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寂寞的歌人——论琦君的创作

三十多年来,台湾文学在艰难的特殊社会历史环境中,在欧美风雨的浸淫下,其幻化与屡迁的情景引人注目.五十年代初就跻身于台湾文坛的女作家琦君,是一个不顺时代的风潮改弦更张,另辟蹊径以就之的人.她执著地追求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美学境界,其创作风格确定而不衰腐,题材多样而不僵化,并且能时时显示出自己的独创性.在异彩纷呈同时又是噪音四起的台湾文坛上,她固守着头顶上的一片天,辛勤地耕耘,苦苦地追求,向人们奉献出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郁达夫：表现悲哀的歌人

本文作者在研究原著的基础上，对诗人郁达夫的生活历程与创作道路作了较全面的探索．认为正是由于诗人深切地体验了人生的各种痛苦与悲哀，才能把旧中国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写得那样深刻，其作品因此成为“思想史上的标本”。

水光山色寄深情──记歌人川口美根子

水光山色寄深情──记歌人川口美根子吉林大学赵乐甡古代日本，青年男女幽会时，常常受到来自母权的压力成舆论的干扰，因此，总得避人耳目偷偷地进行。《万叶集》第１４卷第３４１４首就是反映这种恋爱生活的。当事人以＂不怕人知＂，昭然若＂虹＂之在天也不顾忌，来反衬...

有关原生态民歌人文内涵、功能、特点的讨论

当"原生态民歌"被作为"音乐作品",通过对其生存状态、环境的置换,改变其存在方式,便会导致其生存状态、文化功能和意义的改变。然而,在许多时候,民歌的巨大社会功能,正是通过这种"生存状态的置换"而被发挥出来。在更大的范围得到广泛传播。传统民歌曾经被填词、改编,甚至在其他音乐体裁中被改写旋律、重新配器等,从而被改编为新民歌、革命民歌和其他声乐、器乐体裁中的"民歌",进而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在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中,发挥着不同的功用,

赠日本歌人

赠日本歌人裘沙，王伟君作春江好景依然在，远国征人此际行。莫向遥天望歌舞，西游演了是封神。（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现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

反映时代 讴歌人民——河北省群众戏剧、曲艺节目选拔赛综述

不久前结束的河北省群众戏剧、曲艺节目选拔赛中,涌现了一批颇具分量的戏剧、曲艺佳作。参赛的节目从数量到质量,总体上超过了以往水平。包括省直在内的12个代表队的40个节目中,戏剧部分(独幕话剧、小品、地方戏)有3个节目获一等奖、5个节目获二等奖、10个节目获三等奖。曲艺部分有2个节目获一等奖、3个节目获二等奖、5个节目获三等奖。另有12个节目分获两个门类的优秀奖。 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对此次比赛非常重视。

高歌人间美善

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流淌着许多动人动心动情的故事,只要留神,俯拾皆是。近几年,我乡有一个村,每年有10多个初、高中生考取中专和大专院校,堪称“状元村”。1995年又传来喜讯,全村4名在部队的农家子弟均考上了军校,我当即写了《军营降喜到农家》、《“状元”家长侃“育子”经》,先后被多家新闻单位看中。高邮饲料厂销售科的马来明、马庆荣同志,一天。

光大民族文化 倾情讴歌人民 ——老冀伏枥的郭颂和永远的《乌苏里船歌》

'由于你的歌,才知道世上有那么美的一块土地' 早春的京郊,微风和煦,春寒料峭。一幢桔红色的高层公寓楼,一位老骥伏枥的人民歌唱家在这里进出,每天思考、练声、动情地唱着,痴情地写着,孜孜以求。间或他会走到室外,大口大口地吸吮着带有青草味的空气,腰间的计步器几乎每天都会有8000 步的显示。

生于歌唱 死于歌唱 吴定邦的大歌人生

有评论说:侗族近代影响最大的歌师是吴定邦。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吴定邦1942年3月生于黎平县口江村,初中文化程度,1958年1月参加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歌舞团,从事声乐表演艺术,编剧、作曲、导演、教学以及民族音乐研究等,均取得较好的成绩。1985年为中国贵州侗族民间合唱团编排节目,参加法国巴黎"

