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苏手简》所收欧阳修尺牍

《欧苏手简》收录欧阳修、苏轼尺牍各二卷,将其所收苏轼尺牍与现存《东坡续集》比对,可推断此书为选本性质。在此基础上,假设此书所收欧阳修尺牍亦从欧集选出,则通过比对分析,可知选编者所据之欧集,乃早于周必大编定本,很可能就是所谓绵、吉本。果然如此,则从《手简》选录范围来看,绵、吉本对欧公尺牍的结集,已具相当规模,接近于周必大初编本。所以,《欧苏手简》可帮助我们更详细地了解欧集形成史的某些局部。

从文言、小文到国字解:《欧苏手简》在日本的受容与变容

《欧苏手简》于国内传藏极少,在日本却有广泛的传播,且具有重刻本、续编本、笺注本及国字解本等多种样态。早期的正保本与天明本,与古籍在中国内部的递传轨迹带有同步性,传刻与变异局限于文献学层面,更深层的文化交涉未及展开。之后竺常根据手简的文体与功能,揭发了《欧苏手简》的过渡性受容特征,提出了日本文章学中特有的“小文”范畴,使之成为化约经典的典型作品。与此同步,日人文化本土意识兴起,汉籍和化倾向加强,《欧苏手简》也因训读法的使用而使普及层面得以下移,大槻东阳与西川执的注释本由此应运而生。当汉籍中的异质文化要素进一步剥离,文言最终以国字解的形式呈现时,《欧苏手简》也就完成了受容的最重要步骤,从而融入日本文化当中。《欧苏手简》从中华文化的客观传达,进而转为日人的好尚择取,最后则融入其本土文化,鲜明地呈现了日本汉学的发展流向。《手简》以其完备的版本与传播样态,成为汉籍汉学化的生动面相。

《欧苏手简》之苏轼手简研究——以惠州、儋州时期为中心

本文是《<欧苏手简>苏轼黄州时期手简研究》①的续篇,重点考察《欧苏手简》中苏轼在惠州、儋州时期的75封手简,收信的43人主要是与他有过密切交往的友人,包括曾任朝廷官员的友人和地方官员中的友人,还有弟子和家族成员等。苏轼以书信描述“流落海隅”的艰难生活和对有相同遭遇的同僚的牵挂,倾吐内心的焦虑不安,表现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可以一笑”的达观精神,还通过富有幽默感的文字向弟子、家族成员传授治学经验以及修身齐家的方法。这些书简为考察苏轼在这两地的生活境况和精神状态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一手资料。

日藏朝鲜刊五卷本《欧苏手简》考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五卷本《欧苏手简》,为景泰元年(1450)朝鲜刊本,是该书较早的刊本。该本曾经德川家康收藏,前四卷与黄裳藏明初刊本、朝鲜甫州洪武本、和刻正保本同源;其卷五杂录唐宋文人尺牍、小品43篇,其中有15篇未见于孔凡礼《苏轼文集》以及《全宋文》所收苏文。诸文中并有苏轼佚诗一首。这些文章来源虽无从判定,但所见题为苏轼佚文的作品,其内容和语言均与苏轼行迹和语用习惯较为吻合;该卷收录的文章多有所本,且与通行本有不少差别,其为苏轼佚文的可能性极高。该本既存有佚文,又较和刻本更接近欧苏尺牍原貌,且所存异文可资校勘,更提供了明代中前期朝鲜半岛中下层文人的文化观念、经典作家接受、汉文学习等情况的实例。因此,该书不但具有相当的文献价值,也有助于促进对东亚汉籍环流过程中刊本时代的文献流衍,及其背后的文学与文化信息的重新思考。

《欧苏手简》考

《欧苏手简》四卷,大陆仅北京大学图书馆庋藏一部,乃日本天明元年刻本。本文略述该本版式及内容,辨正编者杜仁杰为由金入元的作家,书目将他著录为“宋”人,误。该书的编刻时间,当在元灭南宋(1279)至杜氏辞世(约元至元二十一年前后)之间。

东亚汉籍之路视域下看《欧苏手简》的流传、刊刻与版本

《欧苏手简》是一本选辑欧阳修、苏轼二人部分书信的函札集,书前有金末元初人杜仁杰的序言。该书在中国流传不广,甚至罕为人知。是书在朝鲜却屡次刊刻,广为士人所熟知,其后甚至传布日本,也多次覆刻。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学界屡次重新检讨《欧苏手简》的价值,并从中辑得欧、苏二人佚文,使得《欧苏手简》重新进入中国学界的视线。但是学界一直没有探究《欧苏手简》在东亚的流传以及东亚各地士人对于《欧苏手简》的认识,本文即是希冀重新认识《欧苏手简》在东亚社会的流传与接受,并发掘《欧苏手简》在东亚书籍之路上的意义。

东坡尺牍源流考

宋刊东坡“大全集”收录尺牍的主体部分(第175首至最末第809首)源于以补遗东坡“七集”为目的、成书时间下限在两宋之际的《东坡外集》,以时编次,严谨有法。而“大全集”收录尺牍不源于《东坡外集》的补充部分(第1首至第174首),来自纷欣阁丛书本《东坡翰墨尺牍》所据的宋代“文本系统”,以人编次,编纂欠佳。宋刊“大全集”被明成化本东坡“七集”的底本洪熙本《苏文忠公集》承袭,成为成化“七集”之《东坡续集》收录尺牍的源头。成化《东坡续集》收录尺牍实际上成为今天东坡尺牍研究的基本资料来源,这一情况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今后使用东坡尺牍,应该追溯到《东坡外集》《东坡翰墨尺牍》以及洪熙本代表的宋刊“大全集”,然后才能轮到成化《东坡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