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服从不正义法律的伦理考辨——兼析对不正义法律的道德矫正方式

从伦理学的视角来讨论公民服从,即要考察政治生活中的服从在道德上是一种自律而不是一种他律,而不正义法律要想获得对公民的道德约束力,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它所在的法律体系是近乎正义的,二是它的不正义程度没有逾越社会作为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所能容忍的道德底线。在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公民对不正义法律的自觉遵守是公民主体性意识的理性自律,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正义要求。一般而言,对不正义法律的矫正只能通过合法的方式进行,但是"公民不服从"这种矫正方式以其强烈的道德意识、远大的感召力能够得到道德的辩护。

论马克思法律正义思想

马克思法律正义思想的核心在于,从主体和价值追求两个层面所展开的对自由主义法律正义思想的批判性反思。自由主义法律正义理论在主体层面以抽象个体遮蔽了现实物质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社会差别,在价值追求层面以抽象理性将法律正义局限于以形式正义为内核的合法性层面,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剥削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正当性确认。马克思的批判性超越在于:在主体层面,以阶级分析为逻辑起点将法律正义的主体重新定位为“现实的人”;在价值追求层面,将“物质利益问题”与正义联系在一起,在社会结构性正义前提下思考法律正义。

试论不正义法律的道德约束力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之间争论的焦点,但在政治实践中主张法律与道德的完全对立或者统一,是行不通的。本文立足于公民的主体性,探讨不正义法律获得道德约束力的前提、理由及其限度,其目的不是要与实证法学派站在一起,与自然法学派分庭抗争,而是要在人的主体性空前伸张、社会矛盾突显的现代社会中,为个体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寻找一条在理论上立得住、在实践中行得通的思路。

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正义一直是人们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社会正义实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关系(包括个人之间、群体及组织之间、个人与群体及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公平性、正当性的确认和捍卫,社会正义通常采取法律形式和道德形式来表达。法律正义是以国家意志的形式来表达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制度规范方式来确认和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守法义务。道德正义是以德性和良心的形式来表现的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它通过伦理规范的方式来确认和维护公民的伦理权利和道德义务。法律正义是道德正义的基础和保障,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和起点;道德正义是法律正义的前提和灵魂,因而也是社会正义的理想和目标。构建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效保证。

法社会学:法律服从与法律正义——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本文是关于中国人法律意识的一项实证研究。本文集中研究了两个问题 :第一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到底是工具性的还是规范性的 ?第二 ,中国人对法律权威的支持是基于程序正义的还是分配正义的 ?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人的法律服从基本上是规范性的 ,但规范性服从背后蕴含着强烈的工具性动机 ;至于法律正义观 ,则基本上是重结果甚于重程序的分配正义。

法律正义与法律价值之关系辨正

法律正义在中外自古都是一个高度抽象、有着丰富涵义的词汇,它以一定的法律价值给予说明。"正义"虽然也是法律的价值,但它是对作为正义标准的法律价值进行辩证综合后的抽象性价值。与作为法律正义标准的各个法律价值相比,"正义"是更高层次的价值。法学界通常把法律的正义价值与作为法律正义标准的各个法律价值作同位概念看待,这是一种概念使用上的逻辑错误,"公平"与"正义"并用就是如此。"公平正义"虽然在概念使用上没有逻辑错误,但这容易导致唯"公平"才"正义"的误读。

道德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兼析哈马斯的正义论及其价值

哈贝马斯吸收当前众多正义理论的合理成分,以主体间自由平等的商谈为核心,将正义与真理相类比,阐述对正义论辩和应用两阶段的区分和统一,集中探讨如何在道德、政治、法律三大领域里面认识和运用正义标准,形成了独特的综合正义思想。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理念,可以从贯通道德、政治、法律这三大领域的正义标准出发。

