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对“发乎情,止乎礼义”诗教的依违——《〈管锥编〉艺理引义》之一

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诗教,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有很大影响。但对于该理论的接受,一直存在依违之分,在"发乎情"与"止乎礼义"两端,各有倚重。

“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建构、解构与新构——兼谈“心学”与中国现代抒情的内生性

研究中国现代文论者大都知道,周作人提出“发乎情,止乎情”新命题,中止了“发乎情,止乎礼义”传统命题。又因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主张个人主义与浪漫主义,因而人们往往把“发乎情,止乎情”这一新的抒情观视为西方思想旅行的结果。其实,明清时期,“心学”流行之际,诸多文人就开始解构“止乎礼义”。大体说来,汉儒建构了“发乎情,止乎礼义”命题,宋理学家强化了这一命题,“心学”解构了“止乎礼义”。“五四”时期全面摆脱封建礼义束缚,承继“心学”,新构了“发乎情,止乎情”新命题,走向了现代抒情时代。因此,中国现代抒情的发展,不仅受到西方思想的外缘影响,也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内生影响,正是“内生外缘”的结合,才构成现代抒情发生的两重机制,而非是西方思想的单一移植所造成。

由先秦情志说论“诗言志”之本义

考诸上古文献中的情志理论,"志"是指人具有道德预设、符合群体价值取向的理性思考,是偏于个体感性体验的"情"的升华,对"情"具有约束作用。言志、谕志、观志、养志是先秦士人道德培养的重要手段。探寻传世典籍中所蕴涵的"志",是时人阐释文献的主要内容。从《性自命出》的"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孔子诗论》的"终而皆贤于其初者"来看,"诗言志"的本义在于"止乎礼义",是诗歌表达的外在尺度,与"诗缘情"所强调的内在情感这一动因不同。

《诗集传》中朱子的理想社会

诗经研究几乎贯穿朱子的整个学术生涯,《诗集传》作为其研究的总结,成为诗经研究史上的里程碑之作。它融朱子深邃的理学思想于具体相应的《诗经》篇章中,要求人们亲疏有别,各尽其道;乐而有节,注重道德规范,主敬涵养,完善自己;在君臣关系上,君明臣忠。在肯定朱子从文学的角度读诗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诗集传》中理学思想的烙印,在其注释中我们依稀可看到朱子心目中理想的社会。

程颢诗学思想新论

程颢"一元论"哲学思想赋予了文学存在的合法性;把人类的感应活动视为人类体认天道的唯一存在方式;在《诗经》教学中重视直觉体验;对传统诗学观念"止乎礼义"进行了创造性阐释;在诗歌创作中反对悲秋伤春,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乐"境界。

从对儒家诗教之依违看《洛神赋》主题

关于《洛神赋》的主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虽然各家对其主题不能达成共识,但对《洛神赋》始于情、终于礼的行文安排基本认同。本文以文本为主,以史料为辅,立足于《洛神赋》的行文思路及相关史料,对《洛神赋》所体现的儒家诗教"发乎情,止乎礼义"作进一步分析,进而探讨《洛神赋》的主题。

怨而不怒——新古文运动写作教学研究之一

“诗可以怨”突出的是诗歌的美刺、言志和观风俗、知民情的作用，也是儒家政治、社会理想在诗歌中的体现。这种怨、刺的情感是有限度的，即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体现“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和精神。温柔敦厚的中和审美原则，是孔子儒家诗学思想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