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秩序”还是“机器秩序”:数字治理中的正义修复——基于技术政治性视角的剖析

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加速融合,人类社会已全面进入了数字时代。技术治理在表达制度与改造制度的同时,在根本上形塑着国家治理形态,同时也潜藏着差异化下的公平陷阱与正义鸿沟。通过基于技术政治性视角对数字治理技术双面性的剖析,阐述了技术发展带来的"改革红利"与公平正义约束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将正义性与平等性纳入技术治理立场的紧迫性,构建技术场域中"国家理性"的必要性。结合"解构—建构"的分析思路得出数字时代的秩序应该是"人性秩序"而不是"机器秩序",通过打造技术肩挑服务与秩序的治理模式,可以实现"技术—服务—秩序"三维互动,引导"技术治理"向"技术善治"的转型,实现数字治理中的正义修复,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平等性发展。

修复性正义在少年司法中的运用

修复性司法运用于少年犯罪已成为国际上刑事政策的重要议题,在严罚化及被害人地位提升的趋势下,修复性正义为少年司法提供了另一种面对少年犯罪的典范。许多国家与地区都将修复性司法运用于少年犯罪,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相较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修复性司法更好地考虑到少年、受害人和社区的利益,修复正义比矫正正义更符合程序公平和比例原则的要求。在少年司法中引入修复正义,应坚持少年的最大利益原则,正确理解少年的悔恨与责任,关注少年的社会融合,坚持以促进少年的健全成长为目的,推展我国少年修复性司法在实务中积极、正面发展。

修复性正义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创新

修复性正义是在反思与批判报应性正义的基础上,一种旨在修复犯罪人、被害人、社区与社会之间正常利益关系并实现正义和谐的刑事理念或价值取向。修复性正义起源于古老的宗教仪式,是对报应性正义的批判。修复性正义下的刑事司法制度建设在我国有着广阔的正义基础和制度空间。

修复正义观念下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功能探析

在未成年人司法运作体系中,参照社会调查报告的价值根基,再度考察发现,功能目标与法律规定的偏差、制作过程中的"接力-协作"模式以及适用过程中的"共性-同质"效果,制约着社会调查报告基础作用的发挥。通过不同视野的透视,法律体系下的"从宽"异化、个案处遇中的价值冲突,可能使社会调查制度具有形式化的风险。通过汲取修复正义观念这一理论资源,引导社会调查报告发挥预设功能。从主体连接、功能选择和内容提升等方面探讨改进措施,回归社会调查报告以教育矫正和社会修复为导向的制度设计目标。

修复性正义:基于刑事司法展开的伦理

修复性正义是在反思与批判报应性正义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一种旨在修复犯罪人、被害人、社区与社会之间正常利益关系并实现正义和谐的刑事理念或价值取向,修复性正义下的刑事司法制度建设在我国有着广阔的正义基础和制度空间。

修复正义的理论之争

在西方,存在着修复正义的不同理论模型,其中纯化理论模型和泛化理论模型在修复正义的概念界定、修复正义的目标、修复正义的实践形态、修复正义的地位等方面存在激烈的争论。正是在双方的争论中,凸现出纯化理论和泛化理论的利弊,促进了修复正义概念的演化,推动了修复正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刑事被害人求偿制度变革的伦理分析与立法展望

法律规范总是随着制度正义观的嬗进而嬗进。刑事被害人求偿制度的变革概莫能外地表征矫正正义的进化:从报应性正义走向修复性正义。报应性正义驱使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弊端重重。修复性正义的勃兴使得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悄然诞生。我国应确立全国性的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彻底代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尽快制定单行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

修复性正义:处理学生违纪行为的教育维度

如何有效且富有教育性地处理学生的违纪行为,是学校德育工作者常常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一般来讲,当面对学生的违纪行为时,教育者头脑里最先呈现出来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纪律被破坏了？是谁破坏的？破坏纪律者该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家庭团体会议对少年保护制度的影响