利益魔咒下法律正义的虚假本体——重读马克思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在途中"的过渡性与转折性文本,再现其历史构境和叙事逻辑,无论是思想史意义还是现实功效上,都不乏必要性所在。有关林木盗窃"罪名"背后的非道德性之深究、政治权威沦为私利的奴仆的国家本质颠倒性之揭示,以及立法者本身的不法症候之剖析,当系文本之命意所趋,也是马克思日后破灭古典自由主义价值悬设,走向本真的历史深处和现实大地的始源地。同时文中还就马克思未加说明的"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之细节做了具体说明,对列宁的"转变说"做了辩证分析,并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三重视角指认出该文本意义所在。

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

正义最初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价值被追求，后来在分化的社会中获得各种表征，由此思想史中出现了对正义的各种呼唤：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和综合的正义。在现代社会的正义舞台上，法律正义是前台的主角，道德正义是后台的导演。道德正义与法律正义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可以被总括为道德正义先于、大于和高于法律正义。具体说来，道德正义为法律正义奠定基础，规定范围，和提供标准，而法律正义使道德正义获得部分的保障，得以具体的实施，和立足现实的土壤；道德正义与法律正义在历史的和理论的次序、逻辑外延、理论地位、实现方式等方面皆有差异，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实际上的不一致甚至冲突。逐渐弥合道德正义与法律正义之间的裂缝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理想，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是实现这一理想的两条相辅相成的途径。但是法律的道德化应避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之泛滥。

论法律正义的几个基本问题——兼与周旺生教授商榷

法律正义,是指体现在实在法的原则和规范中以及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正义,是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总和。罗尔斯的四个阶段说揭示了社会正义原则向法律实质正义的转化过程,这个模式同样适用于其他正义标准向法律正义的转化。法律正义不是介于法和正义两者之间“第三种规范”,它既在法律之内,又在道德(正义)之中。法律正义的结构体系问题旨在探讨法律正义的内在结构即分类、相互关系和具体内容等问题。通过对法律正义的结构体系的多视角全方位的考察,我们将对法律正义形成一个更全面透彻的认识。

法律正义:和谐社会的伦理诉求

人类文明史表明,真正的高层次、高水平的和谐社会应当追求法律正义,法律正义是和谐社会必然的伦理诉求。由此应从三个层次来加以阐明:第一,和谐社会为何要追求法律正义?即和谐社会对法律正义伦理诉求的必要性;第二,和谐社会能否追求法律正义?即和谐社会对法律正义伦理诉求的可能性;第三,和谐社会如何追求法律正义?即和谐社会对法律正义伦理诉求的具体操作性。

法律正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石

社会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制度正义是构建社会正义的基础,而法律正义作为最根本的制度正义就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基石。和谐社会离不开法律正义,应该依靠法律正义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依靠法律正义来保障和谐社会的实践,依靠法律正义来引导和谐社会的发展。在和谐社会视域下,立法正义、守法正义、执法正义与司法正义成为实现法律正义的基本途径。

重返法律的生活世界——理性、诗性及其法律正义

理性正义有助于法律实现内在一致性和普遍性,但存在远离生活世界的可能,诗性正义则可弥补理性正义之弊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诗性正义并非是个别的、特殊的,而是可以通过人的共情能力实现普遍性,并运用于法律正义的追求之中。现代社会理性的不断膨胀使人的感觉、情感受到压制,不仅带来了虚无主义和道德冷漠,正义也失去了诗性的色彩。当法律科学拥有越来越多的逻辑、越来越多的计算、越来越走向精确的同时,人也越来越成为法律机器中的零件,而丧失了人的主体性,法律也越来越远离真实生活的世界。因此,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必要在实现理性正义的基础上,重拾诗性正义的传统,回归法律的生活世界。

法律的正义性价值——从富勒的两则虚拟案例谈起

《斯派伦辛探险者案件》与"怨毒告密者难题"是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设计的两个虚拟案件,他试图以此来说明法与不法的界限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本文从法律及其正义价值的论辩性角度来推理这两个案例,抓住其中的"极端性"因素,进而分析富勒提出其著名的"法律的内在道德"理论的条件,并尝试着更深入地解读富勒的"程序自然法"理论的学术内涵。

