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洒的庄严与幽默的崇高——论陶渊明的“《止酒》体”及其思想意旨

在中国诗史上,陶渊明的《止酒》诗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诗体风貌,那就是每句诗都含有一个"止"字。对于这种诗体形式以及这首诗的题旨,前人见仁见智,颇多争议。通过掘发《止酒》诗在诗史上的特殊意义以及融会多元思想于一炉的深隐寄托,展示其似浅实深、由浅入深、浅深兼赅、浅深相照的艺术特质,揭示其历史原貌。《止酒》诗的诗体形式渊源于著名的汉代乐府诗《江南》古辞,融会儒道思想于一炉。其出现极大地拓展了文人墨客诗酒风流的精神空间,由此后代诗人形成了以止酒为高、以止酒为雅的代代不绝的"止酒情结",而这也成为一种胸怀洒脱的人格象征。美是生命,酒神的舞蹈乃是生命的欢歌。美是凝视自己镜中身影的永恒,陶渊明的饮酒是永恒,陶渊明的止酒是明镜。

宋诗的“止酒”主题

宋代的酿酒技术水准有显著的提升,饮酒风习在新的条件下更为普及,“止酒”也成为宋代社会习用语。宋代文献涉及“止酒”的语言遗存多与陶渊明《止酒》诗有关。宋人以“止酒”为主题的诗作展现了对酒和文化人生之关系的认识。有关“止酒”的多种文化态度的表达,反映了诗人们的隐逸思想趣向,也涉及疾病史、医学史知识的积累以及注重养生的健康追求。宋代诗人通过“止酒”透露的文化个性与人生态度,值得文学史家瞩目。宋诗“和陶”风习与“止酒”咏唱,以及与“止酒”相关的社会现象,或许可以看作中国古代酒史以及酒文化史别有文化风味的一页。

志士凄凉闲处老 赋到沧桑戏为词——读稼轩《沁园春》“止酒”二首

稼轩以＂沁园春＂词牌创作的二首＂止酒＂词,同调同韵同主题,在其众多涉酒词中别具一格。二词通过虚拟的人杯对话,于戏谑调侃和纵性放诞中,陶写胸中郁积的块垒,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全词风趣委婉却更能表现出政治失意的苦闷。尝尽愁滋味且赋到沧桑的稼轩戏谑为词的背后,蕴藏着志士凄凉闲处老的失意情怀。

物无美恶,过则为灾——读辛弃疾《沁园春·将止酒》

古往今来，关于文学家与酒的故事可谓汗牛充栋。我国至唐宋时期已形成了高度发达的“酒文化”。到明代袁宏道，甚至把孔子称为“饮宗”。他在《觞政·八之祭》中说：“凡饮必祭所始，礼也。今祀宣父曰酒圣。夫无量不及乱，觞之祖也，是为饮宗。”意思是说，孔子饮酒控制酒量而不乱酒德，因此尊他为“饮宗”。但后世的饮酒者却往往与此相反，他们更多地是陶醉于酒。

陶渊明《止酒》诗文本谱系及其接受历程

陶渊明《止酒》诗属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游戏的徘谐体,其渊源或来自南方民歌。后世对《止酒》诗的诠释以胡仔“知止”说最为经典,因其抓住陶渊明安贫乐道、委运任化的生命哲学观。后代读者结合时代审美心理对《止酒》诗做出不同解读,使得“渊明止酒”的典故与拟和《止酒》诗包含身体健康、隐逸、刺世、知止、齐物等丰富的意蕴。

论陶渊明的止酒

陶渊明《止酒》诗,有人说它纯系游戏之笔,有人又说是真正要止酒,从写作年代入手,结合陶渊明的生活状况、思想感情以及他的人生态度来看,是否止酒,陶氏是委运自然,而这正是他诗文魅力的关键所在。

郑骞《止酒停云室曲录》的戏曲学价值发覆

《止酒停云室曲录》系郑骞手稿,吴晓铃旧藏,所列曲籍皆郑骞之藏书,其中不乏原刻、旧钞以及名家钞、批、珍藏本。少量曲籍被郑骞携带至台湾,其余曲籍或归吴晓铃、傅惜华、齐如山所有,或不知所踪。郑骞之所以编纂《止酒停云室曲录》是为助吴晓铃编纂《曲录新编》。《曲录新编》是吴晓铃诸多戏曲研究计划之一,始于1938年夏,抗战结束后因故放弃。郑骞于上个世纪50年亦有编纂《元人杂剧总目》之计划,后仅完成《凡例》及“关汉卿”一条。郑骞、吴晓铃等人在戏曲目录编纂上的尝试折射出戏曲学第二代学人为推动戏曲学发展所付出的努力。研读目录可以看出,郑骞治学根柢经史,长于文献考据,同时深谙曲律,能得其三昧。

