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垄断协议法律规制制度的重构

由于对“垄断”“垄断协议竞争效果”的理论认识与法律规定不全面统一,以及在垄断协议的立法与执法过程中,对欧美相关规制制度的移植与借鉴形成了体系性冲突,以致于我国对垄断协议的规制存在“协同行为界定不清”“‘排除限制竞争’与‘豁免’证明规则及标准不明”等问题,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对垄断协议的科学有效规制。因此,我国可围绕“垄断协议的认定”“垄断协议正反竞争效果的比较权衡”两大方面来重构其具体规制制度与标准。

论我国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法规制的困境及化解

由于我国对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法规制背后蕴涵的基本原理把握不够透彻,以至于无论是我国反垄断立法还是具体执法,对转售价格维持的违法性认定标准与豁免抗辩认定标准存在着诸多分歧与缺陷,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全面、准确地评估其对竞争的实际效果。因此,一方面我国要完善“转售价格维持规制的基本框架与步骤”;另一方面也要完善“转售价格维持正反竞争效果的认定标准”,从而最终形成完整、有效的规制方法与标准。

论我国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法律属性的再厘定

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实际竞争效果是其法律定性、评价及规制的前提与基础。因未全面准确地把握该行为对市场竞争的真实影响,我国不论是根据《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是《电子商务法》对其所进行的法律定性均存在局限与不足,以致在实践中产生规制混乱或冲突的局面,不利于我国对该行为进行全面科学有效的规制。互联网平台"二选一"行为存在"非法利用市场力量来排除或限制竞争"和"促进或提升销售环节中的竞争与效率"两方面的正反竞争效果,因而我国应在全面比较权衡这两方面竞争效果的基础上,重新构造其法律属性界定的基本范式、步骤及规程。这不仅能有效化解我国因其法律定性不准或不明而导致上述三法产生拼接分立规制的困境,而且还有助于我国理顺现有法律规范的适用逻辑与次序,实现各相关法律条款之间的充分衔接与协调,以最终为促进我国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的公平竞争与创新发展提供有效制度支撑与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