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之欲力的教育与实践:理性、情感与行动的平行共构

斯宾诺莎将欲力(conatus)定义为事物自我保存的倾向,该定义也适用于人身。我们可以把斯宾诺莎有关人身情感、共同观念乃至理性共同体看成是欲力在人身的发展系列:欲力的教育(education of conatus)与欲力的实践(praxis of conatus)。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分别讨论斯宾诺莎有关主动/被动情感的区分,以及如何透过这个区分背后的认识论范型使身体欲力由物理学的层次转向政治学与伦理学。我们将从欲力在斯宾诺莎哲学中的定义开始,将其联结到斯宾诺莎对人身情状的分析,并透过斯宾诺莎所谓的德性,说明正确观念(adequate idea)在被动情感转化成主动情感过程中所起到的教育作用以及最终所导致的对幸福的追求行动(action)。最后,我们将试图指出,这一欲力的实践学与教育学可能具有的政治与社会意涵。

欲力的机制--斯宾诺莎哲学中善恶概念的推理结构

斯宾诺莎哲学中有三种定义善恶概念的方式,以欲力(conatus)的概念为线索,能更好地澄清这三重定义,以及三者间的推理结构。借助完满性概念来定义善恶的第一种方式,依赖于对欲力的静态分析。借助情感理论所定义的第二种善恶概念,则侧重于不同个体之欲力在关系中的动态分析。最后,真正具有伦理学指向、围绕主动和被动概念所定义的善恶概念,不仅囊括了前两种定义中的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且指出了欲力概念中隐含的自身肯定的倾向。由此能够更清楚地把握到,在斯宾诺莎哲学中善恶概念以及相关的价值范畴如何能够以一种发生学方法得到说明。

欲力操纵与情感救赎——论《启蒙辩证法》的情感批判理论

《启蒙辩证法》结合马克思主义与经典精神分析,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体情感进行了研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围绕弗洛伊德的"欲力"概念,将情感的社会建构主义与生物主义这两条研究进路进行整合,既强调了社会权力对情感的重塑,并揭示出社会对个体情感操控的现代模式,与此同时,又通过对笑与悲伤等情感的辩证分析,揭示情感的否定性和解放意义,以此来扩展"启蒙的积极概念"内涵。

生死“之间”的逻辑——德里达“生死”研讨班与理解解构哲学的一条线索

德里达思想中期的“生死”研讨班从对雅可布的生物学、海德格尔与尼采的传记学与生物主义、精神分析的生命欲力与死亡欲力这三个环节的解构入手,阐述了德里达对生命、死亡和生死之间关系的理解。该研讨班对于理解德里达哲学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德里达看来,一切形而上学,本质上都是活生生的、在场的“生命哲学”,它将死亡排除出了哲学的视野。然而,死亡总是一开始就潜入了生命之中,并且破坏了生死之间的界限,因此,生与死总是处于相互转换、相互替补的延异关系中。生死“之间”的关系或逻辑,构成贯通地理解德里达思想进程的一个视角。据此,整个解构哲学,在根本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生死“之间”的逻辑,这个逻辑在哲学上落实为一种双重约束的结构。

康德对希腊理性观的突破——从纯粹概念能力到纯粹实践能力

康德对理性的理解的突破构成了他在自由问题上实现突破的前提。而要澄清康德在理性观上的突破,则有必要对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对理性的理解进行讨论。因为正是希腊哲学奠定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理性观:作为人身上的最高能力,理性拥有两种基本能力——给出概念并进行概念演绎的能力与朝向整体并洞察整体的能力。这种理性观在拉丁化的过程中被窄化为前一种能力,并一直影响到近代哲学对理性的理解,以致理性成了一种被动的东西而被视为情感与意志的奴仆。一方面,康德恢复了理性朝向整体的能力,据此重新确立了理念的必要(然)性;另一方面,他通过把理性与意志统一起来,使自由意志成为理性的最高能力。这种统一一方面使自由意志获得了立法的能力而成为真正的自由意志,克服了自奥古斯丁以来意志与法则分离所带来的困境,另一方面则使理性获得了绝对的自主一自动性而具有单凭自身就能直接给出行动的能力,从而成为“纯粹实践理性”。康德通过把自由意志纳入理性,使理性不仅成为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而且成为道德律令的基础与来源,从而使人不仅成为能自主思维的认识主体,而且成为能自主行动的目的性主体。这种理性观上的突破重新确立了理性自身的秩序:理性的实践运用优先于其理论运用。

