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审判”:变局时代中的非正式控制及制度因应

在文化思潮、政治制度、生存模式发生深刻变迁的转型中国社会,频繁引发情绪对垒的“网络舆论审判”,实则是一种弥补正式治理秩序空缺的自发性社会调节机制:在社会规范更迭、行为约束缺位的背景下,“网络舆论审判”表征着互联网“无道”情境中的神圣道德律令,强化了由德性论、社会性道德形塑的道德主义行为规范;权利意识抬升、意见吸附有限条件下,“网络舆论审判”是溢出性民粹冲动的鲜活呈现,并可能在“闹大-维稳”的互构中成为被默许的补充性政治参与;社会联结脱嵌、风险共同体涣散基础上,“网络舆论审判”是公众消解社会风险、找回脱域化社会团结的恰适工具,借助网络“全视监狱”曝光越轨者,并重新展示其倡导的社会价值规范。但这一自发性秩序愈发挤压着正式规则的客观独立空间,并由于国家缺场而造成过罚不当、破坏性大于恢复性的随意制裁,亟须接受制度性控制的价值引向。

非正式控制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北京市的调查

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内的非正式控制对本社区居民安全感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使用平安北京建设评估报告的问卷数据,利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非正式控制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社区居民整体安全感很高,但还有小部分社区居民安全感处于较低水平;非正式控制与居民安全感呈正相关关系,其中社区凝聚力、居民治安参与广度、居民治安参与行为效果三个因素对居民安全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正式控制是“国家助推”与“社会参与”的治理机制,其核心是社会民众公共参与水平和社区秩序自稳定能力的提升,但是离不开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激励引导,需从社区内生的特定公共需求出发,找准解构社区非正式控制的切入角度。因此,提升居民安全感可以从提高非正式控制入手,增强居民社区凝聚力,坚持群众路线,扩大居民治安参与广度,提高居民治安参与效果,发挥居民参与治安治理的作用,改善社区治安环境,提升居民安全感。

高科技企业管理会计正式与非正式控制匹配关系研究——以沪深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例

选取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客观数据,首先论证了高科技企业管理会计存在非正式控制,相对于其他企业,非正式控制对绩效是正面影响程度更大;其次研究了高科技企业管理会计非正式与正式控制匹配关系规律;最后实证检验不同企业管理会计控制匹配类型对企业绩效存在异质影响,对不同产权类型的高科技企业也有着不同的表现。研究结论丰富了管理会计非正式控制与正式控制匹配关系研究,指导我国高科技企业在管理会计运用中要重视非正式控制因素。

生命周期视角的管理会计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的匹配关系研究——来自沪深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引入非正式控制理论,考察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管理会计非正式控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机理。以2010至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管理会计在正式控制之外,非正式控制对于组织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非正式控制叠加在正式控制上产生乘数效应的作用却不显著。文章进一步研究了正式与非正式控制匹配关系,在企业生命周期层面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匹配关系对组织绩效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不仅诠释了管理会计折价效应的非正式控制因素存在,而且从匹配关系视角拓展管理会计非正式控制"互补假说"的时点选择理论。

物流服务提供商联盟的关系治理和机会主义——基于正式控制视角

基于124份LSPs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潜调节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关系治理与正式控制在治理LSPs之间机会主义行为时各自及其交互作用,以及机会主义行为对联盟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信任、承诺、过程控制、结果控制均可以有效遏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而联合行动对降低机会主义行为没有显著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对联盟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过程控制弱化了信任、承诺在降低机会主义行为方面的作用,结果控制则强化了信任、承诺、联合行动在降低机会主义行为方面的作用。

