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理想与制度成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造的实质及实现路径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质是在“黄金机遇期”与“矛盾凸现期”并存的发展格局下的新一轮正义理想共识的强化。过强的正义理想共识若没有制度的强有力支撑,将不仅不能带来政治的稳定发展,还有可能削弱理想目标的合法性,造成政治不稳定。因此,当下中国要想通过再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推动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就必须保证正义理想与制度成长的平衡,而这个平衡的关键是实现制度和谐。

程序正义的理想与现实

程序正义是我国诉讼法中重要的问题,自产生以来就与实体正义相对应。二者在诉讼过程中缺一不可,程序正义是保障诉讼过程合法的前提,在两大诉讼法中有严格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重实体轻程序、程序简化等问题,这也是程序正义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篇主要从程序正义的理想与现实入手,阐述程序正义的应有之意。

论正义的理想性与现实性

正义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是正义理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正义的理想性首先表现为正义的超验根据,其次表现为正义的终极价值,再次表现为正义的理想状态;正义的现实性首先表现为正义的现实根据,其次表现为正义的现实功能,再次表现为正义的现实状态。正义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表现为三个层次:第一,作为原则的正义:思想中的统一;第二,作为实践的正义:行动中的统一;第三,作为过程的正义:历史中的统一。

浅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论

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一部“正义论”。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试图解决什么是正义、正义是如何可能、正义的价值等问题。在柏拉图之前哲学家们对正义的探讨理解大多停留在经验性的认识层面上,柏拉图首先提出了将正义纳入理性的考察范围内,并通过对正义的经验性认识的归纳,挖掘出其真正的本质。因此,柏拉图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地阐述正义观的哲学家。在《理想国》中,有一个问题即使是放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仍然十分具有话题性,引人深思———“是正义的人更幸福,还是不正义的人更幸福?”文章从对柏拉图正义论的梳理入手,沿着柏拉图缜密的逻辑推理对西方正义论加以辩证的思考,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个人正义观

柏拉图提出以理念论为基础的正义观,以对话的形式分析了几种片面的正义观后提出自己的正义观,即强调社会分工的城邦正义和个人灵魂品格的个人正义。这两者的关系是互相依赖、互相联系的,尤其特别注意个人正义发挥的重要作用,还要对个人正义带来的利益与幸福的观点有所思考。

价值理想的当代重建

世纪末的哲学面临着重建价值理想的重大课题。为了对抗虚无，当代一些思想家真诚地走上了价值重建之路，其工作可归结为四条基本道路：（1）对“实践──交往共同体”的阐释与追寻；（2）追求宗教精神的回归；（3）正义理想的建构；（4）马克思主义“人性整全”的理想。当代西方思想家们的努力富有启发性，但也存在重大缺陷。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想立足于对人与人生活世界的辩证运动的把握，因而必将成为人类自觉追求的价值理想。

苏联法学理论中法与正义问题研究概述

一、研究概况 法与正义问题是法学理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法学界就已涉及到正义问题。不过,当时对正义问题的研究持慎重的态度,甚至有人对正义问题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例如,法学家马尼科夫斯基断言,正义概念没有任何独立的意义。当时有一种观点比较流行。

正义不可降格以求——科恩对于罗尔斯的批评何以正确

科恩批评说,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只是在讨论“如何实现正义”,而没有能够回答“什么是正义”的问题。罗尔斯因而将正义降格为对于正义的实现。罗尔斯的支持者坚称正义就是社会规则的达成。但我们需要注意到,罗尔斯依赖的“理性的善”路径以及建构主义路径,事实上都是在选择以理性来指导善,并且要求我们从社会基本框架的“公共性”和“稳定性”视角来思考正义。罗尔斯从来都是既考虑善价值又考虑对于善价值的排序。基于其直觉主义的方法,科恩提出正义是我们追求的标准,而非通过我们的“事实敏感性”来与现实可能性进行妥协的策略。科恩对罗尔斯的批评维护了正义问题的理想性。

浅谈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巨擎,理想主义政治思想家,倾毕生精力于构建心目中的理想国家。他在其巨著《理想国》中构建了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作为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其中蕴涵的政治学、社会学意义则不同凡响。

简析中华民族的道义精神

中华民族一向崇仰正义,追求崇高的正义理想。本文通过对历史上的儒、墨、法家关于正义的理想和行为主张的分析比较,认为儒家的正义理想比法家、墨家高出一筹,它在中国历史上正义理想的层次中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正是这种以儒家精神为主体的天下为公的正义理想,以它自有的崇高性和尊严性,融合贯通于整个中华民放历史发展的始终,深入到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内心的深层,成为华夏子孙的精神支柱和行为目标。儒家的正义理想既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规范人们的行为时,一再强调要以利制义,结果消融了个人利益,走向重整体轻个体的极端,最终流入否认个性的整体主义归宿。对历史上儒家的天下为公的理想,我们要采取扬弃的辩证态度,使之更为切近中国的国情、历史的发展,不断为中华民族的进步繁荣注入生机和活力。

注意新干涉主义抬头

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人类制定了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宪章,而今美国冒出的新干涉主义却称联合国宪章已经过时,意欲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