萨德与精神分析

萨德(Marquis de Sade)的著作影响法国文坛至深,他对变态行为的描述无疑也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先驱。然而,萨德的变态幻想并不止于想象,而是背后有着某种坚定的意志支持。而拉康(Jacques Lacan)对萨德的阅读则试图找出这个晦涩力量背后的"理性"根据。在拉康眼中,萨德的《寝室里的哲学》(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不仅符合康德(Immanuel Kant)《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的理性精神,甚至补充并道出了其中的真理,因而彰显出其颠覆性的精华。于是,在精神分析所开启的欲望向度中,拉康让萨德和康德一起走在弗洛伊德的前面,让萨德继承了代表传统伦理学之转折点的康德,继而开启了精神分析的伦理学颠覆。而在拉康之前,萨德这个人的经验以及其著作的重要性从来没有以其伦理学面貌被发掘。本文随着拉康的阅读,一一检视萨德与康德彼此依存的一体性,道德律法与"绝爽"(jouissance)的关系,以及萨德的"二度死亡"(seconde mort)与弗洛伊德的"死亡欲力"玄想。

分裂者的微笑——对幽默的心理机制的探讨

本文以心理分析的理论 ,从幽默产生的心理效应入手 ,解读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幽默理论 ,探讨幽默作为社会学、文艺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的心理机制与本质。

德里达论“被书写的无意识”——以对胡塞尔和弗洛伊德“无意识”概念的解构为线索

德里达对意识的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所诉诸的正是不在场的无意识,因此他的整个解构哲学可被视作对无意识的阐明。但德里达认为无意识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名称,精神分析的无意识概念依然处于启蒙进步主义的框架中。因此,对无意识的考察应该通向书写及其延迟和差异效应。一方面,胡塞尔的无意识概念只能在发生现象学中获得理解,它被理解为意识活动中的一种“被动性”现象,这种无意识或者是“意识之前”,或者是“意识之后”,但最终都可以还原为意识。据此德里达有理由认为,胡塞尔并没有通向真正的无意识,对无意识的准确刻画应该是“被书写的无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对弗洛伊德的解构分析,德里达表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是断裂的和不可转译的,两者之间具有延异和充替的关系,而这意味着无意识是不可分析的,因而这种无意识概念也构成德里达对弗洛伊德的批判和对精神分析的抵抗。但“无意识现象学”并不是绝对矛盾和不可能的事物,一种无意识的现象学要得以可能,必须以对“力”进行更彻底的现象学还原为前提。

汉密尔顿人性思想研究

作为美国早期政治家和开国元勋,汉密尔顿重视分析人性心理与政治活动的关系,强调制定政策的科学即在于对人性的认知。汉密尔顿的人性观既非理想主义性善论,也非悲观主义性恶论,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内在张力的人性思想体系,融合了古典的、基督教的和启蒙时代的人性思想,包含了对于人性特质、心理动机和行为原则的复杂认识。考察汉密尔顿的思想体系不难发现,不论是分权制衡的政体架构所体现的人性动机理论,还是代议制共和制所包含的天生贵族观念,汉密尔顿的人性思想实为其政治哲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性认知理据。

On Eugene O＇Neill Inheritance to Greek Tragedy in Desire Under the Elms

In Desire Under the Elms, Eugene O＇Neill not only adopts some elements from Greek tragedies, but brings more different ideas for readers, such as supernaturalism, and the degeneration of the tragic heroes or the peasant like language and sets more comic elements. Under his powerful pen, a marvelous drama is displayed before the audience, which combines the traditional elements and modem creations perfectl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t elements in the play and compare those with what are used in Desire Under the Elms so as to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Eugene O＇Neill not only uses the traditional written skills but also improves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Greek tragedies.

晚清四川学者之易学研究

一、前言有清一代,鉴于晚明经学之衰颓,欲力矫其空疏之积病,讲倡实学,地是经学复盛,超迈前代。就易学言之,康熙五十四年,有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乾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