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正常上访”的法学思考

"非正常上访"的提出和运用,旨在限制、治理那些被认为是不符合正常上访标准和条件的信访活动。然而"非正常上访"界限的含混和涵义的宽泛,虽然在实用主义的意义上便利了各级党政机关对于信访的治理,但是却模糊了信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给信访人以博弈的空间,同时也大大增加了信访治理的成本和难度。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宪法原则下,信访应是一个在法治的框架内予以解决的问题,因而需要依据法律标准来认定和治理群众上访。

非正常上访问题研究——以贵阳市为例

对近两年来贵阳市非正常上访状况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这样的特点:重访与缠访数量居高不下;诉求的合理性和行为的违法性交织;部分上访人行为偏激;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影响和危害性较大;处置难度增大。必须通过信访强权、建立健全非正常上访应急处理机制、注重信访维稳考核的科学合理性及建立非正常上访专项资金几方面开展有效工作。

非正常上访的主要原因分析

导致非正常上访的主要原因有信访工作体制不完善、法律权威的缺失、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不断增加、基层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以满足信访主体利益诉求,以及处置非访主体不明、相互配合不力等。

利益、制度调解与政治想象——“非正常上访“为何成为一种选择?

提出利益、制度调解和政治想象的分析框架来解释“非正常上访”的生发机制,这三个变量正好对应着“非正常上访”发生和演进的三个场域,即民众日常生活场域、地方政府权力场域和权力中心场域。民众日常生活场域是信访相关纠纷和冲突产生的原始场所,也是信访的起点。这些纠纷和冲突随后输入到地方政府的权力场域中,由基层政府负责化解。当基层政府的制度调解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或者信访人对调解结果不满意时,信访人往往由于对上级政治权威抱有政治想象,试图越过基层政府将其诉求输入到更高级政治系统乃至最高权力中心。在不同的场域中,不同行动主体进行着互动,且不同场域之间紧密联系,环环相扣。“非正常上访”正是产生于不同场域之间的互动过程。

基于灰色预测模型的“非正常上访”趋势预测分析

“非正常上访”是当前社会矛盾最为集中的表现形式,也是社会矛盾较为激烈的表达方式,不仅弱化了基层政府的权威性,也影响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对“非正常上访”趋势进行有效预测,是实现社会矛盾源头治理的有效手段,是预防社会矛盾的首要条件,是提升预防性政府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通过灰色预测模型GM(1,1)可以判断出X市在2021年、2022年集体访呈下降趋势,而越级访、重复访则呈上升趋势.

建立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的思考

信访制度在传达民意、促进民主监督、保障公民权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监督政府运作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目前信访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日益严峻,非正常上访愈演愈烈,危害性极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信访终结机制始终"缺位"是重要原因之一。建立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迫在眉睫,应该整体设计,总体思路是人大总牵头,一个渠道是法院(检察院),涉诉上访案件由法院牵头解决;另一个渠道是政府信访部门,非涉诉上访问题由信访部门牵头协调责任部门解决。对"三审"后上访人仍不服的,人大可牵头进行听证。同时需要通过立法对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予以界定。

非正常上访行为刑法规制的反思与限缩——以2018—2019年间的320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事出有因"较之"无理取闹"直接影响了犯罪动机的恶劣程度,进而拉低了主观罪责的基准线。在刑法未明确将受过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相同行为规定为入罪条件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不能任意将之扩大解释为入罪条件。针对"迫使他人交付财物"型的强拿硬要,不必过于纠结寻衅滋事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区别,而应将注意力转移至想象竞合关系上来。判断上访索财"可谴责性"的关键在于行为人索财的目的是否合理,手段与目的是否相当。因信访所遭受的"威胁""要挟"等不利状态,本身就是法治政府所应承受之重,政府不会因此而陷入精神强制。国家机关工作秩序不应是"多个机关"工作秩序的集合,否则会得出"不影响任何一个国家机关工作正常开展的(多次)违法行为等同于导致国家机关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的犯罪(扰乱)行为"的错误结论。如果不延展"故意+过失"的适用范围或"明知"的内涵,依照传统罪过理论无法妥善应对"造成严重后果"与责任主义原则相统一的关系。

试论农村妇女非正常上访的原因及对策

在影响农村社会安定稳定的非正常信访案件中,人数较多、行为过激的大都是女性。文章对该现象的突出表现及其社会根源、文化根源、心理根源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非正常上访问题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在当下中国,信访虽已发展成为有效化解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制度,但各种非正常上访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深入分析当前解决非正常上访问题所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和寻求解决问题、突破困境的法治路径,对于促进信访难题的有效解决和推动信访工作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转型期宁夏群体性非正常上访事件调查与思考

