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形而上学时代正义共识的根基

根基是一个时代共性的概称,是对时代总体特性的表达、指认和凝结,它具有社会性、底板性、中介性、开放性。根基是正义观念产生的内在逻辑基础,是共识的中介底板,共识是根基的理性延伸和精神表征,根基和正义共识都包含着共同的因素:主体间性和公共性。人们只有在特定的根基上才能对正义规范形成共享性认识和理解。在形而上学时代,关于正义共识根基的探讨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宗教信仰、经验人性和先验理性。

正义共识:单位差序格局管理中的关键议题

单位正义共识是单位员工基于对单位制度设置的实体正义、单位制度运行的程序正义而形成的权利义务观念、自由平等意识、合作共享理念。单位正义共识的构建,需要包括选拔得当、奖罚分明、及时反馈在内的单位流动机制的良性运转,需要包括制衡机制、博弈机制、协调机制在内的单位平衡机制的有效生成,需要包括利益整合、制度整合、价值整合在内的单位整合机制的充分发挥。

论罗尔斯知识能力上的稳定正义共识——西方的正义危机之消除

道德的都是历史的,西方的正义理论是一种需要不断反思的历史性理论。当代价值与学说的多元论冲击了西方社会正义的现实性和当代形式,西方自由多元社会因为缺乏正义而陷入一种正义危机。为回应时代命题,罗尔斯谨慎抛出了在公民共享的公共理性之上证明的一种有限的政治正义共识。这一知识能力之上的正义共识在哲学与政治、真理与理性之间建立了友谊。公共理性具有一种逻辑力量,能提供一种共识形式的社会正义,支持公平社会的安宁稳定。同时,公民的道德能力和社会情感也可以支持正义共识。共识形式的社会正义还需要在稳定性上保留对未来的开放性。

交往实践:马克思主义正义共识的深层根基

人们只有在特定的根基上才能对正义规范形成共享性的认识和理解,离开根基,人们不可能就正义的制度和规范形成共识。文章认为,交往实践是形成生产方式的最为深厚的源泉,是正义共识的真正根基,这既取决于交往实践的特性,也取决于共识本身的特性。

共识正义的普适性及其局限

正义是政治学的核心范畴,但什么是正义,历来没有定论;正由于没有定论,在政治共同体中,每个成员对正义的观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他们对正义的见解经一定的程序处理成为一种共识正义,并可以之指导人们的政治生活。但对这种共识正义的理解的不同和运用的不当,会使其普适性得到限制。

社会正义何以可能

社会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那么,社会正义实现的现实条件又是什么呢?中西方有不同的社会传统。中国人特殊主义的正义观、漠视规则和重视人情的习惯,制约了社会正义共识的达成和“法治”秩序的构建,唯有从培育公民意识、强化程序正义观念、促进公民社会成长和增进社会资本入手,社会正义在中国的实现才有可能。

司法商谈机制的构建及其功效

"以审判为中心"不等于"以法官为中心",司法审判并非法官的独角戏,司法裁决结果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绝非法官的一己之力所能成就,它应该来自司法参与主体之间充分的商谈沟通与协作。司法商谈机制以一种全新视角诠释了司法的目标与意义,完善了司法权的合法性,解决了司法裁决的合理的可接受性,并促成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迎合和满足中国现实语境下人们对于司法正义、民主、参与、自由的新需求。

智慧时代商谈式刑事辩护的情境构建与司法功效

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法治建设引入智慧时代.社会公众对于司法权的运行亦提出了更高要求.而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几种异化现象在智慧时代更加凸显:大数据的过分应用会扩大司法权运行与人权保障的断裂.数据资源分配的不对等将加剧司法权的霸权主义.司法广场化对司法裁决的可接受性提出更多的质问.通过对商谈式刑事辩护的情境构建.可以加强司法人权的保障.避免“算法权力”的隐形侵害.重塑司法场域内的沟通与协作.避免数据依赖下的司法霸权.提高司法裁决的可接受性.彰显智慧时代的“共识性正义”.从而满足智慧时代对于刑事司法审判的新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