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论社会主义的“道德可欲性”和“历史必然性”——基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道德可欲性”和“历史必然性”是社会主义论证的两种路径,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论的重要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视野来看,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藉由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全面阐述了他对“道德可欲性”和“历史必然性”问题的态度。在恩格斯看来,仅仅依靠“道德可欲性”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不够的,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必须把对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的论证作为前提。

论法治的可欲性及其限度

文章从人性视角出发,指明了法治可欲的四种路向:在需要层面,需要的互异冲突使法律可欲;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和社会信用的缺场,使法律获得历史出场;在道德的软约束面前,法律成为最佳选择;超越人治,法治可欲。法治可欲的同时又具有限度,这是合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的矛盾,理性需要和非理性需要的矛盾,是人性自身矛盾的表征。

论一元户籍制的可欲性

一元户籍制作为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模式的最终选择,虽已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但仍难免会因为其在实施过程中对旧制度下既得利益主体造成利益损失和压力而遇到来自利益受损群体的阻力,从而影响其可欲性。一元制户籍模式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户籍制度改革所涉及到的一部分地方政府、市民和农民这三方利益主体。因此,要增强一元户籍制的可欲性,就要协调好三方利益,进一步完善有关户籍政策的相关法律,加强社会各管理部门的协调与合作,调整城乡社会保障等政策。

劳动的可欲性及其争议

劳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早期文本中,马克思对劳动及其实现个人自由的有效性,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然而,G.A.科恩通过对《资本论》第三卷有关"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论述的解读,发现马克思对劳动的态度变得消极和悲观:即使是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劳动也不具有可欲性,故应消除一切劳动。对此,莫伊舍·普殊同指出,应注意区分两种不同形式的劳动必然性。而大卫·詹姆斯、扬·坎迪亚利等人则指出,在马克思这里,劳动对于劳动者享有自我决定、自我实现的自由而言,仍具有实质性的重要意义。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我们发现,马克思对待劳动的态度只是变得更加现实,而非悲观。马克思主张消除的是劳动的异化,而不是消除劳动本身。

史学客观性的可能性与可欲性

史学客观性包括认识与文本两个方面。"客观性"在本体层面上隐含"主客二分"的意味,但无论是在本体还是认知意义上,主客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宏观历史认识与叙述层面上,史学客观性是由学术共同体多数共识所确认的关于历史理解与叙述的合理性,这一合理性有其客观史实基础。史学虽不具有自然科学建立在主客当下直接对接基础上的坚实客观性,但关于史学客观性的怀疑主义和相对论质疑最终是不成立的。客观性是史学合理性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在客观性之外,史学合理性尚有深刻性、创造性及丰富性等合理性要求,并且,"好的主观性"(利科)本身即是史学合理性的内在要求。因此,客观性对史学来说并非无条件可欲的。

在合理性与可欲性之间:儒家思想中善的观念——以戴震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戴震哲学作为出发点 ,揭示了宋明以来 ,随着形上性的实体化 (物化 )而导致的一系列道德特征 (主要体现为善的观念 )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 :可欲性的消解、善的实体化的生成、道德智性基础与伦类原则的动摇等等。强调宋明儒学与先秦儒学有着两种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道德图景。虽然戴震对于宋明儒学善的观念的批判有其合理之处 ,但却是以善的目的价值以及形上性的消解为代价的 。

德性为何是可欲的?——德性、价值与人的现实生活

德性为何是可欲的?对该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德性、价值与人的生活三者关系的理解。德性以合乎人性需要的价值为根本内容。无论是凝聚于主体的德性,还是表达主体需求的价值,均生成并展现于人的现实生活。人在现实生活中所需要的合乎人性的价值原则与价值理想凝于主体,成为德性。同时,德性作为人的精神本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创造现实生活的重要力量。以人的幸福生活为终极指向,德性的现实即是合乎人合理需要的价值实现过程,由此扬弃德性的抽象化理解。对三者互动关系的解释能够从根本上澄明为何德性之于人是可欲的。

论对可欲性事物的欲望

G.E.M.安斯库姆(Anscombe)教授在她著名的《目的论》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知道人们把某事物看作是可欲望的,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这样可以理解的看法,即人们需要该事物。被需要事物的特征就是需要者对其在某方面的可欲。她说:“一个人应当了解他对某种善的各种需要,这就是‘需要’概念的要求”。她又说:“行为者所设想的赋予事物特征的善(或许是错认的)实际上是善的众多形式之一。”因此需要者只须将欲望的对象设想为善,而无需被设想为实在的善,这只是因为欲望的对象没有需要者确认的那种可欲特征,而不是因为那种假定的可欲特征不是实在的。

今本《文子》的人性论与性、欲之辩

《文子》是先秦原始道家向黄老道家过渡的重要环节,既坚持原始道家的道论、无为等哲学主张,同时又体现了黄老道家融会诸子哲学的特色。其自然人性论建立在天人一体同构、人与自然感通互应的基础上,与诸子人性论的先天假设有重要区别。在"反者,道之常也"的逻辑下,《文子》认为人欲是人性动的结果,从而把儒家欲为性之动的观点作了深化。性、欲之辩目的在于调和人性与人欲达到平衡,以此为政治制度和个人修养的基础,与后世儒家抑制人欲相比更具人文关怀,在先秦也别具理论特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性朴欲趋恶论--荀子人性论新说

基于回应和解决荀子人性论这一理论问题,本文首先对关于荀子人性论所提出的五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考量与探讨。在此基础上,结合郭店简《性自命出》中的“心”“性”范畴,以老庄道家和孟子思想作为重要参照,重点研究《荀子》文本所呈现的心、性及其之间的关系。最终,提出荀子的人性论是性朴欲趋恶论的观点。