社会正义与法律正义论纲

狭义上的正义仅指社会正义。社会正义指的是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它是人类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社会正义有品德之正义和制度之正义之分,二者有密切关系。品德之正义指个人素质的正义。它是正义的根本和基础,但由于它是以分散的形式存在着,又极不统一,所以难以产生社会的整体正义。制度之正义是统合起来的品德之正义。它用行为准则形式协调统一人们之间的正义行为,并用社会权力保障它的被遵守,所以,它是社会正义的关键,一个社会只有其制度是正义的时候才可以说正义的。法律制度是一个社会中最主要的制度,因而也是一个社会体现和实现社会正义的主要手段。正因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法与正义二词有时同义,制度之正义主要通过法律来体现。

论法律正义在经济责任制中的作用

构建经济责任制须以法律正义作为其价值目标,法律正义是检验经济责任制的价值标准,也是是经济责任制逐步完美的促进力量。形式正义是和法律普遍性相联系的,它要求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形式正义导致了对普遍性法律的依赖。然而形式正义的法律思维方式忽略了社会发展和现实生活中各种情况的复杂性和具体性,实质正义应运而生,要求立法者与社会赋予执法者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执法者既可以根据普通性规范解决问题,同时也要求以实质正义为指导对特殊经济责任制以特殊处理。

道德背弃中的法律正义——以《费城》为例

《费城》中的主人公安德鲁律师因患上艾滋病而被上司解雇,从此在众人的鄙视当中,走上了维护自身权益的诉讼之路。安德鲁做了自己的选择——坦白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直面社会伦理道德和舆论的压力,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反映了美国司法部门和民众对艾滋病和同性恋的热议和逐步接受认同的过程,透视出美国社会的多样性选择和包容性体谅及道德背弃中的法律正义。

法律正义引论

法与正义天然地具有密切相关性 ;没有正义论 ,就没有法哲学。文章在考察了历史上的各种主要的正义理论之后 ,主要论述了正义的概念和形态、正义与法的基本互动关系。作者认为 ,正义表现为一种法的价值目标 ,法律的最高目的就是提供和实现正义 ,法的特殊品格也使它能够成为维护和促进正义的最可靠保障。

论法律正义的成因和实现

法律正义的主要成因在于法需要有正义的进入 ,需要以正义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目标 ,以导引法和法治在其基本路向上达致比较理想的境况 ,使社会主体从法律秩序中获取正当利益。而法一经以正义为基本价值目标 ,其本身转化为法律正义 ,法的规格和精神品格便也因之而升华。正义是检视或评判法之良恶优劣的无以阙失的标准。正义之中包含大量具有普遍真理意义的规范。在法中摒弃或作贱正义 ,便会使法沦为恶法或劣法。正义观念是促进法的进步性变革的经常性力量。正义也是法之阙失的一个重要弥补力量。法律正义注重以富有理性的方式实现其价值 ,重建置富有理性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社会资源配置制度 ,注重在权利义务分配机制、经济机会、社会生存和发展条件方面确立、维护并保障实行正义的制度。这是正义的主题 ,也是实现法律正义的主题。法治如若漠视以社会正义或分配正义为其精神中枢 ,就易于甚至必然会蜕变为精巧的 ,层次更高的专制暴政。实现法律正义价值 ,也需要注重形成和实施合乎理性的补偿制度和处罚制度。法律正义的实现 ,在中国与法治国家建设有着无可阻碍的关联 ,这种关联首先渊源于法和正义的天然联系。现代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正义之治 。

法律正义的理性视角

法律正义以一种整体性的至善理念形态长期存在于人们意识之中,并成为法律的终结价值和绝对精神。古代思想家们从自然法角度论证人类的正当理性就是自然法,且制定法应当具备自然法的所有秉性,从而确立了法律正义根源于人类自然理性的基本命题。对法律正义的长期探索反映了人们对法律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基础的理性关注。后现代法学的理论误区就在于对人类的这种恒定的自然理性的否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