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治理的制度化运作:管区制与乡镇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管区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组织设置,在乡镇与村级治理单元之间建构出实体性质的中间结构,具有低成本、非正式性和制度稳定性等特点,成为乡镇政权的延伸。管区设置虽然增加了乡镇内部的“委托—代理”层级,但通过行政体制上的形式化设置和实践中的非正式运作,具有了超越科层体制约束的优势,借助激励动员和组织重构实现了有效治理。管区借助乡镇内部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在不变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机制创新,实现了非正式治理的制度化运作,匹配了当前乡村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的需求,成为当前强国家治理背景下探索乡镇治理现代化的一条可行路径。

“村改居”社区的“非正式治理”——以重庆D社区的治理经验为例

“村改居”社区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过渡性产物,呈现城乡双重特性。它既具备传统农村熟人治理特色,又带有现代城市社区管理需求。本文通过考察重庆D社区治理实践中“三事分流”的工作过程,发现其主要通过信任建设与个人威信、关系资源与大事化小、老人权威与人情关怀以及双管齐下与大事处理四重“非正式治理”路径,将各种社区事务作内部化处理,形成一种“非正式权力运转秩序”。这些治理路径能够有效融入并配合社区“半正式治理”和“正式治理”的组织架构运行,提高居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整合民间资源、提升自治效果,减轻基层政府的治理负担,扩大治理范围、增强治理能力,由此成为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有益探索。其成功的关键是社区党组织的有效引领。但这些“非正式治理”路径也面临诸多实施困境,亟待从“新乡贤”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发挥中寻求化解之道。

调解片区:新时代乡村纠纷半正式治理的实践及其逻辑

乡村纠纷调解关乎乡村有效治理,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乡村矛盾纠纷及其治理呈现复杂样态。伴随乡村纠纷类型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及异化风险,乡村纠纷治理机制的运作不良问题,即基层调解在人员、沟通、协同等方面的能力弱化日渐显露。乡村调解需要在行政区域内嵌入片区式半正式治理单元,以应对转型期乡村纠纷治理事实性与结构性困局。半正式治理单元通过对乡土性知识与法治性资源的糅合,创建了党领共治良善格局,从而回应了转型期乡村解纷难题,促进乡村有效治理。因此,未来要重视调解片区之于乡村纠纷治理的重要性,通过注重地方性资源的优势、加强党建引领、优化调解片区、提高主体素质、尊重乡土文化等,强化调解片区的平台效能,更好地推动乡村纠纷有效治理。

非正式治理者何以可为:政策动员中的非正式制度运作透视——以S省J社区拆迁动员环节为例

国家入场乡村,乡村融入国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在一些特殊治理情境中,规整的正式治理力量仍难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把控,正式权威与治理资源在乡村事务中存有一定程度的实践困境。研究以拆迁改造中的政策动员为例,发现不论是正式权力行政主导,亦或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都难以真正激发认同,而那些正式权力体系之外的非正式治理主体却能够凭借其身份优势与更具包容性、互动性的非正式制度得到农民认同,促成政策变现。在乡村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正式治理力量在特殊治理情境中仍可能陷入暂时性“失能”的境遇,良好的乡村秩序仍离不开乡村内部力量来满足乡村治理的部分需要,并在正式治理力量“失能”状态下发挥治理作用。

居住性历史街区共同缔造和微改造的实践“外延”探索——基于广州西关非正式治理的案例比较分析

文章主要讨论了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和非正式治理力量在历史街区保护和复兴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对案例的实施模式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并通过比较研究,从原住民、社区规划者(建筑师)和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和视角,研究总结不同的实施模式,梳理微观改造实施机制中非正式治理的作用。

半正式治理的现代转型——以宁海“老娘舅人民调解中心”为例

在社会转型期,半正式治理仍能发挥积极作用,并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而实现了现代转型。宁海“老娘舅人民调解中心”的案例提供了一个分析范本。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地方社会矛盾凸显,地方政府通过吸纳“老娘舅”,既回应了国家治理法治化建设要求,又有效解决了地方社会转型的内生需求。半正式治理发挥作用,主要是双向动员和重置社会机制的结果。老娘舅案例既昭示着启用地方资源的本土化转型路径,也呈现了国家和社会相互融合的积极面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半正式治理现代转型方案。

