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自主外交探析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在自主外交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由于强势人物埃尔多安的主政,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被外部世界广泛贴上了“民粹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标签。土耳其自主外交改变了其传统的追随西方的政策,其重大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在于对自身实力和身份认同重新界定的基础上注重拓展交往对象,而且在核心利益方面坚持强硬立场以及军事化手段的运用;夯实国防力量与埃尔多安的个人特色外交也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在内外环境影响下,正义与发展党的自主外交具有宏大的强国复兴抱负,在不惜与西方产生嫌隙的情况下,通过与西方以外的国家开展多边外交。另一方面,自主外交理念的实施也是对埃尔多安政府的巨大考验,自主性的追求具有风险挑战同时也带来了负面效应。

土耳其正义发展党的伊斯兰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的兴起体现了部分城市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民众对社会变革中出现的矛盾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不满,而民粹主义政党正好利用了这种不满把民粹主义当成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和策略进行政治动员。在绝大多数民众都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跟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其最具影响力的民粹主义政党正义发展党在进行政治动员时经常把民粹主义与伊斯兰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土耳其的民粹主义可以被称为"伊斯兰民粹主义",这种"伊斯兰民粹主义"在正义发展党处理宗教教育事务、建立威权政治和处理外交事务时都有充分的体现。伊斯兰民粹主义的广泛运用一方面加深了土耳其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使土耳其与西方盟友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权的外交政策成因分析

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以来,土耳其在外交舞台上日趋活跃,在一些国际问题上采取别具特色的政策和立场。无论是其全力推动入盟进程的努力,还是"零问题"外交主张、多元化务实外交的做法等,都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借助罗斯诺的层次分析法,从土耳其国内政治的视角切入,在个体、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对正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背景和成因进行分析。

正义与发展党修宪与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发展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民主化程度最高的伊斯兰国家,但运行至今的1982年宪法因强化总统权力、维护军方特殊权威、限制政党政治和公民权利自由而使土耳其民主政治呈现被监护的特征。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推行的修宪举措包括:2004年宪法修正案弱化军方权力;2007年宪法修正案为总统直选铺平道路;2010年宪法修正案根据法治和多元民主原则重塑国家司法机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修宪实践努力突破以凯末尔主义为核心的民主框架的尝试,为构建多元主义的民族认同指明方向,证明了现代伊斯兰主义与民主政治的相容性,但由此造成的一党独大局面也成为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悖论。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修宪政治研究

土耳其1982年宪法实施以后,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的共同推动下进行了多次修改。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提出了多个宪法修正案,其中既有成功经验,亦有失败教训,甚至还围绕总统选举问题出现了宪法危机。2007年议会选举后,正义与发展党制定一部新宪法的承诺虽未实现,但于2010年9月完成了对1982年宪法最大规模的修改。2011年10月,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开始工作,土耳其宪法政治从修宪阶段进入制宪阶段。议会宪法协调委员会、政党和公民社会组织是考察土耳其制宪进程的三个重要维度。在新的制宪进程中,出现了各种思想、立场以及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间的冲突和碰撞;新宪法能否出台取决于土耳其国内各种力量之间的谈判、议价与妥协。

试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修宪公投

1982年宪法的制定和颁布实施,基于军方掌权和整饬社会秩序的社会现实,该宪法框架下的民主政治呈现被监护的"有限民主"特征,不同社会力量围绕宪法修订而展开的权力博弈成为国家治理中的突出问题。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积极推行宪法修订,通过全民公投将2007、2010、2017年宪法修正案付诸实施,突破了1982年宪法的宪政框架,强化了正义与发展党的一党独大优势,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实现了从议会制向总统制的转变。全民公投作为土耳其代议制民主的重要补充,加强了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力量分化,增加了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危机,强化了埃尔多安的集权趋向,形成了民主与威权的悖论,对土耳其政治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现代化转型评析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较早启动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之一,19世纪后期的宪政运动揭开了土耳其现代化的序幕,其现代化转型的模式与经验,对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示范作用。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土耳其积极推进现代化转型,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以民主政治为目标和驱动力,通过社会制度化建设,提升民众的思想观念;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改善民众生活水平;以多元外交为保障,为现代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民主政治、经济发展与多元外交为土耳其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