非正式控制对销售人员绩效和客户关系质量的影响

正式控制的局限性、企业对客户关系的重视以及销售人员素质的提高,使得企业越发重视销售人员的非正式控制,但是关于非正式控制对销售人员绩效和客户关系质量影响的研究还较少,非正式控制对销售人员绩效和客户关系质量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效果还没有得到有效验证。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非正式控制影响销售人员绩效和客户关系质量的概念模型和研究假设,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非正式控制对绩效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其中间接影响的中介变量为角色明晰性;非正式控制只能通过角色明晰性和情感性承诺对客户关系质量产生间接影响,而对客户关系质量的直接影响不显著。非正式控制对角色明晰性、情感性承诺、绩效、客户关系质量影响的总效应分别为0.38、0.51、0.48、0.48。实证研究结果为企业强化销售人员的非正式控制提供了理论支撑,对其他员工管理控制的研究与实践也具有借鉴意义。

正式控制、关系控制与企业战略供应关系绩效——基于中国乳制品行业的调查研究

本文以中国乳制品行业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利用结构化方程模型对企业与其战略供应商之间的正式控制、关系控制及战略供应关系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正式控制和关系控制均对企业战略供应关系绩效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并且正式控制与关系控制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本文据此对改善中国乳制品行业与其供应商关系的控制从而提高对战略原料质量安全的控制提出可资借鉴的建议和措施。

正式控制和组织支持感对知识共享影响的实证研究

应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326份知识员工的调查问卷进行分析,探究正式控制和组织支持感对显性和隐性知识共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正式控制对显性知识共享的正向影响强于其对隐性知识共享的影响;组织支持感对隐性知识共享的正向影响强于其对显性知识共享的影响。此外,正式控制和组织支持感对知识共享的联合影响强于这两个变量对知识共享的单独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有效的知识共享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结果。

略论国际合作中的非正式控制机制

国际合作中存在着正式控制机制和非正式控制机制两种模式,正式控制机制已经在大量的国际制度主义文献中受到关注,而对非正式控制机制的研究则相对缺乏。解决国际公共事务中的合作困境,仅仅依靠正式国际制度是不够的,必须加入非正式控制手段。因此,有必要加强对国际合作中的非正式控制机制的研究。

企业可持续管理控制整合框架重构——正式与非正式控制的作用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企业管理层面的普及,以环境与社会责任为导向的可持续管理控制与以经济绩效为导向的传统管理控制的整合问题成为新兴的研究热点。虽然以往研究初步建立了关于可持续管理控制整合形态的概念框架,但仍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也并未完全得到实证证据的支持。为此,以框架重构为目的,对 2008 ~ 2017年关于可持续管理控制的英文案例研究文献进行定性的内容分析,发现正式与非正式控制在企业可持续管理控制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构建整合框架时不应被忽视,同时也对 Gond等提出的整合框架进行验证。在对该框架进行吸收和改进的基础上,将正式与非正式控制的运用作为一个新的维度,重构更为完善的整合框架,指出理想的可持续管理控制整合应同时具备:较高的整合程度,诊断式与交互式控制的平衡运用,正式与非正式控制的平衡运用。

试论非正式控制对组织的意义

本文认为,企业的内部控制是一个整体框架,不仅包括正式的制度控制,还应该包括非正式的控制。企业正式制度控制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非正式制度的性质和状况。一个组织长期应用正式的制度化控制会导致组织的效率变得低下,在一个组织中要做好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的协同。

正式控制对销售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一个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

基于目标设定理论,构建了一个被中介的调节作用模型,探讨正式控制(包括结果控制和行为控制)对销售人员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结果控制、行为控制分别与销售绩效显著正相关;结果控制与行为控制对销售绩效有交互的影响效应,结果控制与行为控制较强时,销售绩效更高;销售人员的顾客导向行为对上述交互效应与销售绩效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本研究的结论说明销售管理者需要通过结果控制为下属设置目标,配合使用行为控制提供反馈,从而激发销售人员迎合顾客需求的销售行为,提升其销售绩效。

一线员工客户导向的传递与促进——基于非正式控制框架的研究

从非正式控制的视角,探究客户导向战略向一线员工传递的路径。通过242位一线服务人员的数据样本和偏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公司客户导向能够直接促进一线员工的客户导向,也能够通过领导客户导向作用间接地影响一线员工的客户导向;组织支持能够加强公司的客户导向与员工客户导向间的正向关系,而领导支持的作用未得到证明。

