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格正君心"与儒家禁欲思想中的政治关切

一代大儒朱熹的哲学体现出鲜明的政治关切,"格正君心"的进言就是这一关切的具体表现。 "格正君心"固然也流露出人治的皇权意识,但其间也颇富批判性的思想情愫,它尤其表达了儒家文化忧国忧 民的人文关怀,在历史实践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试析清初汉官群体“正君心”实践三部曲

在清入关前政权时期,汉官群体"正君心"的实践已经开始。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摆在最高统治者面前的首要也是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面对激剧的满汉文化冲突,尽快明确用何种意识形态来指导政权建设。汉官群体顺应时代潮流,以"正君心"为手段,试图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选择。清初汉官群体经过三个阶段"正君心"实践演进的进程,对清初政治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

刍议汉儒到宋儒的“正君心”说

从董仲舒开始的独尊儒术,为在治国理念上贯彻"正君心"的儒家精神内涵提供了条件。在独尊儒术的氛围下,儒者能够在匡正君心和改良国家政治方面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才干,而儒术的衰颓则直接影响着这一进程。不论汉儒还是宋儒,基于对"明德惟馨"和"为政以德"的北辰效应的信赖,始终坚守正君心以正百官万民这条理想的为政之道,以便为德行至上的天下一统铺平道路。但在如何看待君心与民心的君民关系上,仍表现出孔孟以后儒家在治国理念上的诸多差别。

朱熹“正君心”思想三题

宋代理学家十分重视帝王的“方寸之间”,主张君主克己正心、修身进德,把内在的心性修养与外在的治国安邦有机结合。这种“正君心”的主张在理学集大成者朱熹那里得到了充分展示,他明确提出了“正君心是大本”的思想。这一思想既是宋代理学心性论发展在政治思想上的自然结果,更是宋代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强化的重要表现。

简析“北宋四子”的政治理想——以《近思录·卷八》为中心

"回向三代"美好政治秩序是孔子以来的儒学士人的长久梦想,到了北宋,由于政治相对清明,士人的政治主体意识高涨,使得这一梦想在士人的心中变得更加强烈。在"北宋四子"看来,"回向三代"理想政治的根本在于君主,但他们也承认君主并不是天生完美,而是有种种"不仁不义"的非心,于是正本清源、格君心之非势在必行,而格君心之非的人则自身须是贤人。所以理想的政治是君明臣贤的政治,然而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北宋四子"所期待的"回向三代"的理想政治尚未完全成真。

真德秀“诚正天下”之政治伦理思想探微

真德秀对朱子理学形而下的贯彻实践加快了朱子之学的官方化和世俗化。《中庸》之“诚”有本体和工夫两方面的含义。真德秀从“诚心”的工夫论出发,认为“诚”能正身,进而成己成物。对于官员来说,成己之极是“为仁”,由正而忠,关键要做到“廉、仁、公、勤”;成物之极体现在治好一方和“格君心之非”。对于君王来说,成己之极是“为仁”,由正而治,关键在于“正君心”;成物之极体现在“正天下”。真德秀的为官之道为后代的官员树立了典范,其所构建的治国思想也被后代君主所推重。

罗泽南社会政治思想简论

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与囿于道德论的正统理学家不同的是,他十分注重讲求经世之道。在社会政治领域,他抨击了吏治腐败、贫富不均等现象,并提出正君心、用贤臣、复井田与复封建等改良方案,使理学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朱熹政治学说中的“诚意”思想

朱熹对"诚意"的关注态度是和"天理"一起并列的。朱熹一生为官的时间并不长,但为了改变当时的政治腐败,他把希望放在君主身上,盼望通过对君主教授"诚意"来"正君心",从而实现天下的大治。

朱熹政治思维下的“诚意”阐述

朱熹对"诚意"的关注态度是和"天理"一起并列的,是其思想的代表部分。朱熹一生为官的时间并不长,但为了改变当时的政治的腐败,他把希望放在了君主的身上,盼望通过对君主教授"诚意"来"正君心",从而实现天下的大治。