“家庭团体会议”(Family Group Conference)是由遭受犯罪影响的主要人员参加的讨论如何处理犯罪人的会议。对家庭团体会议的认识,要对它的实际运作模式和设计的理想模型做基本区分。本文主要分析了家庭团体会议体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即修复正义和程序正义,并以此为中心,探讨对少年保护制度产生的两大影响,一是国家权力、家庭自治权之间的平衡问题,二是发挥社区作用的问题。

老年人赡养权益司法保障与修复型正义——以2013—2018年司法裁判文书为研究对象

老年人赡养权益是老龄化社会的核心议题之一。从近年来有关赡养纠纷的裁判文书看,赡养纠纷发生的亲缘结构主要是直系父母子女间,赡养义务人主要指向男性,赡养内容以物质诉求为主;司法过程中律师介入情况、法官的裁判的思维、理据、表述等都存在某些值得研究的特征。鉴于此,中国目前老年人赡养权益的司法保障发展方向,可以围绕"修复型司法正义"目标来进行,需要从观念更新、制度完善、精神赡养前瞻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未成年人司法处遇的理念嬗变与机能更新

我国触法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因机能理论一元化与实践需求多元化脱节而陷入困境。未成年人司法处遇要么基于责任主义的报应惩罚理念重视责任追究,要么基于福利至义飴观察保护理念强调教育矫治,使得未成年人司法机制在惩罚与保护之间摇摆不定,效果有限。两者均是以满足社会安全或者未成年人矫治需求的单向思维模式,忽视了处遇过程中被害人和社会民众对正义的期待。经反思责任主义和福利主义的弊端并吸收其合理因素,受恢复性少年司法宕发引入修复正义观形塑的双向保护理念,提出融贯教育矫治、责任追究、损害修复三重机能来破解当前困境。在此基赴上展开处遇机制创新,保证触法未成年人司法处遇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美国:同辈调解是防治校园欺凌的重要方式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2019年的调查表明,校园欺凌在美国非常普遍。美国起初采取了"报应性正义"的防治措施,其核心内涵就是要求欺凌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未取得显著成效。美国开始转向"修复性正义"防治措施,强调让欺凌者自觉意识到欺凌行为造成的伤害,承担起改正、修复和赔偿的责任。

修复、矫治与分控:社区矫正机能三重性辩证及其展开

社区矫正机能存在矫正理论一元化与实践需求多元化的脱节而亟需辩证更新。传统的教育矫正论有发生学合理性,但效果不彰,并引发公正性危机而引起理论批判。经反思后形成恢复性司法与被害保护需求下的正义修复以及处遇规制化影响下的规范矫治和风险管理推动下的分流监控相结合的复合机能论,该理论对我国社区矫正问题形成借鉴。机能辩证关系中,修复与矫治存在应报与防范的互补,而分控有风险管理的独立意义。在广义的风险语境下,三机能各具特色应当兼顾;而在机能竞争时,根据风险紧迫性形成分控、矫治、修复的先后择序。制度展开中,复合机能对社区矫正关键机制起决定作用,因此,风险评估具有外控内矫的双重目标;禁止令需考虑防范、改善与被害保护的择一或复合标准;中间刑的借鉴基于机能导向,应保证多元方案与动态适用。

学生欺凌防治:理性再识与路径调适

学生欺凌的公共议题既推动了正式治理,也使公众认知及公共对策饱受罪案之困。治理初期保持了相对理性的综合治理思路,但对学生欺凌行为处置的宽纵饱受诟病,对零容忍政策的曲解在法律化过程中也有成为“正解”的趋势。思路的错位导致公众寄希望于通过对学生欺凌行为的事后处置达成学生欺凌治理的目标,并为严罚倾向的形成提供了支撑。对此,应当从个案处置与类案防治两个维度区分学生欺凌行为与学生欺凌现象,对前者应坚持“宽容而不纵容”的处遇理念,对后者则应依托治理理论,面向成长环境进行前端治理。学生欺凌防治需要专门立法,需要完善的保护处分制度,更需要构建政府主导、家庭首责、学校主责、社会参与的综合防治格局,尽可能“让学生欺凌问题不出校门”,不断健全救济与修复机制。

