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葛兰运动和正发党关系探析

2016年7月的未遂政变是葛兰运动和正发党关系彻底决裂的标志和政治权力斗争的顶峰。两者关系历史呈现戏剧性演变:最初面对参与政治的相似机遇与挑战,葛兰运动和正发党分别选择社会伊斯兰和政治伊斯兰两条不同发展路径,此后因应对国家机构中根深蒂固的世俗势力的共同威胁而携手合作,世俗主义共同对手衰落后又因政治权力争夺反目成仇,最终正发党确立了政治伊斯兰的霸权地位。葛兰运动与正发党关系从结盟到决斗的历程,促进了土耳其社会的伊斯兰回潮以及政治秩序的伊斯兰化,实现伊斯兰运动内部发展的道路统一,同时突破了凯末尔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坚守的"监护式民主"威权统治框架,推进土耳其政治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伊斯兰运动内部及其与世俗主义的权力争斗,将民主运行机制工具化,侵蚀了民主制度的法治基础,最终加剧土耳其伊斯兰民主模式危机。

正发党在土耳其地方选举中遭遇“最惨失利”

3月31日,土耳其举行五年一度的地方选举,包括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在内的34个政党参选。该选举通过直选产生全国各市、县(区)、镇(街道)的行政长官,其中,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等30个大城市的市长职位归属最受关注。

土耳其正发党与繁荣党的差异比较研究

土耳其繁荣党和正发党是明显亲伊斯兰的政党,但两党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意见相左。繁荣党有明显的政治宗教化倾向,正发党则坚持温和世俗主义基础上的政教分离原则;繁荣党在政治上实行专断,正发党则提倡民主宽容;繁荣党否认西方文化,反对欧盟,正发党则肯定欧盟的进步价值,在土耳其争取加入欧盟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繁荣党未能改变土耳其经济的总体形势,正发党则引导土耳其经济摆脱危机,实行健康发展。上述差异是促使繁荣党被取缔和正发党连续执政的决定性因素,并可能对未来的土耳其政教关系和中东原教旨主义思潮产生积极影响。

论正义与发展党时期土耳其内外政策的演变

埃尔多安就职土耳其总理以来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做了很大的调整:对内打击军方势力,扩大新兴阶层的影响,调整经济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对外正发党政府实现了外交的多元化,其外交政策显示出更大的独立性;同时正发党政府以"零问题"外交方针改善了与中东各国的外交关系。中东剧变后,正发党政府适时调整自己的中东政策,巩固了土耳其的地区大国地位,使正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得到进一步施展。

土耳其正发党长期执政原因探析

正义与发展党在政治复杂的土耳其政坛屹立不倒,至今执政近20年。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单独组阁的伊斯兰政党,在一个世俗化国家实属罕见,堪比第二个土耳其"民主党"。(1)而正发党领导人埃尔多安(2)连续执掌权力中枢,土耳其实现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安稳、人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这在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发展史上是不同寻常的。本文从多领域全方位深度剖析正发党意识形态体系、土耳其政治社会政策发展情况、民主化体制建设情况以及国家外部环境,探究正发党长期执政的原因。

土耳其修宪转向总统制的动因及影响

土耳其2017年4月的总统制修宪公投彻底突破了1982年宪法构建的宪政框架,将终结上百年的议会制宪政历史。正发党认为议会制存在权力结构失衡、政府更迭频繁和制度脆弱等弊病,因此力推修宪建立土耳其式总统制作为医治议会制弊病的良方。新宪法确立的总统制中,总统过度集权,议会功能弱化,司法独立受限,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同步举行,导致总统及其领导的多数党同时直接掌权政府和议会,并间接控制司法机构,从而形成总统强、议会和司法弱的政治权力结构。总统制转型将塑造土耳其融合总统制中三权分立特征和议会制中政府与议会权力一体的单一权威体系特征的强势总统制,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土耳其再伊斯兰化和加剧社会撕裂、政治极化,还将强化埃尔多安个人权威和正发党选举霸权,增添土耳其内政外交不确定性。

总统制下土耳其大选:多视角分析

2018年土耳其举行了"总统制"后的首次大选。此次选举是土耳其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国内的政治权力架构。通过对影响土耳其大选的三个变量,即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及对外关系等多视角的切入分析,可较好了解总统埃尔多安及其正发党赢得此次大选的原因。未来土耳其国内政治生态将因中左翼势力的上升、威权统治及其"圈子关系"等变得更加复杂,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失灵与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将加剧土经济治理模式的脆弱性,而库尔德问题的跨界与复杂性则会使得土国内政局持续动荡,加之外交政策转型乏力,这些都将是埃尔多安新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

埃尔多安执政下的“土耳其模式”的危机研究

2016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的发生,对埃尔多安统治下的"土耳其模式"造成极大冲击。20世纪90年代国际格局的变革使"亲俄疏美"的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出现罅隙;正发党的执政前期不仅改变了国内政治格局,也提高了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但因后期经济失速、选举霸权和外交政策的变化促使"土耳其模式"陷入困顿。

