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当制度成为经济分析的一个重要变量时,人们注重的往往是正式制度对经济的制约作用,非正式制度对经济深远而持续的影响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经济建设过程中,既要加强正式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也要注重非正式制度的改造与培育,实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兼容,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论税权划分中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本文通过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税权划分中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以及它们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提出了在税权划分的过程中,应该既看到正式制度改革,也要有全局性的观念,看到非正式制度的重要影响,要进一步深化税权划分改革,应该调整总体的改革思路。

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关系

通过分析社会制度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所存在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出国家的改革呈现不同的发展形势,是由这两种制度的相互存在而决定的,二者缺一不可.而只有符合社会发展,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制度才会最终被社会所接纳.

近十年关于生态文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建设研究综述

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都十分强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更是明确指出,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重点。加强生态文明制度研究成为当前我们深化生态文明理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域。创新并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生态环境制度安排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变迁和转型的关键举措。近十年国内关于生态文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虽都有所涉及,但对于生态文明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

性别与腐败:基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分析

女性公职人员是否比男性更加清廉?现有研究认为,在腐败机会增多和网络蔓延的环境中,腐败的性别差异将会被制度环境消解。然而,这些研究没有考虑到即便处于同一制度环境下,两性能够获得的腐败机会和网络也仍然存在巨大差异。对中国公职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女性公职人员对腐败的容忍度显著低于男性。非正式制度如庇护网络是导致女性腐败容忍度低于男性的一个关键中介变量。女性通常被排斥在庇护网络之外,而这些关系网络正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女性对正式制度有更高的遵从度是导致其腐败容忍度低于男性的又一重要中介因素。

非正式治理的制度化运作:管区制与乡镇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管区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组织设置,在乡镇与村级治理单元之间建构出实体性质的中间结构,具有低成本、非正式性和制度稳定性等特点,成为乡镇政权的延伸。管区设置虽然增加了乡镇内部的“委托—代理”层级,但通过行政体制上的形式化设置和实践中的非正式运作,具有了超越科层体制约束的优势,借助激励动员和组织重构实现了有效治理。管区借助乡镇内部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在不变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机制创新,实现了非正式治理的制度化运作,匹配了当前乡村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的需求,成为当前强国家治理背景下探索乡镇治理现代化的一条可行路径。

非正式治理者何以可为:政策动员中的非正式制度运作透视——以S省J社区拆迁动员环节为例

国家入场乡村,乡村融入国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在一些特殊治理情境中,规整的正式治理力量仍难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把控,正式权威与治理资源在乡村事务中存有一定程度的实践困境。研究以拆迁改造中的政策动员为例,发现不论是正式权力行政主导,亦或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都难以真正激发认同,而那些正式权力体系之外的非正式治理主体却能够凭借其身份优势与更具包容性、互动性的非正式制度得到农民认同,促成政策变现。在乡村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正式治理力量在特殊治理情境中仍可能陷入暂时性“失能”的境遇,良好的乡村秩序仍离不开乡村内部力量来满足乡村治理的部分需要,并在正式治理力量“失能”状态下发挥治理作用。

非正式制度改变“师·父”双核制度安排下家族企业百年传承路径研究

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家族企业都是一种重要的组织形态。家族企业接班人的培养是企业传承的重要环节,关系着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尤其是家族企业百年传承问题,目前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有效解决的良策。本文以“师·父”双核制度为安排,从非正式制度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强化、治理结构塑造、价值观培育等方面对家族企业百年传承路径进行研究。