近岸海域污染的人文因素及其非正式控制影响分析

人文因素作为影响近岸海域污染的主要驱动因子,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国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正式控制手段,但近岸海域环境依然继续恶化。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控制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因此,影响非正式控制水平的因素将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利益矛盾向群体性事件演化的一般进路——以正式控制机制为视角的发生学分析

"过程性"而非"突发性"是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利益型群体性事件中,这种"过程性"所体现的是作为"始发点"的利益矛盾在时间维度上向群体性事件演进的过程。该演进过程同时是一个逻辑上可能依次历经矛盾发现机制、解决机制、预警稳控机制和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等正式控制机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若正式控制机制运转不良,利益矛盾或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得不到有效解决和控制,则群体性事件易于发生或再次复发。依此检视我国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实际,则可得出:各正式控制机制存在问题、控制效果不理想正是重要原因之一。

正式控制是否能代替非正式控制

从现实生活看来，正式控制的规范性明显比起非正式控制要强，能否把非正式控制都转换为正式控制呢？从正式控制中的法律方面和非正式控制中的道德方面进行分析，笔者认为非正式控制并不能被正式控制所代替，虽然两者具有相似性，但非正式控制的特点并不全都能被正式控制所代替。

非正式控制研究的时代价值——评《管理会计有效性研究》

专著《管理会计有效性研究——基于能力观视角的实证检验》通过梳理国内外管理会计有效性评价相关文献,揭示管理会计折价效应的具体原因;发现应用指引制定过程中的争议问题,挖掘管理会计表面工具性背后的因素;面临新经济环境下的挑战,指出科学评价管理会计有效性评价的必要性。在此理论基础上,专著提出了以动态能力观理论为基础来研究我国管理会计有效性评价是合理的观点,并构建了管理会计有效性评价的理论框架且提出了改进途径。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管理会计的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进而为制定管理会计指引规范的管理部门提供参考。

亚正式控制(治理)理论:一个源于中国控制(治理)实践的探索

研究和提出以中国社会控制和治理为基础的控制或治理理论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研究中国社会控制与治理的学者之使命。亚正式控制概念和亚正式控制的一般性理论是在长期观察及研究中西方特别是中美社会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亚正式控制存在的普遍性、亚正式控制产生或存在的原因、亚正式控制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探讨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亚正式控制结果的影响或预测因素(或变量)及其测量。

论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亚正式控制——以清代族正制度为例

根据控制主体不同,社会控制模式可分为正式控制、非正式控制与亚正式控制。中国古代“以官治民”的传统属于正式控制,“以民治民”传统中既包括以平民为控制主体的非正式控制,也包括以准官员为控制主体的亚正式控制。清代族正制度是亚正式控制的典型样本,即通过民举官定的方式从宗族内选拔准官员“族正”,并借助其力量维持基层社会治安。由于作为控制主体的族正本身也是皇权的控制对象,而促进其巩固族内地位、约束族众的控制规范又会反过来限制族正本人的权力,因此族正制度属于嵌套型社会控制结构。族正制度在非宗族社会的实践表明,亚正式控制的抓手是多元且可培养的;族正制度引发的问题则表明,亚正式控制中最脆弱的环节为次级控制主体。未来我国的治理实践应更加关注次级控制主体的经济状况,帮助协调其面临的双重角色冲突问题,并对其职务行为进行监督。

正式和非正式控制对IJV的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东道国母公司视角的实证研究

国际合资公司(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简称为IJV)的创新能力对IJV构建和保持竞争优势越来越重要,东道国母公司在相对于外方母公司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探寻其对设立在东道国的IJV的管理控制方式,是否以及如何提升IJV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处于相对弱势的东道国母公司的视角,探讨东道国母公司对IJV的正式和非正式控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IJV的技术创新,并以华南地区的96家IJV为样本,运用结构方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母公司的正式和非正式控制以不同的途径正向作用于IJV的技术创新,研究结果对IJV的控制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及其实践都有较重要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