“报应”“报复”抑或“修复”?——社会欺凌的教育哲学省思

面对欺凌,尽管人们通常都倾向于首先诉诸'依法''讲理'的方式,但在说理无效的情势下,整个社会又渐趋形成了一种'以闹求理'甚或'以暴制暴'的行事逻辑。事实上,自古以来,成人社会在应对欺凌的问题上存在求诸'上帝'(老天)、诉诸'法官'(警察)和仰赖'侠客'(或自扮'复仇者')等三种正义反应形式。其中,前两者属于相对客观的'报应性正义',后者则属于相对主观的'报复性正义'。不过,在处理'未成年人'之间的欺凌问题上,教育者(教师和父母)主张通过'说理教育'使双方'重修旧好',落实'修复性正义'。整体来看,报应性正义及其所象征的'天理'(良心)乃是报复性正义和修复性正义共同的价值基础和合法性根源,修复性正义应是报应性正义和报复性正义的理想图景,而报复性正义实则为前两种正义'求而不得'时寻求'法外正义'预留了人类原始的自主正义空间。

从惩戒到关系修复:北美校园暴力治理范式的转变

近年来,北美乃至整个西方司法界对于社会暴力的治理范式经历了从基于报应性正义的惩戒向基于修复性正义的关系修复的转变。这一转变同时也为西方治理校园暴力、解决学生冲突提供了新思路,促进了报复、惩罚的“零容忍”政策转向修复、治疗的修复性教育实践。修复性教育实践通过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和对话,满足学生的需求,从而弥补伤害,修复关系,并提升学生的冲突解决能力,进而促进校园暴力问题的解决,营造更为健康的学校氛围。在实际操作方面,修复性教育实践是一个从非正式到正式的连续体,类型多样,主要模式有修复会议、缔造和平圈、家庭小组会议和同伴调解等。修复性正义理论及其在教育中应用的国际经验,有助于我们对教育部新出台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形成新的理解和认识。对于青少年违法违纪违德行为,我们更需要从学生身心健康及社会长远和谐的角度,探寻更有效的富有长远育人价值的替代性治理方案。

修复性司法在校园欺凌治理中的优势及运用

修复性司法鼓励人际修和,关注冲突对多层次人际关系的伤害和伤害后的处理过程,其对受害者权利的强调和同伴关系的弥补与校园欺凌损坏身心健康、破坏学生关系的本质特征相吻合;沟通、弥补、愈合思路所蕴含的平衡精神与学校的教育目标相贴合。修复性司法用于校园欺凌治理的基本要求是欺凌者、被欺凌者、学校等各方共同参与来承认被欺凌者的权利和需求,鼓励欺凌者承担责任。实践中,根据校园欺凌的案件性质可使用调解模式或会议模式,并采用以被欺凌者为焦点的对话驱动型策略,同时可通过强化教育学习的预先性实践和应对伤害与恶行的反应性实践来扩展学校层面的欺凌防治。

论法理学视角下刑事和解的司法观与性质问题

刑事和解制度的确认具有很大的功利主义考量,倘若未能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不正义'。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是修复正义,但并不能据此忽视报应正义和程序正义。修复正义采取法律现实主义方法以实现其正义,具有不确定性。从司法裁判的角度来看,刑事和解宜作为说明性理由进入司法裁判,而无法成为司法判决的正当性理由。这种性质定位不但能够与对行为功利主义司法观和法律现实主义司法观的分析紧密联系起来,而且相较于刑事和解协议之公法契约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同辈调解在美国校园欺凌中的运用探究

美国中小学校园欺凌的防治经历了从"报应性正义"到"修复性正义"的理论变迁。作为修复性正义的典型措施,同辈调解遵循"由学生主导,为学生服务"的理念,将校园欺凌置于学生冲突框架之下,旨在通过同辈调解员化解同辈冲突,从而实现防治校园欺凌的目标。经过40余年的发展,美国同辈调解在规划设计、遴选模式、培训体系和调解流程等方面已相当成熟,并且在减少校园冲突和欺凌现象,改善校园学习氛围,以及提升学生冲突解决能力等方面卓有成效。美国同辈调解在实践中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着调解能力、适用范围、资金支持等方面的问题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