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前期吉州唱和圈中的布衣诗人及其身份创作——以民间教师欧阳鈇为中心

南宋前期江西吉州及其周边形成了一个地域性官民唱和圈,其中既有王庭珪、胡铨、周必大、杨万里、赵蕃等仕宦时间长短不一、官位高低不尽相同的士大夫诗人,也有欧阳鈇、葛潨、刘承弼、刘伯山、杨愿等长期登门教授或开门教授的民间教师。士大夫诗人的别集著述基本保存,而民间教师除欧阳鈇尚有几首诗歌以及一些诗句留存外,其他人的别集著述全部遗失。因此欧阳鈇的残存诗歌就有了作为民间教师这个阶层性存在的典型化乃至标本性意义。仔细考察这一“标本”,再对比士大夫对欧阳鈇的书写,我们会更了解民间教师们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民间教师等不同职业身份的布衣诗人曾经是一个庞大的存在,如果他们的诗歌都能够保存,我们看到的宋代诗坛就不会是以士大夫诗歌为主体的一元化格局。

欧阳玄《谢日僧此山首座诗》考

《谢日僧此山首座诗》是元代欧阳玄写赠给日本僧人此山妙在的饯别诗,诗作获得多位僧人唱和,成为中日文化交往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诗作680余年来在日本流转有序,为我们研究日本文物收藏提供了珍贵范本。诗作具有典型的欧阳玄艺术风格,为我们深入研究欧阳玄的书法艺术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和难能可贵的第一手材料。

欧阳棐墓志疏证

欧阳棐为欧阳修第三子,其道德文章虽酷肖乃父,然传世文献有关其生平仕履之记载却不甚了了。诸家史传如《东都事略》《四朝国史》《宋史》等,俱本于欧阳棐的好友毕仲游所作之《欧阳叔弻传》,且在转述过程中,时有擅自发挥而致误者。河南新郑出土的《欧阳棐墓志铭》为还原欧阳棐一生之真实行迹提供了最为直接而可靠的材料,比之于毕《传》与诸史传,不仅更为详细,能补诸家史传之缺,且能正诸家史传之误。

新时代“地质队员之歌”——欧阳黔森报告文学读论

欧阳黔森是一位多文体、多门类写作的代表作家。我更关注他的报告文学创作。阅读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我的耳边不由得回响起由唐健康和赵春作词、雷渡演唱的《地质队员之歌》的歌声:“走千山,蹚万壑,地质队员苦也乐”,“祖国处处是美景,一路风景一路歌”。这倒不是由于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题材关涉地质队员的工作与生活,而是因为作者曾经的“出身”和现时的写作身姿,让我真切地觉得欧阳黔森的报告文学是以地质队员的脚力“走”出来的。

汉诗的绝对文本:欧阳江河诗歌中的“量子男孩”与“天使抗体”

诗歌何为?汉诗又何为?在一切都会被纳入程序控制的算法时代、AI也能写诗的时代,诗人何为?如此的提问,无疑也是直接回应海德格尔思考里尔克的文章的标题--《诗人何为?》,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已经在里尔克一首诗歌片断中得到了先知般的指示。

生命共同体、环境正义与可持续发展——欧阳黔森创作中生态意识的三个维度

在现代性语境中用“生态”理论来解读极具生态化的乡土文学,是以另一种姿态重新打开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考。欧阳黔森这位具有独特职业身份和满怀文化忧思的作家,在创作中充分体现出在现代性语境中具有强烈的生态意识情怀:一是作为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意识凸显;二是关于环境正义的生态意识审视;三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意识显露。

《欧阳海之歌》沙博理译本叙事转换研究

《欧阳海之歌》因其多维叙事及其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叙事需求的适配性,成为彼时为数不多的、被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话语层面,沙博理对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时间进行了调整;故事层面,沙博理对文化故事和政治故事进行异语语境转换。在话语与故事层面,沙博理根据译者身份做出不同叙事转换。以此为视角,文章分析了译者不同策略选择的动机,发现叙事转换是译者在话语与故事层面综合考量国家翻译实践的目的、国内外语境、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接受能力等后做出的平衡选择。

崇高美学的当代形式--读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

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从横向对比和纵向提纯两个维度建构反映脱贫攻坚的人物体系。这个丰富的人物体系既反映了脱贫攻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充分展现了脱贫攻坚的现实有效性。小说以轻喜剧的形式在解构中建构脱贫攻坚基层干部的崇高精神,并创造了一种契合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由农民语言、政策语言和知识分子语言有机融合的杂语形态。