汉初宗庙乐《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汉高祖刘邦请楚地女巫唐山夫人制作了宗庙乐歌《大孝备矣》《七始华始》《我定历数》《王侯秉德》《海内有奸》等五章,向先祖禀告其功德,四言诗,杂用楚乐。其乐名依周乐题为《房中乐》,其功能依秦《寿人乐》,祈求福寿绵长,国祚延绵。汉惠帝时,乐府令夏侯宽配以箫管,更名为《安世乐》。汉文帝时,续作《大海荡荡》《安其所》《丰草葽》《雷震震》等四章。汉景帝时,续作《桂华》《美若》《磑磑即即》《嘉荐芳矣》《皇皇鸿明》《浚则师德》《孔容之常》《承明帝德》等八章。汉武帝重兴乐府,辑歌词十七章,定名为《安世房中歌》。其音乐融合了周乐与楚乐,用于汉初皇帝祭祀祖宗,包括迎神、颂神、亨神、送神等仪节,告先祖汉高祖、汉文帝功德,以求得祖先福祐。《安世房中歌》颂扬了汉初七十年间社会发展的重大成就,总结了社会治理的经验,吸收了《诗经》《楚辞》的表现手法,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为汉乐府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传统村落居民非遗日常生活实践中情感交换模式演变过程及机制——以皇都村侗族大歌为例

随着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传统村落居民的情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而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居民情感的重要载体,传统村落城镇化、旅游化的过程中,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的情感及其交换模式也在不断的演变。文章基于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以皇都村侗族大歌为案例,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构建“日常生活实践-情感交换”的分析框架,探讨传统村落居民在非遗日常生活实践中情感交换模式的演变过程及动力机制。研究发现:1)根据侗族大歌实践中的权力博弈演变,可将皇都村日常生活实践分为4个阶段:原始平衡阶段、被动妥协阶段、主动抵制阶段、融合再生阶段;2)皇都村居民非遗日常生活实践中情感交换模式的演变经过从互惠型依次向一般型、协商型和生产型转变的过程;3)传统村落居民非遗日常实践中情感交换模式演变具有系统性,外缘系统的演变推动内核系统调适,推动力、牵引力和支撑力构成其演变的动力机制。情感交换模式的演变过程展现居民在面对非遗资本化时的抵制策略与情感调适过程,对非遗保护实践中情感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张潮《笔歌》成书、遭禁与脱禁考

《笔歌》是清康熙年间张潮所撰的一部杂剧、散曲别集,内容包括卷首《凯歌》、上卷《瑶池宴》《穷途哭》《乞巧文》《拜石丈》杂剧四种和下卷散曲若干种。《笔歌》现存天一阁藏清刊本、浙江图书馆藏旧抄本和天一阁藏精抄本三种版本,前两种属于同一版本系统,第三种为独立的版本。《笔歌》的首次刊行不包括颂圣迎銮的《凯歌》杂剧,由于上卷所收杂剧表达作者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及作者热衷于与明遗民结交而被查禁。《笔歌》在第二、三次刊行时将《凯歌》附刊于卷首,使《笔歌》在遭禁之后有了劫后馀生的可能。《笔歌》的书籍史研究可为成书过程复杂的戏曲文献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石鼓歌”与宋代士人的儒家理想——兼论苏轼“读书万卷不读律”

宋代“石鼓歌”系列题咏是宋代金石学与文学碰撞的结果。宋代士人通过“石鼓歌”这一形式,开展金石器物的文字考证、史实论辩、审美活动,表达相关政治理想。宋人将学术考辨融入诗歌写作,将个人体验带入历史叙事,表达致君尧舜的政治期许与现实关怀。苏轼、苏辙进而以石鼓这一周宣王时遗物与秦朝统治作对比,思考“王霸之辨”,以儒家礼乐文明的道德理想主义超越法家的实用主义,呈现了金石学背后宋代士人深沉而厚重的精神世界。

