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电子信息与重构的爱欲伦理——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后叙事”中的数字人文精神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直以来被称为加拿大后现代作家,但在2010年之后,其作品发生了一定的风格转向,即从一般的后现代叙事转向了超越的后现代叙事。这表现在其反乌托邦小说《最后死亡的是心脏》对电子信息技术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伦理学的价值重构,前者暴露了电子信息社会模式背后隐藏的极权化、阶级化、制度化等潜在风险,后者呈现了爱欲与宽恕对数字时代日趋扁平化的人的救赎。考察小说中电子信息工程与人之道德伦理之间的反乌托邦关系,不仅是揭示作家“后叙事”特质与数字人文精神的重要环节,也是电子信息等现代科技领域规避未来风险灾害的人文启示。

从爱欲之路到修辞之路——论柏拉图《斐德若》中灵魂提升的两条道路

苏格拉底对智慧有着极强的爱欲,同时他还爱欲着身边渴求智慧的青年人,如何促成他们的灵魂提升,这成为苏格拉底哲学言辞的一大重心。柏拉图在《斐德若》中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向我们展现了两条灵魂提升之路:爱欲之路和修辞之路。第一条道路充满诗意,从追求身体之美走向追求美本身,从而开启了灵魂返乡的道路。第二条道路则更具技艺性,在优美言辞的组织和表达中传递真理的知识,从而在听众或读者的灵魂中播撒希望的种子,在修辞中激发、吸引并引导灵魂对智慧和美本身的追求,这是有限的人踏上了无限提升的道路,前路漫长但更具人性化的考量。两条不同的道路最终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修辞学"中汇聚在一起。

基于《黄帝内经》肾“苦欲补泻”理论探讨糖尿病肾脏疾病的遣方用药

糖尿病肾脏疾病是临床常见的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已成为慢性肾脏病和终末期肾病的主要原因。中医认为其病位核心为肾,是肾体受损,肾用失司,肾元劳衰所导致的疾病。《黄帝内经》中载“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本文考究《黄帝内经》中肾“苦欲补泻”理论内涵,结合目前中医对于糖尿病肾脏疾病的主流治法,提出糖尿病肾脏疾病的中医辨治当以肾为关键,肾燥当予辛润之,肾虚当予苦补之,肾实当予咸泻之。以期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肾脏疾病提供理论渊源,并为中医辨治糖尿病肾脏疾病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基于时空医学探析“六经欲解时”

梳理历代医家对“六经欲解时”的认识及现代临床研究,对其进行论述。提出以光变时空理论为基础,从时空医学角度剖析“六经欲解时”相关条文背后更加深层的含义;总结了光变时空理论渗透下日周期、月周期、年周期的应用,强调了多维度考虑问题,同时注重天人相应,才能更好地理解张仲景确定六经欲解时辰的独特见解,为临床治疗提供思路。

心“苦欲补泻”理论在双心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五脏“苦欲补泻”理论最早见于《素问·藏气法时论篇》,心脏“苦欲补泻”理论指出心以缓为苦,以软为欲。心苦缓,是指心脏苦患的病理状态,具体体现在心苦气缓、神缓和血缓;心欲软,是指心脏顺应天地之气的生理特性,具体含义为心火欲软、血脉欲软、神志欲软以及舌面欲软。治疗上当遵循“急食酸以收之”“急食咸以软之,用咸补之,甘泻之”。双心疾病是指心脏和心理共病,其心脏、心理之间相互影响,气与血的失调和情志思维活动的异常同时存在,“气—血—神”的紊乱是其基本病机,而心“苦欲”理论内涵的根本也在于心气、血、神的失常,二者在病机方面相系紧密。双心疾病患者情绪特点分为生命活力低下的抑郁状态以及紧张担心的焦虑状态两类,治疗时在心“补泻”理论指导下,当辨证选择酸味药、咸味药、甘味药纠正偏颇,通过酸收心气、潜摄心神,甘益元气、泻火缓神,咸破血癥、滋水制火,以恢复心脏气血神三者调和的阴平阳秘之态,以期为双心疾病治疗提供新的思考。

基于六经病“欲解时”解读仲景时间医学的应用

中医有关的时间医学理论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与自然界时间节律对应关系的学科。该理论起源于《黄帝内经》,继承和发展于张仲景,重点体现在《伤寒论》六经病的“欲解时”等内容,阐述其中蕴含的时间医学理论。通过对相关医史文献的探索研究,着眼于仲景及后世医家对人体时间节律的认识、疾病的发生发展节律以及择时治病等相关问题,综合近现代时间医学理论的发展,以丰富中医有关的时间医学理论,指导临床实践。

基于《伤寒论》六经欲解时理论探讨非杓型高血压的中医病机

文章分析《伤寒论》六经欲解时的意义,并与现代医学研究相结合后认为六经欲解时阶段的病理改变皆可导致血压的异常波动,使其呈现夜间血压下降不足的非杓型改变。在《伤寒论》六经欲解时理论的指导下,从“太阳郁闭”“阳明失合”“少阳枢折”“太阴不运”“少阴不藏”“厥阴不收”六个方面分别阐述非杓型高血压的中医病机,进而为中医药治疗血压昼夜节律异常提供临床新思路。