群体性非正常上访事件是社会转型期数量较多、影响较广、社会关注程度较高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现阶段宁夏群体性非正常上访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社会转型期的各类经济因素所导致。政府应充分认识到群体性非正常上访事件产生的复杂性,寻求以疏导为主的解决良策。

“三审一听”息访制——对“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的思考

"三审一听"息访制,指因非涉诉事项到政府信访部门上访,"三级审理"程序走完后,上访人仍不服的;因涉诉案件到法院、检察院上访,对法院一、二审判决不服,对申诉案件处理结果仍不服的(三次审理),发挥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职能,人大可牵头进行听证,本着实事求是原则,有错必纠,无错劝上访人息访的制度。

对维护企业稳定做好非正常上访人员 教育转化工作的认识

对做好非正常上访人员教育转化工作，应根据行为人不同心理，分别用法制教育、政策教育、形势教育、前途教育和道德教育等方法来帮助其认识自己的所作所为，看清出路，引导其转化。

对我国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的研究

目前信访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日益严峻,非正常上访愈演愈烈,危害性极大。信访终结机制始终"缺位"是重要原因之一。建立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应该整体设计,总体思路是人大总牵头,一个渠道是法院(检察院),涉诉上访案件由法院牵头解决;另一个渠道是政府信访部门,非涉诉上访问题由信访部门牵头协调责任部门解决。对"三审"后上访人仍不服的,人大可牵头进行听证。同时需要通过立法对非正常上访终结机制予以界定。

解读非正常上访(上)

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及时了解社情民意、化解社会矛盾、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但是近年来,信访权利出现了被滥用的趋势,少数信访人违反规定进行非正常上访,这严重影响了国家和民族形象,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有效地预防和减少非正常上访,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基层维稳视阈下破解非正常上访难题的路径探析

非正常上访与基层维稳的内在勾连关系表现为:非正常上访意味着基层维稳过程中民众与基层政府间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和沟通,以及基层维稳运行过程中民众对基层政治主体、治理规范和程序的不认同。当前非正常上访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严峻的社会危机而予以"问题化",并呈现出非正常上访的主体向体制内延伸及非正常上访的方式暴戾化的动向。要有效破解非正常上访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司法公信力,防止法律纠纷溢出司法渠道;二是完善信访问责制度,防止民众将非正常上访作为解决问题的博弈手段;三是完善人大代表的民意沟通功能,防止民众将所有的诉求向基层政府倾泻。

非正常上访问题的防治对策

目前,非正常上访呈现缠访现象大量存在、部分上访人员行为过激等特点,利益不易协调、上访人信"访"不信"法"、责任机制未得到很好的落实等是引发非正常上访的主要原因。为了防治非正常上访问题,必须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包括从源头上预防非正常上访问题的出现;从制度上保证非正常上访问题的解决;依法维护上访秩序;完善长效支撑制度;加快健全信访网络;进一步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等等。

对非正常上访问题(行为)的认识和探索

信访稳定工作是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个新的课题,需要认真研究,慎重对待,本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对什么是非正常上访、非正常上访的动机、危害及原因以及信访稳定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策进行了探讨。

新形势下非正常上访的调查与思考

新形势下非正常上访表现为规模大,参与人数多等。形成非正常上访原因是多方面的。针对非正常上访的行为表现、发展趋势和产生的原因,需要我们树立信访工作的科学理念;健全化解矛盾的工作机制;注重对信访人信访事项的甄别;加大对非正常上访的处置力度。

浅谈妥善处理非正常上访问题的对策

非正常上访有其自身的特征、原因,要妥善处理非正常上访问题,基层公安机关就要提高社情民意的掌控能力、矛盾纠纷的化解能力、宣传教育的普及能力和维护治安的工作能力。

情理结合化解非正常上访难题

信访案例：2010年7年26日。长庆油田侯某某等4名在岗职工，偕一名残疾幼儿在集团公司总部大楼前上访。上访人认为，侯某某之妻在怀孕期间曾与同事发生过冲突，导致孩子4岁时发现有脑瘫疾患，要求单位追查当事人责任．承担脑瘫孩子的终身抚养费和医护费等，并以此为由向单位提出更多过高无理要求。虽经单位和当地公安机关多次调查取证调解，但上访人拒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