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的正义悖论及其超越——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批判

正义是衡量市民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基石,同时也是扬弃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按照传统共同体——市民社会——自由人联合体这一发展脉络,马克思在不同意义上厘清了"市民社会"的概念。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伴而生,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阶级利益分化的产物,也是马克思分析正义问题的出发点。在市民社会中,劳动、分工和交往既是市民社会正义性的表征,即承认个体权利和等价交换原则,促进现代社会关系的生成,同时也蕴含着非正义的内在逻辑。由于市民社会自身的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之间存在矛盾,市民社会终究是以私有产权为理论支点,最终将导致劳动的异化、交往的异化和人的片面发展。因而,要实现真正的社会正义,就必须扬弃生产方式的私有性质,克服市民社会矛盾,以公有制为基础渐渐实现"自由人联合体"。

《资本论》的正义悖论及其超越路径

《资本论》的正义悖论问题是关涉当前马克思正义观探讨合法性的重大理论问题。《资本论》本身并不存在所谓的正义悖论,正义悖论问题的产生是由政治理性主义及其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思维方式导致的,《资本论》正义悖论的实质阐释性悖论。超越《资本论》的阐释性悖论必须超越政治理性主义的二元化思维方式,还原《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性辩证法这一方法论基础。马克思是在辩证法的总体性张力中完成对资本逻辑的科学揭示与价值批判,《资本论》的事实正义批判与价值正义批判内在一致。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创生了政治哲学的经验主义传统的当代形态,而且为建构当代正义观可能理论形态引入了新的"问题域"。

对所谓“马克思正义悖论”的理论辨正

"塔克-伍德命题"引发了人们对"资本剥削劳动是否不正义"的争论,揭开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序幕。在这场争论中,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了以"现实唯物主义"为标准认为马克思反对"资本剥削劳动不正义"的"反对派"和以政治哲学的最高价值为标准认为马克思赞同"资本剥削劳动不正义"的"赞同派",从而产生了所谓的"马克思正义悖论"。"马克思正义悖论"的实质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二分,是抛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造成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事实描述和价值判断的割裂。解蔽"马克思正义悖论",重构马克思政治哲学,需要回到马克思理论的自身逻辑,在内容、方法和本质上还原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原貌。

劳动所有权与“马克思正义悖论”问题

围绕由“塔克—伍德命题”所引发的“马克思正义悖论”问题,西方左翼学者进行了数十年的争论,但正如罗尔斯所指出的,解答这一悖论问题的关键在于,澄清马克思是否使用了某种特定的正义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而劳动所有权便属于这一正义观念。劳动所有权,分为以自我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和以占有他人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后者而非前者,被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视为代表资本主义的法权与正义原则。实际上,这是一种“错位理解”,低估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的狡猾性与欺骗性,未能准确把握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非正义性的文本场域与历史语境。近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谱系所标榜的一直是自我劳动所有权。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对劳动所有权进行了双重批判,阐发了劳动与所有权同一规律与分离规律的“辩证转变”,进而揭露了资本主义所承诺的正义的虚伪性。在未来社会中,应实行真正的劳动所有权和更高阶的需要所有权。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及其正义悖论——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看围绕“塔克-伍德命题”的讨论

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来看,资本主义既是一种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又是一种建立在阶级剥削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在前者,资本家作为货币商品的占有者,工人作为劳动力商品的占有者,他们之间是普通的买者和卖者的关系;而在后者,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他们之间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前者,资本家和工人的交换遵循商品等价交换规律,既是自由的又是平等的,因而是正义的;而在后者,工人则必须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他们之间的关系既不自由也不平等,因而是非正义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二重性,决定了其正义的悖论性和自反性。不了解和把握这一点,就会要么像塔克和伍德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拒绝承认资本剥削的非正义性,要么像胡萨米那样只能从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认资本剥削的非正义性,要么像杰拉斯那样指责马克思在资本剥削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上是自相矛盾和不一致的。

罗尔斯理论的悖论与正义的实践生成

罗尔斯将超功利的"纯粹正义"确定为至高无上的普世价值,然而这种正义仍然建立在"功利的平衡"的基础上;将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下的人拉回到处于"无知之幕"的初始状态以得到评判"公正"的标准,然而人们一旦离开其所处社会关系下的实践就会失去其评判能力。罗尔斯认为人们在"无知之幕"下为了自我保护必然选择"最差社会地位下的最好状况"的制度设计,以达到对弱势者利益的关照而实现"平等",而实际上这不仅以承认不平等制度的合法性为前提,并且是违背现实的空想。实际上,正义观念在人类实践中生成,正义的制度在人们通过内在联系而形成整体"社会人"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其目标是为了实现最根本的功利——人的生存与发展。

“一个问题”、“两条逻辑”与“三种正义”——评《<资本论>中的正义思想研究》

王晶博士的新作《<资本论>中的正义思想研究》一书以“一个问题”——“正义悖论”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正义思想。通过对《资本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精准把握,该书创新性地提出了“两条逻辑”及其各自蕴含的双重语境,有效地调和了关于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多种矛盾性观点,从而破解了“正义悖论”。在此过程中,《研究》通过觉察并剖析《资本论》中三个内在相关的理论主题,把握到了马克思所完成的正义规范的三个转变,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包含“三种正义”——经济正义、政治正义及社会正义——在内的总体正义观。

现代性社会正义观及其当代意义

现代性的正义观以个体权利为基点,认为市场经济可以为实现个人权利提供基础和环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利,即市场社会提供给人们的可支配性资源。市场社会通过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等普遍形式,使个人权利得到肯定和满足。市场经济按绩分配实现的程序正义,为个体成长和发展提供平等的机会,使现代人能够在各种可能性之间进行自由的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在资本逻辑主导的市场社会中,国家仅仅建立一个程序化的框架,让自由的个体在其中全凭自己的能力进行竞争,并由个体自身承担竞争带来的后果,这必然会导致程序正义的一元化和实质正义的虚无。

“先富-后富-共富”民生战略的历史正义性--基于时间发展正义维度的省察

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作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渐次性民生发展战略。这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历史选择。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先富-后富-共富"的渐次性改革尝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飞跃性变化。然而,伴随着实践的推进,基于时间发展正义而设计的"先富-后富-共富"理想,却遭遇了时间发展正义性悖论: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明显,"先富"带动"后富"也显乏力。为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国家应通过完善再分配补偿机制,努力弥补"另一部分地区、另一部分人"的正义性损失,加快实现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的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