民俗文化视域下桐城歌的音乐艺术特征研究

桐城歌是安徽省桐城地区的一种民间音乐形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本文从民俗文化的视角出发,探讨桐城歌的音乐艺术特征。对桐城歌的发展历史、音乐特点进行分析,进而用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桐城歌的地域性、叙事性、文学性进行论述,揭示其独特的音乐艺术特征。此外,桐城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也对其传承模式和推广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探寻其与当地民俗文化的紧密联系。通过对桐城歌的音乐艺术特征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对民间音乐艺术形式的认识,还可以促进对当地民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庄子“何以”鼓盆而歌——逍遥游的非超越性

对于庄子“鼓盆而歌”的奇特举动,如果只用想开了或看透了,达到齐生死、知天命的境界来解释,就会错失这个场景所蕴含的思想精髓。鼓盆而歌首先是在描述一个当下正在发生着的、真实的情景,一个“本体论”事件。庄子用夸张的手法,一方面告诉我们,跨越生死并非神秘难事,正如夜旦之相代,梦醒之交替,就发生在日常生活和生命活动之中,不只是“乐观精神”。另一方面,将妻死和鼓盆而歌这悲喜两极之事,拉入同一情境中做强烈对比,是为了凸显真实发生着生命之“游”和“化”,与意识所建构的有待世界并行不悖,在这个世界中,妻死之因,引发悲伤之果被认为是“客观”规律。庄子借助绝妙的夸张,让我们看到两个世界或生命两种形态的交织,逍遥游的非超越性。

1950年代的中国新诗出路与文学格局问题--以《红旗歌谣》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50年代,《红旗歌谣》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需要把它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加以考察。其中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新诗的出路问题,以及新民歌和新诗的问题;二是新民歌与旧民歌的区别;三是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社会主义文学的思考;四是文人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关系。这些问题的交织,在《红旗歌谣》的编选及其与同类其他选本的差异中有较为集中的呈现。就历史的角度看,不难发现,《红旗歌谣》的编选实践及其新诗出路问题的讨论,使得迥异于此前的文学格局逐渐清晰并得以确立。通过对这一诗选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层面的考察,有助于深化对当代文学格局变迁的进一步认识。

先秦秦汉时期华夏族即兴歌舞能力的变化

先秦时期,华夏各族群普遍具有较强的即兴歌舞能力。这种能歌善舞的品性主要表现为:集体聚会中男女对歌活动比较常见,平民往往通过即时性的歌唱、讽诵等形式表达意见,高层政治人物大多能即兴歌咏,贵族阶层非常重视歌舞教育。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女性参加集体聚会的参与度和自由度大幅降低;国人阶层消失,国人通过集体讽诵批评时政的习惯不复存在;贵族歌舞教育全面衰落;儒家礼学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说,这些因素导致民众的即兴歌舞能力趋向衰退。东汉以后是大众即兴歌舞活动急剧减少和能歌善舞之才明显弱化的时期。

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诗学机制——以《青春之歌》为中心的考察

《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史书写的重要作品,它在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上形成了特有的诗学机制。作者的生活经验是《青春之歌》的本事,但叙述者按照时代语境和精神气候的要求对人物、事件和情境本事进行了应有的择取和改造。主流意识形态中知识分子成长认知理论规约了故事情节的基本走向,但叙述者为了获得充分表现知识分子革命取向的审美张力,对传统文化心理进行了应有的激活和召唤。作品中爱情追求、民族救亡和阶级斗争等让“革命”书写呈现出样态和属性的丰富性。民族革命场域的建构,让“白骨头”的林道静获得了革命合法性身份;而在对学生运动的回溯和对“革命+恋爱”模式的改造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具有了独特的美学特质,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历史主体也实现了文学认同。

唐代歌录考辨

唐人作有不少歌录,两《唐书》未录唐人歌录的原因是缘于其追求雅正的修史标准,这从其对唐代燕射歌录和燕射歌辞的有意舍弃就已清晰反映。而这样的收录原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歌录的编撰,如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就在燕射歌辞一类中对唐代燕射歌辞一首未录,而将其大量归入专收隋唐以来杂曲的近代曲辞。唐代歌录的留存样态较为复杂,唐人有时会把歌录叫作乐录,而有些收录歌辞的诗集却又不以歌录命名,有些名为乐府的典籍虽然也载录了一些唐人乐府诗,但又不一定是唐代歌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