基于“苦欲补泻”从脾论治慢性心力衰竭

慢性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疾病的严重和终末阶段。中医概括其病机为“虚”“瘀”“水”,以心之气阳亏虚为本,以血瘀、水停为标,病位涉及五脏,尤以心脾关系密切。苦欲补泻理论源于《黄帝内经》,是指导临床组方用药的重要原则。本文结合脾苦欲补泻理论,探讨慢性心衰病机,论述苦温燥湿、甘淡补脾、甘温补虚的治疗原则,以期为慢性心衰治疗提供新的方法及思考。

基于六经病“欲解时”应用乌梅丸验案举隅

乌梅丸首见于《伤寒论》厥阴病篇,大部分学者认为其是治疗蛔厥的良方,这极大地限制了其应用范畴。全国龙砂医学流派代表性传承人顾植山,将伤寒六经病“欲解时”释为“相关时”,并广泛用于临床选方用药,在六经病“欲解时”相关时间段内出现症状或症状加重时,针对性选择该经方药治疗,疾病往往顺势而解。张斌霞师从顾植山,根据“厥阴病欲解时为相关时”理论,在厥阴病治疗中应用乌梅丸,临床上取得良效。

基于六经病欲解时理论治疗失眠验案

失眠在临床中较为常见,中医治疗失眠有较大的优势。该文介绍根据《伤寒论》六经病欲解时理论治疗失眠验案3例,旨在为临床治疗类似疾病提供参考。

基于苦欲补泻论治小儿肝脾不和型咳嗽

“五脏苦欲补泻”理论起源于《黄帝内经》,“苦欲”描述了五脏的生理病理,“补泻”是运用调整气机的方式来平衡脏腑,顺其欲者为补,逆其欲者为泻。肝苦急而欲散,脾苦湿而欲缓,常克教授根据肝脾之苦欲,从脾壅肝郁、脾虚肝贼及肝郁脾滞论述小儿肝脾不调型咳嗽,附验案1则,以资验证。

基于《灵枢·营卫生会》解读“六经病欲解时”和六经病

《灵枢·营卫生会》言:“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如是无已,与天地同纪。”荣卫二气于阴分、阳分各行二十五周,对应昼夜。太阳病欲解时,卫气运行到日中重阳,胃气相对较强,卫气行而盛于外,荣气相对充足。阳明病欲解时,阳尽而阴受气,卫气盛于荣气。少阳病欲解时,阳气从里出表,荣卫二气较弱。太阴病欲解时为重阴,胃气虚衰,荣卫二气生成不足。少阴病欲解时为阴衰,胃气弱,卫气衰,荣气弱。厥阴病欲解时,阴尽而阳受气,此时胃气弱致荣卫生成不足,但同时有卫气初出的趋势。治疗在于维持胃气的正常运行及荣卫二气的平衡,太阳病当泻卫固荣,方选麻黄汤类方;阳明病当清卫补荣,方选承气汤、白虎汤类方;少阳病当补荣疏卫,方选柴胡类方;太阴病当补荣和卫,方选桂枝汤类方;少阴病当补卫固胃护荣,方选四逆汤类方;厥阴病当护胃存荣固卫,方选乌梅丸、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等方。

从五脏苦欲补泻理论浅析叶天士治疗肝风经验

五脏苦欲补泻理论中,遂从本脏之所欲,顺其性而治者为补;逆从本脏之所喜,反其性而治者为泻,每一味药物均有补泻两方面。叶天士认为,肝风为“身中阳气之变动”,遵“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的治疗原则,总结出治肝三法:甘缓法、辛散法、酸泻法。肝体亏虚、肝血不足所致肝风,采用甘酸柔肝法以缓肝,药用芍药甘草汤、何首乌、枸杞子等;胃中空虚所致肝风,采用清养阳明法以缓肝,药用甘麦大枣汤;肝肾亏虚,阳亢不潜所致肝风,采用甘缓潜摄法以缓肝,药用地黄饮子化裁、虎潜丸、牡蛎、六味地黄丸、桑螵蛸等;情志困扰、忧思劳神所致肝风,采用辛甘化风法以补肝,药用当归身、枸杞子、桂圆肉等;肝木气郁化火所致肝风,采用酸敛法以泻肝,药用乌梅、白芍、黄柏、黄连等。

理性与爱欲:《理想国》与《会饮》中的两种灵魂图景

柏拉图在《会饮》和《理想国》中为我们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灵魂图景:一是爱欲或爱若斯(Eros)向着美的理念自身的一种和谐的攀升模式(ascent model),二是在灵魂的理性部分与欲望和激情部分之间的一种冲突或斗争模式(conflict model)。这两种模式并没有任何内在的矛盾之处,而是对柏拉图的同一种实践主题的两种不同的描述:即欲求的秩序或逻辑。柏拉图在这两篇对话中虽然没有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实践哲学,但这两篇对话却为后来的实践哲学奠定了不可取代的形而上学基础:道德心理学,即灵魂的三分结构和爱欲的本性。理性的统治才是个体灵魂的最佳结构,爱若斯的最终目的是对美的理念的静观,只有在对美和善本身的静观和沉思中才找到了让自己安顿的栖身之所,而灵魂的理性部分通过哲学教化和对智慧的爱而摆脱激情和欲望的奴役,走向个体的正义之境。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现实可行性与技术可欲求性之辩

