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解决中的非正式权威——当代侗族社会的寨老考察

寨老作为当代侗族社会的非正式权威,在村寨管理和纠纷解决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与传统社会的款首比起来,寨老的作用还是弱化了很多。

谈管理者如何建立非正式权威

权威包括正式权威和非正式权威,人们通常重视正式权威的存在,而忽视组织中管理者非正式权威对其权力的有效实施也起到重要作用。本文从非正式权威的定义及作用入手,分析了管理者忽略非正式权威产生的问题,并探讨了管理者如何树立非正式权威从而使自己的命令得到有效贯彻。

“非正式权威”塑造: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三重路径——对山东省Q市F组织开展社区服务的个案分析

构建信任机制是决定社会组织能否顺利嵌入社区的重要因素。根据社会组织获取社区信任和合法性地位的实践路径,在嵌入式治理理论基础上提出社会组织嵌入社区的资源、情感、能力三重路径分析框架。以地处山东沿海的Q市某专业社会服务机构F组织为例,对其参与某社区服务中的主体间互动情况和深层运行逻辑开展探究,发现通过这种三重路径可形成街居复合体与社会组织的双轨治理模式。社会组织通过资源嵌入对接社区资源、通过情感嵌入构建伙伴关系、通过能力嵌入树立威望,并在与最基层治理主体街居复合体的互动中形塑“非正式权威”,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一轨。

教师权威的社会学分析

学校是按照制度性的要求建立起来的,而教师权威既包括带有社会规定性的制度性层面,又包括师生由于各自需要在交往过程中形成的非制度性层面,教师权威是制度性权威与非制度性权威的统一。在现代社会中,教师权威发生了变化,教师传统的制度性的正式权威已经受到削弱。

中观层面的社会权威理论——对科尔曼权威理论的阐释与借鉴

科尔曼是社会学中层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形成了中观层面的社会权威理论。社会权威理论是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各类权威现象作为社会权威现象来解释的理论,也是以解释宏观层面的权威系统为主要任务的社会学理论。该理论是科尔曼将权威系统统一于整个社会行为系统,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以权利交换为核心,围绕社会权威从微观到宏观、宏观到微观的转变而建构的理论,具有辩证性、理性化和普适性的特征。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当前中国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中的权威现象,可以形成用以解释个人水平之上的正式权威系统、日常权威系统和网络权威系统等具有本土化特点的社会权威理论。

实施村民自治后农村权力结构的分析

在中国国家法与传统习惯法的交叉地带———农村 ,由于经济的不发达和一些传统因素的影响 ,导致了农村和城市的“二元化”格局。在实施了将近 2 0年的农村自治以后 ,现在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是什么状况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构建低碳共同体:地方性共识与规模养猪户农业碳交易参与——以农村沼气CCER碳交易项目为例

以地方性共识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既是显性正式制度的重要补充,也是筑牢乡村生态振兴"文化粮仓"的重要措施。区别于既有文献,本文以农村沼气CCER碳交易项目为例,探讨了地方性共识对规模养猪户农业碳交易项目参与意愿和期望碳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性共识中的口碑奖励和非正式权威惩罚既能够显著提升规模养猪户的农业碳交易项目参与意愿,又有助于降低他们的期望碳价。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地,本文从历史事件"改革开放"的角度考察了地方性共识作用的组间差异,发现"改革开放后出生组"因非正式权威惩罚而对农业碳交易表现出更低的期望碳价,因口碑惩罚而对农业碳交易表现出更高的期望碳价。

治安防控体系演化的组织机制——基于“打防并举”到“管理服务”变迁历程的研究

为了理解中国治安防控从"打防并举"到"打防管控一体化"再到"管理服务"的演化,本文构建了"组织权威分配-组织机制"的分析框架;结合对A省的案例研究,发现治安防控的信息不对称与资源依赖决定了组织实质权威的分散状态,而要进行自上而下的"综合治理"则需要组织正式权威的相对集中。围绕这个内生矛盾的组织职能异化和组织重构成为理解"综治"演化和困境的基本线索。通过防控体系的立体化、信息化建设改善实质权威分配,是应对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内生困境和诸多实践问题的重要突破口。超越现有以"治安问题-公共政策回应"和"国家防控-治理结构设计"为核心的解释思路,本研究有助于增进对治安防控体系演化逻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