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良资产经营成本与正常资产经营成本的区别

各家商业银行在抓效益、降低成本、加大投入产出的经营之路的同时,其基本着眼于机构网点的精简与调整、人员的优化、实施国际通行的资产负债管理等等,而不良资产的经营成本对效益的限制性因素还来引起经营管理者的足够重视。

上市公司股份制改制中资产评估操纵的动机及其经济后果

本文以1997年至200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招股上市的267家公司为样本，对企业股份制改制过程中大股东操纵资产评估的动机和经济后果进行了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一）控股股东有动机操纵评估结果，在改制时以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大比例的股份，实现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股份制改制前大股东完全控股的公司，由于没有制衡股东的约束，控股股东具有更强的动机和能力来操纵评估结果。大股东完全控股股权结构下上市公司的非正常评估增值率高于其他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二）由于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大股东以较小的资产投入获得了较大的股份，公司的未来盈利能力无法达到其应有的水准。非正常评估增值率越高的上市公司，其未来会计业绩和回报率业绩均显著差于其他上市公司。本文研究表明控股股东在改制过程中存在通过资产评估侵占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

内部控制缺陷与资产减值准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A股的实证分析

内部控制影响了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在区分正常资产减值准备与超常资产减值准备的基础上,运用2009—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A股的经验数据,考察内部控制缺陷对正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超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不影响正常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显著降低了超常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内部控制缺陷越严重,超常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越低。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法治水平越高,内部控制缺陷对超常资产减值计提的减少程度越大;但法治水平不影响内部控制缺陷与正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关联性程度。分析结论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利用内部控制缺陷并通过降低超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进行的盈余管理活动。

关系正常化前夕的中美资产要求问题谈判

《上海公报》发表后,美国政府着手推动中美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资产要求问题遂成为其优先寻求解决的议题。中美两国围绕资产要求问题的谈判经历了明显的起伏。在尼克松第二任期的后期和福特任期内,由于美国政府始终未能做出实质性努力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它试图依靠双边经贸关系的进展来显示两国间紧密联系的做法无法获得中方的认同,所以导致中美双方关于资产要求问题的谈判未获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