的体系化遏制机制,从服务目标、义务规则、通行机制、监管保障等方面,提出了互联网平台的新义务、新理念、新的范畴界定和新的管理思路,为我国数字版权监管建设提供了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的传播管理范本。

欧盟《数字市场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囿于传统反垄断法应对平台市场力量的不足,针对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问题,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改良传统反垄断法、全面的事前规制和持续的机构监管三种路径。作为事前规制路径的典型代表,欧盟《数字市场法》已于2022年11月1日正式生效。通过考察该法出台的主要动因、政策目标和调整机制可以得出启示:中国竞争政策目标设定不仅应关注本国相关市场竞争状况,更应本着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中美欧数字博弈的大背景下综合考量;数字竞争政策存在多种路径,应综合权衡个中利弊,结合本国制度基础和市场发展阶段谨慎选择;在数字竞争政策的设定中也应注意与其他数字、数据政策的冲突与协调。

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的一般过滤义务——基于《欧盟数字化单一市场版权指令》

欧盟版权法改革迎来“大地震”,形式上不要求但实质上要求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商履行一般过滤义务,该改革将产生极大危害,包括算法引发的私人执行和监视风险、侵犯言论自由、对私人数据和隐私产生危害、妨碍营业自由以及损害版权例外与限制。对此,我国在未来的著作权法改革中不应引入一般过滤义务,应理性看待欧盟版权法改革过程中的“价值差”,从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层面关注用户权益,最后,著作权人和网络服务提供商应通过市场创新满足消费者需求。

论在线内容分享平台的版权内容过滤义务——以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第十七条及对中国的启示为切入点

为了应对数字技术发展对传统版权法的冲击,2019年3月通过的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第十七条实质上规定了在线内容分享平台的版权内容过滤义务。文章认为,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取得的长足发展,安全港规则不足以保护版权人的利益需求,我国引入版权内容过滤义务的时机已经成熟。基于数字时代下的版权市场得到良好有序运行的目标,我国有必要引入版权内容过滤义务,并通过依平台的识别和控制能力确定版权内容过滤义务的高低、让版权人适当分担过滤措施成本、建立用户申诉异议机制等具体措施积极平衡在线内容分享平台、版权人以及用户之间的利益。

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欧盟模式”批判

互联网大平台因为存在网络效应、规模经济以及大数据等特征,明显具有垄断或寡头垄断趋势,因此这个领域强化反垄断监管在国际上乃大势所趋。欧盟《数字市场法》是世界上首个通过事先禁止性规定监管数字大企业的法律制度。随着这部法律的生效,很多人在观察布鲁塞尔在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的效应,我国也有人考虑引入欧盟模式监管我国的互联网大平台企业。但是,学习借鉴外国法律制度应当考虑本国国情。我国是否采取欧盟模式,不仅应当评估我国反垄断法在平台经济领域实施的效率和前景,而且应当考虑一揽子的事先禁止性规定是否有助我国数字经济和数字企业的发展和创新。

Google、Facebook等公司:反垄断法视域下的数据及算法力量

在过去的30年里,互联网的成功造就了众多新的服务,并大幅增加了消费者福利,也为企业创造了许多新的机遇。然而,种种担忧亦接踵而至,即一些大型数字公司及其使用的算法可能获得过多的影响力。全球各国通过各种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反垄断法和监管法对潜在的竞争作出回应。在德国,立法者曾两次(2017年和2021年)修订《反限制竞争法》(GWB),以更好地涵盖数字市场和商业模式。对此,当时的重点是改进对权力滥用的监督。在欧盟,立法者选择通过《数字市场法》(DMA)对数字守门人进行监管,该法案自2023年5月2日起生效,并提列了众多禁止条款。本文将德国的法规(特别是《反限制竞争法》第19a条)与《数字市场法》进行比较,并批判性地对这两部法规进行评估。

论著作权法中的归复权制度

在著作权交易市场上,创作者通常将作品的商业利用通过著作权合同交由相对方安排,从而获得经济利益。然而,由于创作者与传播者在经济地位和交易经验上的差异,加之传播者拥有控制传播渠道和传播技术的先天优势,造成部分创作者的合同报酬与作品后期的市场价值之间相差悬殊,进而导致我国著作权合同领域的利益失衡问题日益凸显。针对此等现象,若不能及时找到切实可行的出路,那么将不利于原创作品的产生,更有违著作权法的本旨。为了应对著作权领域的交易不公平问题,很多国家的著作权法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归复权制度,即在满足特定要件时允许创作者收回被转让或许可的著作权。正确认识归复权制度的成因、理念及具体规则,结合本土制度框架及产业运作模式进行选择与优化,最终落脚于该制度在我国的具体构建及实际应用,可为著作权法的修订及配套法律文件的制定与修改提供重要的现实建议。

著作权合同实质公平规则形塑

著作权合同领域的实质公平争议,因我国版权产业的快速发展和著作权法专门合同规则的匮乏而日趋凸显。同时,版权产业与互联网产业融合所带来的新旧产业主体利益分配矛盾,也因颠覆了发达国家的既有立法经验而使得本土立法无章可循,导致创作者弱势地位的传统认知和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著作权合同实质公平规则体系亟需调整。基于我国现阶段版权产业的特点,本土著作权合同实质公平规则不应建立在普适性地将创作者视为弱者的前提上,也不应效仿民法体系中专列消费者和劳动者并以专门法设计特殊规则的做法,而应在不改变我国既有著作权法体系的前提下,通过规范解释《著作权法》第27条重塑其法源属性和解释路径,以合同目的和授权条件的具体化和强制性排除创作者在缔约中的弱势地位而引发的实质公平问题,同时将公开义务纳入缔约阶段的实质公平规则类型中,围绕《著作权法》第24条第4款关于许可合同付酬标准和办法的规定加以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