创业选择中的正式制度作用差异解析--基于合约履行和产权保护的比较分析

完善的正式制度是激活地区创业活力的重要保障。然而,现有研究往往聚焦于整体制度或单一制度展开分析,忽视了不同制度对创业选择的作用机制差异及其潜在复杂效应,这既造成了现有诸多争论的产生,也极大限制了对创业选择中制度影响力的理解。基于制度解绑观点,文章将合约履行制度和产权保护制度视为国家正式制度的两个关键维度,采用分层线性模型对2010-2015年54个国家的355769个劳动力个体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尽管两种制度的改善均有助于提高个体机会型创业可能性,但内在机制的差异却将导致不同制度在特定情境下表现出明显的效应差异。一方面,合约履行制度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对低人力资本个体的机会型创业决策产生更明显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产权保护制度则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对高人力资本个体的机会型创业决策产生更明显促进作用。特别是,作用机制的差异也将导致两种制度对创业决策的共同作用产生潜在抵消效应。上述结论在采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一致。文章研究结论揭示了对多元制度进行划分是有价值和必要的,有助于推动领域讨论从整体、单一制度的简单分析向多元制度复杂分析的视角转变,并为地方政府根据具体实践促进创业提供一定启示。

少数民族村落传统体育的非正式制度研究——以壮、侗、苗、瑶等少数民族古村落为例

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和实地考察法,考察少数民族村落的体育非正式制度,探究少数民族村落体育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机理。少数民族村落体育非正式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体育筹划规则、体育参与资格、体育礼仪规范、体育动作规则、体育器具规范、体育服饰规范、体育禁忌、体育奖惩规则等。少数民族村落体育非正式制度的目标价值有:约束体育行为,维护公正公平;规范动作程式,固化体育内涵;追怀祖先圣贤,祭祀本土神灵。少数民族村落体育非正式制度借助民间组织权威和社会舆论等软控制手段,规范村民的体育行为。少数民族村落体育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机理:生存环境的变化是村落体育非正式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环境变化引起体育生活方式的改变,继而引起体育价值观的改变,最终引导体育非正式制度以螺旋上升的方式变迁。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如何驱动社会创业——基于效率驱动型国家的QCA研究

社会创业已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然而对于如何驱动社会创业尚未有定论。以23个效率驱动型国家为研究样本,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5个前因条件,应用QCA方法,探讨了影响国家社会创业活跃度的多重并发因素与复杂因果机制。研究发现:①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为两条路径,即政策-规范-价值观型和规范-价值观-教育型。第一条路径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要素间的联动匹配,第二条路径是非正式制度要素间的联动匹配;②非正式制度在影响人们社会创业选择时具有重要作用,影响程度甚至超过了正式制度;③政府政策与创业教育之间具有替代作用,即当社会规范与文化价值观水平较高时,只要拥有完善的政府政策,或者良好的创业教育,就能驱动形成较高的社会创业活跃度;④非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为4条路径,且与高社会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民营企业参与PPP的非正式制度壁垒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效率的重要举措,并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在公用事业PPP模式的推行中,民营企业参与PPP面临许多隐性壁垒,难以充分发挥PPP模式的功效。本文通过实地调研,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深入分析民营企业参与PPP面临的一系列非正式制度壁垒,并提出鼓励民营企业参与PPP的制度创新建议,以提高民营企业参与PPP的积极性。

非正式制度保护与企业创新投入——基于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的经验研究

由于市场转型时期正式制度的缺失和较高的执行成本,非正式制度成为保护企业创新的一种有效策略。本文据此考察中国民营企业政治关系、商业协会和专业协会形成的关系网络作为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保护效应,以175家民营上市公司2005—2007年的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发现:根据企业技术密集程度的不同,创新的非正式制度保护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商业协会和专业协会网络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保护效应能够激励企业进行创新投入,同时该保护策略的激励效应受到正式制度环境的负向调节;而在非高新技术企业,政治关系和商业协会的保护机制有利于激励企业的创新投入。