揭开陶诗的生成机制——读《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

《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借鉴西方现代派“互文性”理论,深刻阐释锺嵘品陶、陶诗《拟古》与曹植的关系、陶诗《止酒》的结构与艺术渊源诸问题,实际揭示出陶诗文本生成机制,借他山之石,攻本土之玉,考论邃密,呈功颇巨。该著征引文献丰富,其中不少资料和相关论述都可为陶渊明研究者提供有益启发。

王鹏运拟作《沁园春》与辛弃疾止酒词体式的文学接受

辛弃疾的止酒词二首为《沁园春》词调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经典体式,他将所写对象拟人化且与之对话问答,加以大量用典,使议论、戏谑中融汇了深沉悲痛之情.从宋到清诸多拟、和之作皆立足于这一模式,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接受,一是以联章形式将单向的告陈变为双向的对话,二是所咏写对象从具体的事物变为抽象的存在.清末王鹏运的“祭词”创作则集成诸种特色,又在抒情方面将自我的身世之感投射于词体的命运际遇,在议论方面通过词体的开口言说阐释尊体思想,促使这两方面的功能都得到极大拓展.《沁园春》止酒词的这一体式在不断接受和不断新变的过程中走向经典.

鄭騫與他的《止酒停雲室曲録》

《止酒停雲室曲録》係吴曉鈴舊藏,乃鄭騫編纂、親手鈔録之个人藏曲目録。鄭騫於1939鈔録完成並貽贈吴曉鈴,助其編纂《曲録新編》。鄭騫與吴曉鈴有師生之誼,《止酒停云室曲録》學術價值之發覆可視爲二人學術交往之見證,亦可作爲民國學人建構戲曲學之佐證。鄭騫之藏曲多珍稀刻本、鈔本、名家批校本,在其赴臺前已開始散佚。其藏書之下落有四:攜至臺灣;爲吴曉鈴所得;爲傅惜華所得;流落海外。

陶诗所见《周易》的运用

陶渊明对《周易》的运用,除了《周易》思想以及卦名、卦爻辞、《易传》外,对《周易》卦意以及“卦表象意”“象表卦意”的思维方式也有一定的运用。从诗学角度分析这些运用,可看出陶渊明不仅深受时代哲学“得意忘象”的影响,亦受传统诗学理论“诗言志”发展的沾溉。同时陶渊明《停云》诗中可能还存在对象数易的运用,结合陶渊明对《周易》的其他运用来看,在总体上体现了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广收博取,集时代之大成。

陶渊明与庐山佛教之关系新探

陶渊明与庐山佛教的关系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陶渊明批评和拒斥庐山佛教阶段,以《饮酒》二十首其二为主要标志;二是庐山僧侣批评陶渊明的阶段,以庐山诸沙弥《观化决疑诗》为主要标志。慧远是我国第一个把印度佛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报应观念结合起来加以阐发并使之中国化的高僧,而因果报应之说乃中土佛家的根本教义。陶渊明《饮酒》诗其二直接批判庐山佛教的果报论,《乞食》诗以戏谑口吻嘲笑“冥报”之说。陶诗浸染着时代思潮乃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陶渊明作为一位诗人,抒发对人生、社会和历史的感悟,是其最根本的艺术追求。陶诗并不服务于任何论争,陶渊明也无意与任何人论争。庐山诸沙弥《观化决疑诗》套拟陶渊明创制的“《止酒》体”,批驳陶渊明《形影神》诗,其用意在于讽刺嘲弄陶公,陶公既不笃信《易传》积善之论,更不信奉佛教因果之说。上述陶诗中的思想旨趣,可能都是激发庐山诸沙弥以“《止酒》体”创作《观化决疑诗》的潜在因素。陶渊明与庐山佛教在思想信仰上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故陶渊明不入莲社。

陶诗谈片

释<止酒> 一、"酒"是陶渊明的生活和文学的标志 袁行霈说,陶诗集中写饮酒,以至形成一种文学的主题.酒,已成为陶渊明的生活和文学的标志.又说,饮酒在渊明那里则是一种愉悦,他饮酒是饮出了深味的.他的作品中写到酒字的达到四十处之多,将近其诗文篇数的三分之一.

月光长照金樽里——古代文人与酒琐谈(下)

酒中有深味：五花八门的饮酒力式 要说真正让“饮酒”进入中国文学的，当属陶渊明，他写了《饮酒（二十首）》《止酒》《述酒》等名作，著名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便出自《饮酒（其五）》。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睢园绿竹，气凌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彭泽之樽”指的就是陶渊明的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