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正义论:情感正义论的儒家版本——儒家情感伦理学再讨论

中西方都有正义论的传统,而且其中都有作为情感伦理学的情感正义论的传统,但两者存在着重大的区别。作为“生活儒学”的次级理论,儒家的基础伦理学——“中国正义论”本质上也是一种情感正义论,但其核心并非泛泛的“情感”,而是特定的“仁爱”情感,因此可以称之为“仁爱正义论”,这就是情感正义论的儒家版本。该理论以“仁爱”情感来阐明所有社会正义问题,其要领是区分“仁爱”情感的两个维度,即“差等之爱”与“一体之仁”(“博爱”):作为正义问题的触发点的利益冲突,正是仁爱之中的差等之爱的结果;而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情感路径,则正是仁爱之中的超越差等之爱的博爱情感。从差等之爱向一体之仁的情感跃迁,其情感机制是推己及人的情感“推扩”:首先是在“情理之思”中形成“良知”即作为道德情感的正义感(“知”“是非之心”)。然后是由正义感的理性化而形成作为情感理性的正义原则(“义”),即源于博爱“情感”的正当性原则和源于生活“情实”的适宜性原则。最终形成“礼乐”文化,即根据正义原则,运用工具理性(“智”)来建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同时以艺术形式(“乐”)来消除制度规范的人际角色“别异”所造成的情感疏离,形成社会群体的情感“和同”即社会和谐。

怨气:情感社会学的阐释

情感社会学视角下的"怨气"是指因利益受损、价值冲突或情感纠纷等导致个体情感正义受辱而产生报复心理的社会心理状态。负气的个体在互动过程中获得和积累情绪能量,使其认知高度情感化而削弱或丧失对行为后果的反思性,从而使得此情境下的行为脱离理性或物质利益的约束,出现极端性。怨气的产生、凝结与爆发,主要诉诸于社会情绪的渲染作用,而不是理性计算或程序引导,它受情感能量的驱使而不完全受理性的约束,其外化行为具有冲动性、突生性和不可预测性,容易受导火索事件的点燃而产生极端行为。如何提升社会成员的个体存在感、利益获得感和主观幸福感,在怨气爆发前进行主动化解,是良性社会心态建设和社会情感秩序建设的重要议题。

情感正义论:从诗性正义回到苏格兰启蒙

玛莎·努斯鲍姆从文学想象中构建了诗性正义,以具有"畅想"和同情能力的诗人作为正义的裁判。然而,"诗性正义"所运用的想象与同情却让人质疑其对公共生活的适用性。作为诗性正义的理论来源,苏格兰启蒙思想回应了这种质疑。休谟和斯密这两位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在情感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正义论,而"旁观者"、"同情"是这种正义论的关键概念。诉诸经济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休谟和斯密展现了公共生活中的社会秩序。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构想的以情感为原点的社会秩序论,契合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理论传统。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可以从重视人情伦常的传统中发掘合适的理论,并汲取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道德情感论,在经济、政治和法律领域做出自己的理论探索。

苏格兰情感正义论与马克思的正义观念

马克思的正义论并非主要面向市民社会,而是立足于社会化的人类的实际需要。这种正义论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汲取了启蒙国民经济学家实践先于原则的研究理路,否定了将复杂的正义问题诉诸道德批判的做法,将道义的实现置于经济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的过程。分析苏格兰情感正义论的内在理路,理解马克思正义论的规范与规律的双重视角,从生产正义与正义的条件角度把握马克思正义论的实质,可以形成马克思正义论的实践逻辑,这对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总司令”亲笔赠棋刊

我自幼喜爱驰车策马、＂将他一军＂的中国象棋。成年后,进入棋界圈内,除协助组织赛事,担任赛会裁判工作外,平时热衷收集各种棋类书刊。近半个世纪来,在我的书橱里,最值得收藏纪念的是一册由＂棋坛总司令＂谢侠逊亲笔书赠的《鹿城棋苑》。我时常捧出这本距今已35年有余的刊物,凝视封面上谢老娟秀端庄的笔迹,不禁思绪万千……鹿城,是温州的别称。

文学正义:文学理论概念体系的新范畴

本文认为必须建立"文学正义"观,以便文学理论概念体系中增加新的范畴。文学正是坚持了在"同等情况"下必须"同等对待"所有公民这个原则而导致了它在解决社会上的普遍不能满足之际产生了公正、平等、关爱等一系列自我特性,这分别是生命正义、情感正义与个体正义,从而与其他的社会正义进行交流与对话,使得文学正义形成了作用于其他社会正义的独特方式与效果。

支持死刑的民意高涨是影响死刑政策的最重要因素

中美两国尽管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废止或严格限制死刑的世界性潮流面前,对死刑却采取了相似的政策——既保留死刑又限制其适用。支持死刑的民意高涨无疑是决定两国死刑现状及未来死刑制度走向的最重要因素。

作为“中国问题”的死刑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具有鲜明的"刑治主义"传统的国家,尤其是死刑,一直被作为统治阶级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而发挥作用。今天,在一般民众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