地方性叙事的现实观照与审美镜像——欧阳黔森长篇纪实文学《黔村行记》创作研究

2024年3月欧阳黔森《黔村行记》出版,这是继《江山如此多娇》《莫道君行早》发行之后,又一部长篇纪实文学,充分显示了作家的创作实绩和叙事智慧。《黔村行记》从地方性叙事的审美维度切入贵州时空地理,以饱满的乡土情怀展示其山乡巨变,尤其是通过行走访谈的田野调查方式,紧紧围绕贵州“交通”“乡村”“民众”等关键词,深刻地展现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在贵州大地的生动实践,以及由此带来整个贵州乡村民众生活和精神面貌的根本性转变。《黔村行记》紧跟新时代,观照乡村社会现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容地书写了贵州大地充满艺术活力的生命世界和精神状态,以此彰显贵州新时代乡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审美镜像。

论欧阳修诏令变革复古的四重维度

作为北宋仁宗朝引领文坛风尚的名臣硕儒,欧阳修以缙绅雅望的文学成就和尊崇清贵的政治地位,独步文坛,激扬士气,矫正文风,倡导并引领一代文学之变革;与之相应,其任“两制”词官期间的诏令文章也从古雅简重的典事、层进转合的章法、省净散化的语言和情理相参的议论四个维度有力回应其所倡导的复古及“以文体为四六”的变革主张。

论欧阳修词雅化的审美倾向

欧阳修的词风格多样,具有雅化特点,体现了士大夫的学识修养与情怀。欧阳修遵循花间词所具备的柔婉音乐旋律,摒弃了词过于俗艳的特点,在词中注入士大夫的雅正情怀,呈现出魏晋士人高逸闲雅的精神特质。欧阳修使用以理节情、以诗为词等艺术方法对词进行雅化,使得词的发展迈上新台阶。虽然欧阳修的词风格多样,但大多数文人更加倾向于接受欧阳修词“雅正”的审美倾向,这与欧阳修儒雅高洁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也与文人本身崇尚雅正风流的传统文化心理息息相关。

元代欧阳玄的文臣意识与诗学构建

欧阳玄的诗学思想与其文臣身份息息相关,他一直对礼乐文化十分重视,始终秉持“雅正”的文学观念。欧阳玄文辞多为馆阁之音,呈现出“舒徐和易”的为文风格。作为元代翰林国史院的重要文儒,欧阳玄敏锐地意识到后期文坛一味拟古的风气,提出了自己的“性情论”主张,以革新元初文坛过度强调“性情”的论调。虽然说欧阳玄的诗学理论与其学术思想有关,但欧阳玄的身份意识不仅直接决定了他诗学理论的基本走向,而且也对有元一代文风的塑造带来了更多的话语权。

论宋型文化视域下欧阳修《采桑子》的闲适意趣

在宋型文化的影响下,宋词更加注重诗人内心情感的表达。欧阳修以个人的学识修养、审美品位与复杂的人生经历,借助词的抒情属性在《采桑子》组词中以颍州西湖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观照对象,在词作中建构了深婉的词学意境,表达了闲适的生活意趣,寄寓了对颍州西湖秀丽山水风景的眷恋之情以及流连光景的闲适情怀,呈现出对传统意识的超越与人生意义的追寻等特点。同时,欧阳修词的创作又促进了宋型文化的发展,使宋型文化更加具有兼容并蓄、雅俗互通的文化特质,对宋代及后世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深入生活,为时代写真——评欧阳伟报告文学《种子的魔力》

报告文学作家欧阳伟的短篇作品《种子的魔力》响应时代主题,书写了隆平稻作公园日常生活的故事。作者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写作反映出对乡村振兴、时代发展的反思。一方面,作品以小说的艺术手法呈现出一篇“文学的报告”,通过对细节的刻画,环境的渲染,个性化的人物语言书写等表现其文学性特征。另一方面,作品中作者的在场叙事,紧密结合时代热点的书写,语言的真实等表现出作品的新闻性特征。作品真实地展现了新时期以来的农村发展,对报告文学的书写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

歐陽脩與佛道關係新論

歐陽脩身後,關於他本人的最終信仰,後人往往各據所聞,大抵不歸於佛,則歸於道。這些長期流傳的佚聞傳説,與歐陽脩著作中一貫排抑佛老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其中最具代表者,當屬葉夢得“臨終讀《華嚴》”“嵩山觀蘚文”及釋子“敬明教(契嵩)服圓通(居訥)”之説。然葉氏所記無非影響之談,而敬服之事,也全係後世僧徒添油加醋而成,皆真僞錯雜,難以徵信。此外尚有不少零碎傳聞,多漏洞百出,不足爲憑。至於歐陽脩手訂《居士集》中保存的那些爲僧道而作的詩文,其意或在因勢利導,勸人還俗;或在托物言志,思閑思歸;與其筆下作爲隱喻的仙翁、仙宫之語一樣,都不能視爲個人信仰的確證。逐一清理相關傳聞,可見普遍存在的叙述模式及其背後被有意無意誤讀的歷史依據。從現存史料,特别是代表歐陽脩晚年信仰立場的《居士集》與《集古録跋尾》等書來看,歐陽脩終其一生都未曾真正親近過佛道兩教,實爲一位頗具理性主義精神的儒者。