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为干预人类道德情操提供可能,也正因为其利用技术手段改变人的道德行为而饱受争议。围绕着现实可行性与技术可欲求性存在的争议展开讨论,当下学界在可欲求性层面提出的人格塑造、自由意志和道德理性问题都未必构成对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良好反驳。在现实可行性层面,发展一项旨在提升个体道德情操、解决德性相关社会问题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未必值得提倡。技术安全性、有效性和价值定位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效益主导下“工程性”道德增强带来的自由意志悖论,都构成该技术面临的伦理困境。

“灭人欲”与“御人欲”:程颐与叶适“欲”思想比较研究

程颐与叶适分别作为程朱理学与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二人在“欲”思想上存在根本性差异:程颐否定“欲”为人之天性,将之限定于气质之性范畴,用以揭示人性之恶的由来,最终确立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宗旨;叶适认为“欲”是人性之固有内容,强调在齐家治国中通过有效手段“御人欲”。这种差异的形成与二人各自所处之历史环境密切相关。程颐聚焦中唐以来社会道德体系的崩塌,以及王安石变法对宋神宗与士大夫群体利欲之心的鼓动,故而强烈呼吁“穷天理”“去人欲”;叶适则心忧南宋长期面临的内外危机,以及与此危局极不适宜的苟且偷安、空谈心性的士大夫群体,积极提倡修实学、行实政、成实德的事功思想,主张“内外交相成”,以“御人欲”。

“赤裸生命”及其爱欲释放——论《寄居蟹》叙事的生成逻辑与情爱书写

新锐作家文珍的短篇小说《寄居蟹》以自己擅长描写的个体情感入手,揭示了底层边缘人士因为经济困顿而导致的权利缺失、伦理缺失以及人格缺位等问题,回应着现实的生存困境。因此,在“赤裸生命”的理论视域下,通过文本分析的方式,可以透视出《寄居蟹》的底层叙事策略以及作家文珍意图展露的对底层边缘化群体生存现状的思考。

存天理还是灭人欲——王阳明理欲观的演变及其与朱子学的关系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王阳明继承了朱子的“理—欲”二分结构,同样主张“存天理,去人欲”。这一观点既遮蔽了朱、王理欲观的差异,又忽视了王阳明理欲观的前后演变以及朱子学在其中的刺激作用。朱子理欲观的宗旨是“明天理,灭人欲”,强调明天理对灭人欲的优先性。王阳明意识到朱子理欲观有支离之弊,主张“去人欲,存天理”。然而阳明早期的理论面临一个困境:缺乏道德判断的环节。在朱子学的刺激下,王阳明逐渐酝酿其致良知说以求突破困境。致良知说提出后,阳明确立了新的理欲观:依良知之天理而去人欲、存天理,即“致良知,去人欲”。这一理论某种程度受到了朱子学“独知”说的影响,是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更高层次的回归。总而言之,从朱子的“明天理,灭人欲”到阳明早期的“去人欲,存天理”再到晚期的“致良知,去人欲”,经历了类似于“正—反—合”的逻辑历程。

荀子的“性恶”是“心恶”还是“欲恶”?——从《正名》与《性恶》的张力说起

学界一般从《性恶》篇出发,认为荀子主张“性恶论”,此处“性”往往指情欲,按照情欲“顺是”而为会导致乱,而化性起伪的关键在于“心”。这一思路即“以心治性”,“心”可以治理“欲”带来的恶,因此“心”是善的来源。在《正名》篇中,荀子对“心”与“欲”的阐述却似乎导向“心恶”的解释,即“心”才是导向乱和恶的根源。在《性恶》和《正名》中,荀子对“欲”和“心”似有相互矛盾的解读,“恶”有两种不同的来源,这为理解荀子的人性论造成了困难。基于对《正名》和《性恶》中荀子论“心”“欲”和“性”的分析可知,“心”只是“欲”的关卡,“恶”的来源仍归于“欲”,“心”可能消极不作为而放纵了欲望,因此对恶负有道德责任,但亦能积极作为以心伪去化性而导向善。

论董仲舒“治国三本”观——“顺命、成性与防欲”

董仲舒,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人物。他首开儒学改革,赋予儒学政治化、神学化和经学化交融的特征。以汉武帝问政于臣的历史文献为依据,梳理出董仲舒“承天顺命”“教化成性”和“度制防欲”的“治国三本”观,并分别论述其观点产生缘由及其实施策略,进一步分析阐释该理论在其时代的意义。主要采用文献法与对比分析法进行研究。研究结论是:其一,董仲舒治国理政的主要原则是主张尊天命、重教化与立制度的统一。其二,对促进国家政治、思想与文化“大一统”及社会主义建设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