罗从彦之政治思想观

罗从彦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在政治思想上,继承二程与杨时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针对北宋末期的腐朽统治,他提出一系列政治主张:格正君心,强调君主要修己爱民;绝弃小人,强调君主要坚内防守;防微杜渐,强调君主要时刻警惕紧急情况的发生;重视人才,强调君主要善于使用人才。罗从彦反对社会变革,表现出其政治思想中保守、落后的一面,对此应该客观、正确的认识。

刘逢禄“《夏书》之变”研究

清代常州学派奠基人刘逢禄根据"《诗》《书》《春秋》其归一也"的思想,在《尚书今古文集解》和《书序述闻》中提出了"变《书》"说,并进一步阐发为"《夏书》之变"。夏代之变《书》以传贤与传子、王道与霸道的治道思想为主要内容。以王霸问题为中心展开,明确了先正君心、渐次以正万民的治道精义。他强调"通三统",并点明"变"义不仅含刺乱之意,更有权变之谋。"穷则必变,变则反本",刘逢禄的变《书》思想以拨乱反正为旨归。从"正变"这个角度切入,可以窥探今文经学的褒贬义法,并由此发掘常州学派面对时代困境所作出的回应——借褒贬议论以明微言大义,借圣经贤传以图经世济民。

天理人伦:朱熹的“复仇”论

朱熹在隆兴年间提出的“夫有天下者,承万世无疆之统,则亦有万世必报之仇”之说,是对《公羊传》国仇百世可复主张的发展。朱熹强调“万世复仇”,除了为其拒和的政治主张张目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其理学体系,维护天理纲常,实践其“正君心”的理想。“万年复仇”论是朱熹在南宋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构建其理学体系的必有之义,朱熹晚年不能也没有改变。

从正诚之学到尧舜之治:朱熹帝学思想探析

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目标,需要首先通过格物致知以明理,而后做诚意正心的修身工夫,最终达致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目标。从首次提出以《大学》为帝学到其经筵讲学之际,朱熹从未放弃过对"帝学"的思索与建构。其以《大学》为思想框架建构帝王之学,以正君心立纪纲,希望从为治的源头与根本出发,以儒家的价值理念引君于道,影响帝王的心性修养与政治实践,实现尧舜之治。格物致知以明理是正君心之前提,正心诚意以修身是正君心之关键,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的实施是君心正而后纲纪立的自然延伸,体现了朱熹以理学原则规范帝王及政治的理想追求,其实质就是以道统规范治统,限君权而出治道,具有一定的政治批判意义。他又将其理想的实现寄寓于君主的道德自觉,在实际操作中缺乏制度与法律上的制约,因而又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朱熹帝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大学》为中心的考察

关于朱熹对《大学》的经典诠释,学界多关注其与理学的研究,而忽视了《大学》与其帝学思想建构的关系。从《壬午应诏封事》首次提出以《大学》为帝王之学,到《癸末垂拱奏劄》《庚子应诏封事》《辛丑延和奏劄》《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拟上封事》,朱熹的帝学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形成、发展与定型的过程,其贯穿始终的主题,就是通过讲明《大学》之道以正君心立纪纲,规范帝王的德性修养与政治治理,从而贯通学术与政治,成就君德帝业,实现政治社会秩序重构与儒家王道理想。

朱熹知识论思想的社会关怀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儒家之学的归宿最终要落实在客观真实的社会生活上。因此,他在重建合乎“道”的人间秩序过程中,走上了借助知识论思想话语体系以“治道”的路径。朱熹知识论思想内容繁杂,内涵丰富,其中的格物致知论、知行观等是朱子学“道德性命”内圣之学的理论逻辑起点,但其最终目的仍是儒家所追求的“平治天下”的外王实践。基于先秦孟子、汉儒董子和宋儒二程在政治思想上对“格君心之非”的关注和行动,就历史的行进来看,朱熹一生亦把“正君心”作为重点思考和实践主题。针对如何实现“正君心”问题,朱熹创造性地主张帝王在格物致知的基础上自正君心、自诚君意,即强调君主应以知识为必要前提加强道德修养,从而用知识论思想整合了独立的精神自我与公共性的社会关怀,体现了他对构建理想社会的向往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