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罪“情节较轻”标准界定的正向归纳与反向除斥——基于120个生效判决的司法实证分析

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将绑架罪的最低法定刑减档,即情节较轻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刑。这一修改增加了绑架罪的罪质层次,使得罪刑关系更加协调。然而,如何评价、理解和适用"情节较轻"的规定又成了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遭遇并亟待解决的难题。实际上,设置"情节较轻"的初衷和目的在于给实施绑架行为但社会危害性以及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行为人提供一个减轻处罚的契机。认真分析可知,"情节较轻"中的"情节"应当是指绑架罪构成要件事实之外的,所有能够体现行为客观的社会危害性与行为人主观的人身危险性的酌定情节,其本身是与法定减轻情节互相独立、分别评价的。基于120个生效司法判决的司法实证数据统计、分析,可以正向归纳出"情节较轻"适用的典型情形,但仍然存在概括不足的通病——不周延性。对此,通过认真分析司法实证统计数据,采用逆向思维,可以反向界定"情节较轻"的除斥标准,正反两个维度的评价标准相结合,将更为清晰、准确地界定绑架罪"情节较轻"的适用。

通过额外兑付改善协调困境:一项实验研究

当多方参与者面临资源互补的协调博弈时,尽管各方利益一致,以往研究却发现参与者往往最终都选择不付出资源,从而整个集体陷入协调困境。本研究创新地设计了一个可以利用这些未付出的资源改善协调困境的额外兑付机制:允许参加者在博弈之前使用他们在协调博弈中不打算付出的资源,并以此为信号进行正向归纳,从而使得各方能够协调一致。通过对照实验,本文证实了该机制对改善协调困境效果显著。存在机制干预的小组协调成功的比重达到了91.7%,相比对照组提高了50%。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通过两个辅助实验进一步确认了机制的作用。本文证实了正向归纳在改善协调困境方面对人群整体有着很好的效果,同时机制中发送信号的成本基于结果而变化的特点也能较好地激发参与者发送信号的意愿。本文提出的机制有着实施简单、适用限制较少的优点,具有较好的现实应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