在理想主义的怀抱中把握现实——关于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绝地逢生》《莫道君行早》

欧阳黔森是当下最具活力的多栖型边地写作者之一,尤以小说、报告文学和电视剧创作最为显著。但不论哪一栖,其创作的出发点始终围绕在他所生活的西南边地——乌蒙山脉和武陵山脉。特殊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经验,加之早年的地质队员经历,使他的创作既具有贵州文学创作中所具有的地方性色彩,也呈现出极具个人标识度的创作品质。这种创作品质从主题上看,欧阳黔森有着较为“亲密”的现实把握能力,在现实与文学融入的关系处理上有其独到之处;从创作基调上看,欧阳黔森总是流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而这也正是当下现实题材创作中所需要的。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欧阳修茶诗创作研究

欧阳修既生活于茶文化发展的高峰期宋代,又是独步天下的文学泰斗。他既长于文学,又精于茶事,以其茶诗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意义。从文学地理学视域下审视欧阳修茶诗创作,探究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文学创造空间对茶诗创作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梳理茶文学发展历史,为茶文化研究开辟新的视角。

宗师与兵学:社会圈层视野下的欧阳修与《孙子兵法》

三个社会圈层波及一代宗师欧阳修与《孙子兵法》之间的互动:一是他与梅尧臣密切交往的“朋友圈层”;二是他置身于史学、文学和军政事务的“术业圈层”;三是他介入了高丽与北宋关于孙子兵学问题交流的“外交圈层”。此三个圈层使欧阳修与《孙子兵法》发生了密切联系,产生了不同效应。“朋友圈层”使欧阳修学习《孙子兵法》增加了外在动力;“术业圈层”使他格外关注孙武的家世与注重应用孙子兵学于军政问题;“外交圈层”使他对孙子兵学的认知得到进一步提升。总之,欧阳修既是《孙子兵法》的喜好者,也是兵家孙武身世的关注者,还是孙子兵学奥义的探索者。欧阳修与《孙子兵法》发生互动的三个社会圈层,呈现出孙子兵学传播与应用的多姿多彩,诠释了欧阳修担任北宋高级武官的隐微之处。

欧阳修七古叙事诗的“情韵”生成——风物、时空与结构呈现

欧阳修的部分七古叙事诗,方东树《昭昧詹言》冠以“情韵”之评,在之前的欧诗接受史中并未出现类似表述。分析方氏所举范例,欧诗“情韵”的生成路径可分三类:第一,依托沉浸式的风物描写,塑造叙事幻境,以双向对峙结构来暗示情感重心,读者通过对相关文本的比勘阅读,收获打破叙事幻境的悠扬余味;第二,以具有象征性的风物为隐喻,取资唐代诗学资源与诗人现实经历,在叙事结构中融摄多层叙事时空,并在风格上形成唐韵和宋韵的碰撞;第三,以风物为叙事线索,形成前后勾连、反复跳跃的叙事时空,配合以嵌套的叙事结构。通过欧诗的演绎,宋诗“情韵”范畴在唐诗意蕴“深厚”之外,又添“深曲”之意。欧诗情韵的曲折幽远依托于有意义的结构,而意义的阐释亦即诗人“精神场域”的发掘,则依赖于诗人自洽性的文本场域,这是宋诗“情韵”生成的独特条件。

梁斌与欧阳予倩抗战戏剧活动之比较

在全面抗战期间,梁斌和欧阳予倩以戏剧家的身份从事抗战文艺活动,在不同的抗战环境中呈现出发展的多样性。在组织活动方面,梁斌在极端条件下组织戏剧游击战,积极贡献于抗战事业,而欧阳予倩则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倾向于上演高水准的多幕剧,强调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创作方向上,抗战初期,两位戏剧家都投身于抗战宣传,但在后期,梁斌偏向为政治政策服务,而欧阳予倩则转向以人物为创作重点。民族化思潮之下,梁斌重视语言的大众化,而欧阳予倩更注重从戏曲传统中汲取资源。比较研究结果突显了两位戏剧家的独特艺术取向,同时反映了抗战时期戏剧发展的多样形态,为我们更深入理解抗战文化史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