土耳其的外高加索政策实践及其制约因素——基于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外交实践

苏联解体后,外高加索地区的地缘战略地位凸显。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基于战略纵深的外交定位重塑外高加索政策:坚持外高加索国家的独立、主权、稳定和领土完整,构建地区协作机制——'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塑造地区能源和交通枢纽形象,促进了土耳其与外高加索诸国双边关系的提升。但是,外高加索国家的内部冲突导致土耳其应对地区局势不力,影响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和'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的推行。俄罗斯的地缘战略优势地位使其与土耳其的角逐中处于优势,并对土耳其的外高加索政策拥有很大话语权。欧洲的能源战略影响了土耳其的能源走廊地位及战略选择,欧盟对外高加索事务的干预影响了'高加索稳定与协作平台'的推进。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和“居伦运动”的关系演化

正义与发展党和"居伦运动"虽同为当代土耳其重要的伊斯兰主义力量,但前者以国家为导向,后者以社会为依托,且在不同时期对土耳其政治和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前后,因受到面临世俗精英势力的挑战、"居伦运动"与政府交好的先例,以及两者相似的政治观、民主观和"宗教—社会"观等因素的影响,选择了同"居伦运动""结盟"的政治策略。但受两者政治合作空间锐减和"居伦运动"屡次"越界"导致"国家—社会"关系失衡、正义与发展党内政外交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双方在政治、经济及外交领域的矛盾日益加剧,并对实行伊斯兰民主的"土耳其模式"产生了消极影响。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探析

自2002年执政以来,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采取了与先前土耳其政府不同的经济政策。从具体政策领域来看,该党政府的经济政策可分为宏观经济政策、部门经济政策、私有化政策三个领域。从结果来看,土耳其经济迅速从经济危机中恢复的同时,也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自2012年年底以来,土耳其经济再次陷入了增长和停滞交替的怪圈,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面临着重大挑战。

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发展--基于正义与发展党的考察

自1923年建国以后,凯末尔总统开启的世俗化改革贯穿20世纪土耳其共和国政治发展的始终,而根植于传统宗教政治文化的政治势力并未偃旗息鼓,借助土耳其民主化改革成立政党并延续发展,不断融解着世俗化改革的成果,挤压着世俗主义在社会上的思想空间。经过长期的社会积淀和思想塑造,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开辟了土耳其共和国政治发展的“新纪元”。历经多次执政危机的考验,正义与发展党逐步实现着对土耳其政治制度的“炼化”,借助2016年未遂军事政变迫使“世俗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土耳其军队远离政治舞台中心。近年来,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宗教色彩日益浓厚,增加了其未来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

土耳其和以色列一直保持着友好稳定的合作关系。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起伏跌宕,巴勒斯坦问题、土以两国政局变化、正发党的外交理念等成为长期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当前巴以和平进程停滞不前、正发党继续执政的背景下,土以关系可能会长期处于冷热不均的状态,但双方的地缘环境、共同利益和相互需要决定了两国关系不会彻底破裂,更不会成为宿敌。

令人关注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

2002年11月3日对土耳其来说是个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举行的提前大选使一个伊斯兰温和派政党——正义与发展党一举成为土执政党。对此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带有伊斯兰面纱的正发党究竟是怎样一个政党?她将把土耳其带向何方?