土耳其世俗化进程面临的挑战

'世俗化'(secular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词根saeculum,最早使用在欧洲基督教国家,是指王子们控制了教堂拥有的财产,领土和财产都从教会手中转移出来。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财产权的被剥夺逐渐到人回归世俗社会而演变。因此,后来的罗马教会法规中,世俗化延伸出新的含义。

城镇化与土耳其伊斯兰政党的崛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土耳其数个伊斯兰政党次第崛起。不同的人分别从宗教特性、政治和经济等角度分析了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借鉴前人的探索,本文选择从城镇化的视角对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崛起进行分析。第一,本文发现经济收入水平与伊斯兰政党支持率呈负相关关系。第二,本文亦发现土耳其存在明显的城乡经济分化,并进而推导出乡村居民较之城镇居民更倾向于支持伊斯兰政党的结论。第三,土耳其20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后经历了大规模城镇化,原本就更倾向于伊斯兰政党的乡村居民在移民后基本维持着既有的政治倾向。第四,在土耳其特殊的议会选举制度下,大规模城镇化也让伊斯兰政党原本分散在中西部省份的选票"聚零为整"地聚集到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关键选举省份。如此,伊斯兰政党在城镇地区和全国范围内的支持率不断上升,这一结果则最终以地区选举和全国性议会选举的胜利体现出来。

“决战”伊斯坦布尔

5月6日,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宣布取消3月底地方选举中涉伊斯坦布尔市长的投票结果,终止现任市长(反对党成员)的履职资格,并决定于6月23日重新举行选举。这是土总统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发党在输掉伊斯坦布尔选举之后,经多方游说、反复施压争取到的'翻盘'机会,但引起反对党强烈不满,誓言要再次击败正发党。双方围绕伊斯坦布尔的新一轮争夺正式拉开大幕。

土耳其地方选举:埃尔多安的“最后一战”?

3月31日,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旨在选出81省主要城市的新一届市长、省(市)议会成员、城镇地方官员、社区代表等。此次选举虽不像去年议会和总统选举那样硝烟弥漫,但自筹备启动之日起就颇受土内外各方密切关注。总统埃尔多安称之为'生存之战';国际社会则普遍将其视为土政坛力量对比的'晴雨表'、当前执政党民意基础的'检测器',并试图从中预测未来土耳其的政策走向。

现代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与运动的嬗变

1923年现代土耳其国家建立后,凯末尔政府实施了自上而下的国家女性主义改革,而自下而上的民间妇女运动亦同时兴起,由此出现了土耳其女性主义思潮与运动双向互动的发展态势,妇女的平等权利得到一定保障。经历妇女运动低潮期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土耳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改善,该国女性主义思潮分化,以世俗女性主义、伊斯兰女性主义、库尔德女性主义等为代表的女性社会思潮,通过各类女性组织开展维护女性权益的社会运动,有力推进了土耳其妇女事业的进步。其中,宗教与世俗、族群等因素成为女性主义思潮分化的主导因素。21世纪初正发党执政后,正发党政府一方面延续了国家女性主义精神,促进了两性平等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正发党政府与激进世俗女性主义者、世俗女性主义者与伊斯兰女性主义者、库尔德女性主义者与世俗女性主义者之间,在涉及妇女地位、权利、义务等方面仍有不少分歧,使女性主义思潮的论争日益激化,加剧了土耳其女性运动发展的复杂性。如何进一步提升妇女地位、实现妇女教育、就业、参政等方面的平等,仍是未来土耳其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

21世纪土耳其民族身份的新建构:太阳语言理论与文明联盟理论的对比

本文研究了共和人民党统治时期(RPP/CHP)的土耳其共和国太阳语言理论和正义与发展党(JDP/AKP)领导下的文明联盟理论这两种不同的政策。这两种政策都起源于欧洲,后来成为土耳其政治的工具。尽管在两个不同的时期内,这两个政策都对西方持戒备态度,但它们通过土耳其语言协会和联合国与西方建立了关系,为他们的项目提供了合法的基础。尽管两个政策各自有着不同的目的,具体来说,太阳语言理论旨在发展土耳其语言,而文明联盟理论则旨在内部事务中协调不同文明,但它们都成了通过语言和宗教定义民族认同的手段。本文在民族身份的基础上,对这两种不同的政策进行了比较。然而,就内容而言,这不是一个一对一的比较。在不同时期内对这些政策的比较将表明土耳其身份构成要素是否有变化。除此之外,这两个政策都象征着另一个重要因素,即土耳其民族身份的界限。

土耳其一次引人注目的市长重选

6月23日,因土耳其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对3月31日的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选票统计真实性的质疑而引发的重新选举落下帷幕。此次选举共有21名候选人参加竞选。但真正的角逐仍然在正发党与民族行动党组成的'人民联盟'候选人、前议长比纳利·耶尔德勒姆和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与好党结成的'国家联盟'候选人、现任伊斯坦布尔市贝利克杜祖区区长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之间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