性朴欲趋恶论视域下的荀子政治哲学

荀子的人性论实为性朴欲趋恶论,这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荀子政治哲学的理解与把握。“性朴”,则人性可善可恶,说明人性可伪可化;“欲趋恶”,彰显人性有流于恶的可能,说明涂之人化性难为。以此为逻辑起点,荀子通过“天人相分”的理论形式对天人之间的边界进行了自觉清理与界定,充分发掘出了人的主体性,进而以此为进路探求圣王如何获得异于涂之人的“大清明”之心,从而为圣王创制礼义法度提供难以辩驳的正当性。如此,荀子的政治哲学就有了不同于孔孟政治哲学的理论面目:在没有否定圣王之德的前提下,更为重视圣王创制礼义法度之功。与孔孟的政治哲学思想相比,荀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无疑更加适应战国时期由封邦建国政治权力体系(周制)向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秦制)过渡的天下大势。

孔子人性论思想探析

先秦儒家人性论肇始于孔子。孔子谈人性，既有显性的方式，又有隐性的方式，既有直接的方式，又有间接的方式。孔子人性论思想奠定了儒家人性论的基本特色，规定了儒家人性论的基本构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于人性的基本价值判断，对华夏文明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孔子人性论思想有着十分重要而突出的意义。

孟子人性论的四个维度

人性论是孟子哲学的理论基石。孟子所见,人性生而有之,"性"不仅仅指涉"欲性","四端之心"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四端之心人人皆有,与生俱来,亦是善性之原,扩而充之,即为仁义礼智。人人皆有善端,君王亦是如此。孟子不辞劳苦宣扬其说,最终目的即是凭借君王之心推广王道政治,实现解救民众于水火的夙愿。换言之,仁政即是孟子性说的最终理论目的和现实归宿。

民主理想目标可能又可欲:罗伯特·达尔的分析

达尔对理想的民主的论说,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它既是对理想民主的一种规范,也是对它的一种描述。在对民主的规范性辩护中,达尔通过对无政府主义和护卫者统治的批判,在民主的可能性上为民主辩护。与其他各种可能的统治方式相比,民主的统治较之非民主的统治至少有十大令人向往的好处:避免暴政、基本的权利、普遍的自由、自主的决定、道德的自主、人性的培养、保护基本的个人利益、政治平等、追求和平与繁荣——民主具有可欲性,它在目标上是可欲的。

孔子心性之学的内涵

孔子的"仁"并不只是向内心去寻求,他也要到人的本心外部世界去寻找资源,所以孔子非常重视学在仁中的重要性,通过学习和认知可以发现生命的根源和价值所在,最终把这些"能量"转化为人的内在的生命和本质;在现实生活中,人只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人格,然后自己才能在生活中打造自己,成就君子的风范,成就善的事业。

作为中国哲学关键词的“性”：起源、演进、内容、特色

“性”是中国哲学的关键词,甲骨文、金文无“性”字。性的观念最初主要内蕴在“生”“命”“德”三字中,在远古时代,性的观念演进,与血缘之“姓”、地域之“氏”、军事之“族”紧密关联。在先秦理性化之后,性作为个体之性,第一,来源于天之性,天之性对个体之性具有主导作用;第二,性、心、情、欲是一个整体,决定了具体之性在与外界互动的关联中演进;第三,在个体之性的演进中,由性而生的情和感物而动所生之欲具有可变性,由天而来之性有决定的方向性。

试析理学性、情观对“以意为诗”论的影响

宋代理学对诗学的影响在何种层面上发生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理学的性、情观对宋人思想观念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文人思想结构的改造,理学性、情观影响到此一时期诗人的创作思想。宋人"以意为诗"论中就渗透了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它同时也铸就了宋人诗歌独特的美学风格。

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现实可行性与技术可欲求性之辩

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为干预人类道德情操提供可能,也正因为其利用技术手段改变人的道德行为而饱受争议。围绕着现实可行性与技术可欲求性存在的争议展开讨论,当下学界在可欲求性层面提出的人格塑造、自由意志和道德理性问题都未必构成对生物医学道德增强的良好反驳。在现实可行性层面,发展一项旨在提升个体道德情操、解决德性相关社会问题的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技术未必值得提倡。技术安全性、有效性和价值定位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效益主导下“工程性”道德增强带来的自由意志悖论,都构成该技术面临的伦理困境。

探求道德增强的实践可行性

道德增强作为一种克服人类伦理有限性的观念或设想,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是可行的?在过去数十年的论辩当中,道德增强的可欲求性似乎是更为核心的议题,但现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加入讨论,道德增强的可行性成为这一讨论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可行性的探讨不仅是对道德增强在现实中的可能性或可操作性作出预测,同时也与我们关于道德增强可欲求性的理解处于张力之中,这一张力源于每一阶段的科学研究和实验证据与同时代哲学概念和理论层面讨论的恒久交缠。

西藏退休人员跨省迁移中的生活改变与健康关系研究

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退休人员的养老需求增加,因退休带动的迁移现象增多。退休人员的迁移方式分为季节型和定居型,文章关注的是西藏定居型的退休人员。通过制定退休人员的健康与迁移问卷,结合问卷调查展开深度访谈,采用混合研究法探究西藏退休人员的跨省迁移和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西藏退休人员跨省迁移后的生活,相对于其他退休人员有较强的可欲性(desirable),即迁移后生活的可预料性,极大提升了退休人员迁移后的生活质量。然而,迁移后个人生活变化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仍然带来了不可预料的生活改变,即不可欲性(undesirability)。由于西藏退休迁移模式的结构化,应对迁移后生活的不可预料性,成为退休人员迁居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调整健康认知、结合异地安置政策和融入所属群体,对迁移后的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