土耳其政党制度与国家能力的建构

土耳其近百年的政党政治演变和国家能力建构有着深刻的联系。凯末尔时期,共和人民党作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工具,奠定了凯末尔个人威权统治的基础,但激进的改革难以向建立传统伊斯兰秩序的农村渗透,使政党难以吸纳边缘性社会力量,进而导致国家与社会分离。1946年,土耳其启动民主化进程,多党制的实行扩大了国内的政治参与并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脆弱的政党体制所形成的文官政府与军人政府的交替执政,使政党藉此增强了对社会力量的吸纳与整合。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在以文官为核心的政党治理体系中,国家与社会、宗教与世俗的"中心—边缘"模式关系得以弥合,政治权力体系得以重构。土耳其政党的政治再建构能力表明,政党政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土耳其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走向与国家能力建构。

延续与革新:“2·20”运动与摩洛哥的政治发展及其前景

“2·20”运动的爆发将摩洛哥卷入“阿拉伯之春”的旋涡。摩洛哥通过宪政改革及时回应了民众政治改革诉求,调整了摩洛哥政治权力关系和政党力量对比,重新定义了摩洛哥身份认同的构成要素,使摩洛哥走上政治体制改革的快车道。但是,摩洛哥政治权力中心依旧由摩洛哥王室占据,政党的边缘化地位没有改变,摩洛哥经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仍将长期存在。“2·20”运动拓展了摩洛哥传统政治空间和政治参与模式,摩洛哥民众日益注重通过社会运动和网络空间实现与国家权力的互动,这是“阿拉伯之春”给摩洛哥带来的更为深层的变化。当今形势下,如何把握传统宗教与现代民主之间的平衡,强化政党的政治功能,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仍是摩洛哥民主化面临的挑战。

埃尔多安胜选与土耳其政治走向

2023年5月,埃尔多安再次当选土耳其总统,由其领衔的正义与发展党在首轮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然而,反对党把此次总统选举拖入第二轮投票且在议会的席位增加,可见埃尔多安赢得并不轻松。胜选后,埃尔多安在应对政治纷争、改善经济环境、强地震后重建以及改善民生等领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展望未来,埃尔多安连任预示着土耳其国内基本政治制度将得以延续,或将在改善行政管理和经济治理方面采取新措施,在对外政策中继续施展“平衡外交”,并在一些国际热点问题上扮演“关键角色”。

论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下的土耳其“民主模式”

正义与发展党有浓厚的伊斯兰主义背景,且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就该党性质而论不属于伊斯兰主义政党。正发党执政以来奉行温和、务实的政策,以"民主保守党"自居,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在宗教与世俗间寻求平衡,在不改变国家政权世俗性质的前提下,竭力维护伊斯兰文化传统和习俗,强调伊斯兰价值观的重要性。正发党主导下的民主模式对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有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宗教与世俗间的较量复杂多变又决定了这种民主模式内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试析土耳其文官政治与军人政治的博弈--基于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实践

军人在土耳其历史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曾经通过3次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并通过还政文官政府使土耳其沿着凯末尔主义的方向前进。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尽管文官政府和军方极力维持脆弱的平衡关系,但双方在权力争夺、加入欧盟、库尔德问题、复兴伊斯兰文化等方面分歧重重,争端不断。文官政治和军人政治博弈的结果说明了土耳其的军人政治逐渐让步于文官政治,军人干政在可预见的将来很难再发生;尽管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之间的斗争仍很激烈,但已逐渐趋于理性;正义与发展党"保守的民主"模式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可,将为中东诸国提供一种民主发展的范式。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保守民主理念与政治改革探析

作为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主要政治指导理念,保守民主理念涉及国家观、政府观、政治观、民主观、世俗主义观、宗教观、社会观、经济观等多个方面。在该理念指导下,正义与发展党实施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主要涉及1982年宪法、普通法、司法制度、行政机构、文军关系等。就改革成效而言,在土耳其民主得到巩固的同时,困扰该国民主发展的长期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一些做法也受到颇多非议。此外,从文明交往自觉角度观察,正义与发展党的保守民主理念和政治改革遵循着文明交往自觉的基本规律,但"土耳其模式"在中东其他国家不可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