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以农户秸秆处理行为为例

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挑战,构建亲环境行为的非正式制度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命题。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实施亲环境农业的主体,亲环境农业政策最终要落实到改变农户经营意愿和提高农户亲环境农业行为上来,才能达到改善农业环境的目的。文章使用通径分析方法,基于江苏、安徽农业主产区9个产粮大县796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在系统梳理非正式制度与亲环境行为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全面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得出如下研究结论:⑴不同类型的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之间存在多样化的理论联系,而不仅是递进式、间接地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⑵农户搭便车行为与对同伴亲环境行为高度怀疑之间相互强化构成了亲环境行为的一种社会性心理;⑶秸秆焚烧政策、查处力度和产业化水平等既可以直接影响亲环境行为,又可以激励或阻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基于此,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公开与透明秸秆利用信息,提高农户主观约束意识和亲环境行为;第二,重视秸秆禁烧政策执行中的补贴机制,解决个人约束和主观约束中存在的不利局面;第三,调整非正式制度宣传定位,在宣传中应该更多地基于农户的不信任和猜忌心理入手;第四,提高查获率和加重处罚程度,解决农户搭便车行为;第五,促进秸秆产业发展,是秸秆禁烧政策执行中应该着力改进的重点领域。

非正式制度与制度绩效——基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

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有四个主要视角:社会结构视角、社会心理视角、社会网络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非正式制度是嵌入社会结构的地方性知识,它具有嵌入性和地方性两个特点。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制度绩效的重要因素,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契合关系,以提高制度绩效。

非正式教育制度与正式教育制度的冲突——基于我国当前教育改革实践的思考

教育制度是对教育系统中人们的行为具有规范与约束作用的规则。在教育改革过程中经常会产生非正式教育制度与正式教育制度的冲突,其形成具有周期不确定性、潜在性与影响广泛性等特点。当前我国非正式教育制度与正式教育制度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应试教育传统与素质教育改革政策的冲突、学科中心论的课程传统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政策的冲突、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功利主义理念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冲突。导致非正式教育制度与正式教育制度之间冲突的原因包括传统观念的固守与坚持、正式组织教育改革推进方式的简化与激进、正式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对话机制的缺乏、政策反应的迟缓与冷漠四个方面。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冲突协调的基本律令与价值准则,积极培育两种制度系统中自主创新性的文化,合理安排正式教育制度变革的节律与进程,构建灵活多元的民主协商与对话机制,是协调正式教育制度与非正式教育制度的重要方略。协调非正式教育制度与正式教育制度冲突的过程是一个重构正当性、合理性价值与秩序的过程。

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与农地制度创新

家庭联产承包制后我国东西部形成了差异明显的次生农地制度安排,其根源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外[1],截然不同的非正式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在利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和博弈论论述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绩效间关系的基础上,诠释了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对现有农地制度差异的解释。结论指出推动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改革是西部农地制度创新的前提。

非正式制度变迁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基于贵州的实证分析

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作为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或阻碍作用。本文在分析非正式制度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对非正式制度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制约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受到强大的诸如平均主义、保守主义、机会主义和血缘主义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制约。最后指出,要充分发挥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变迁的作用,努力提高少数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充分发挥利益诱导作用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开放水平等途径来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创新。

非正式制度规约下教师流动实证分析--以桐庐县为例

教师流动对于实现师资均衡配置、区域教育协调发展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桐庐县教师流动情况调查分析表明:非正式制度对教师流动有着显著的影响,制约着其作用的发挥。为加快教师流动的制度化建设,使城乡教师流动回归合理有序的轨道,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设定教师国家公务员身份,制定教师公务员法;第二,加快社会诚信建设,建立教师诚信档案;第三,注重伦理因素,实行权变管理;第四,强化教育仪式,提高教师声望;第五,推进工资制度的改革,切实提高教师待遇。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是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所在。从国际视野来看,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相对滞后,成为了制约国家竞争力提升的短板。那么,科技创新背后根本性的支撑因素有哪些?制度对科技创新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迄今为止,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较为缺乏。在传统制度研究的基础上,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将价值观、习俗、潜规则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纳入制度的框架,大大丰富了制度的内涵。本文通过对全球竞争力指数2006至2015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找寻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并从中挖掘我国在科技创新上可以改进与完善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对科技创新有显著影响,同时对科技创新的各个具体指标影响各不相同。作为正式制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政府规制、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性,以及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企业道德,与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有鉴于此,我国应当不断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降低政府规制带来的企业负担,推进各类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并采取积极措施有效提升企业的道德水平,以增强我国的科技创新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