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传诗:日本正仓院文书中的汉诗书写

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保存着大量可以见证七八世纪中日文化密切交流的古写本,其中汉籍诗歌的传抄和学习资料尤为突出地反映当时日本列岛对中国内地汉文化的好尚情况。其书写者不仅与同时期中国内地知识分子书写习惯相同、书法审美一致,而且书写内容相同、精神追求上也多见相通之处,体现了汉诗在丝绸之路东端文化思想传播过程中所散发的多彩魅力。从国际汉学发展史的研究角度来说,正仓院文书所见汉诗书写材料对研究东亚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古代诗歌传播史和接受史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从东亚书籍史和书写史的角度来看,物质性方面既有简牍木屑也有整纸残页,文本性方面既有习字杂写也有精写全篇。这些不同形式的汉诗书写行为,在促进唐朝典籍文化在日本奈良朝和平安初期多维度流转和传播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时日本列岛从天皇到下层官吏等诸多知识分子的心性及其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推进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唐長安書寫文化的日本流佈——以王羲之書迹爲中心

近些年來,中日書籍之路的相關研究蒸蒸日上,唐時期的古代日本通過派遣遣唐使等交流方式從唐朝獲取了大量的書籍。當時印刷術尚未普及流行,書籍的傳播仍然主要依靠人工抄寫。手寫筆抄既是一種學習方法、記憶方式,也是一種傳承途徑、流佈媒介。書寫活動本身擁有實用性、技藝性、藝術性等多重性質,既産出了書迹名品等很多物質性文化遺産,也承載了書寫技藝等非常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産信息。在當時的大唐都城長安,與書寫相關的文化活動廣泛存在,這些文化活動又作爲唐文化的一部分流佈到了東亞各國,影響着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等諸多地區的學習生活和精神文化面貌。本文通過分析王羲之書迹在日本奈良時期書寫和傳播的情況,討論唐代書寫文化在日本的流佈,探究日本社會在學習唐朝文化時所存在的階層性,以及從書本知識到實際踐行的系統性,揭示出日本古代知識分子在書寫活動中由低級到高級,從習文字到學知識,再進階到修身養性、提升教養等一系列行爲方面層層遞進、節節上升的學習過程和具體表現,從知識社會史的意義上闡明唐朝書寫活動流佈日本所帶來的影響和意義。

公元8世纪的中日“书籍之路”——基于第12次遣唐使求书历程的探讨

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趋于鼎盛,书籍之路盛况空前。日本正仓院文书中所存的4份与第12次遣唐使有关联的书目,表明遣唐使携归日本书籍并非个人任意行为,而是举国之力有计划地搜求阙本,所抄写的经书均为日本国内所缺书籍。以举国体制编制阙本目录、遣唐使极力搜集书籍、朝廷直接参与写经事业、佛教界精心保管珍贵的唐本,这一切使日本的佛教书籍与时俱增,从而催生奈良时代"一切经"数目巨大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