半正式治理:乡村危机应对中的简约治理及其实践逻辑

简约主义是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逻辑,并且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引发了关于“重建简约治理”的讨论。既有研究大多基于常态情境考察简约治理传统及其当代价值,鲜有研究将视野切换至危机情境。通过考察安徽省L市H镇疫情防控中乡镇政府动员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非正式规则”和以村民理事会为代表的“非正式组织”的实践过程,发现乡村社会内生性治理机制及其实践在危机情境下往往呈现为一种简约主义的“半正式治理”过程,并且在乡村危机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正式力量”和以村民自组织为代表的“非正式力量”均参与其中,共同提升了乡村社会应对危机的内生能力。这一发现对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危机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互补”还是“替代”?——关系治理、正式治理与项目绩效

关系治理是广为我国各行业应用并得到认可的重要治理手段,目前在关系治理和正式治理对项目绩效作用的研究中形成了"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两类争论性的观点,为揭示两类关系在项目治理中的作用发挥过程及其互动机理,选择能够反映关系治理本质、并对关系治理具有独特依赖性的定制软件项目数据作为分析对象,实证结果表明:正式治理在关系治理和项目绩效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关系治理对正式治理的正向影响受信任的反向调节;信任同时调节两类关系的作用发挥,即信任程度越高,关系治理通过正式治理对项目绩效的间接影响就越弱,体现"替代关系",信任程度越低,正式治理的中介作用就越强,呈现"互补关系"。该结论有效地诠释了两类关系并非矛盾的作用发挥的内在规律,为关系治理理论研究提供补充。

半正式治理及其后果——基于纠纷调解及拆迁公司参与的半正式行政分析

黄宗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高度概括了中华帝国晚期以来的行政和治理实践的本质特征,即实行一种"简约治理",进而高度肯定这种半正式治理在乡村社会的有效性。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持续性治理危机的出现,并没有佐证这样的一种判断。相反,简约的半正式治理引发了乡村社会的一系列危机。通过对村庄内部纠纷调节及拆迁公司进村的半正式治理实践的深度分析,发现这种治理实践引发了村庄结构的混乱、村庄秩序的灰色化及村庄治理的内卷化等问题。半正式治理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半正式治理的结果也呈现出差异。因此,国家基层的常态性治理应该是基于国家介入和引导的正式治理。

行政包干制: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机制

基于科层体制和乡土社会的二元互动,乡镇政权存在着大量的非正式运作和策略性行为。行政包干制作为一种制度设置,通过社会性资源的制度化整合,实现个体性策略向制度化动员转变、应急式治理向常规性治理转变,行政包干制成为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在行政包干制中,通过目标责任人激励实现基层组织动员,基层党政体系为社会性动员提供组织程序和行动规则;通过责任包干防止基层治理矛盾扩大化,基层干部具有将矛盾遏制在萌芽状态的内生动力。乡镇非正式治理的常态化即乡村治理秩序的日常化,对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具有实质性意义。

从正式治理者到非正式治理者——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变迁

自明清至1949年,在乡村治理中宗族体现出"正式治理者"的角色特征。而自1949年至1978年间,宗族则演变为"非正式影响者"角色,即从正式变成了非正式,从体制内转到了体制外,从治理者变成了影响者。宗族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传统权力已丧失合法性,既不能直接作为治理者实施管理行为,也不能对精英选拔政策产生影响。它们所能发挥作用的,一是影响村民日常生活,二是通过对村社区权力分配的非正式争夺,通过对村干部工作的支持或配合与否,来影响上级对管理精英的选任、影响村干部的治理行为。影响宗族角色变迁最重要、最直接的决定性因素,即国家宏观环境与体制的变化。

关系型治理向正式治理转型的最优化分析

Li(2003)和王永钦(2006、2009)在认识到关系型治理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从关系型治理向正式治理转型的必要性。从微观主体对合约形式的选择行为入手,可以建立了一个最优化模型来进一步研究从关系型治理向正式治理转型的条件和策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公域、私域与公私秩序:中国农村基层半正式治理实践的阐释性研究

本文以＂公域、私域与公私秩序＂的理论框架分析中国农村基层半正式治理实践的存在空间、实践机制及变迁轨迹。研究发现：在帝制时代,公域里的法制与私域里的礼治是异形同构的关系,都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折射;通过绅士的连接,正式的官僚制与非正式的乡土社会治理之间形成了一套精巧的秩序衔接机制,共同维系了帝国秩序的稳定。近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政府越来越强调政体建设的重要性,公域里的治理逻辑发生了重大变化,技术性治理日益兴起;私域里的秩序形成机制在现代性的入侵下正在碎片化中进行要素的重新组合,但尚未完成重构的过程。一快一慢的两个节奏,破坏了二者之间的协调性与自洽性,加重了半正式治理实践的荷载,对基层社会产生了诸多的意外后果。政府在加强国家制度能力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政权建设的社会基础;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的变革,也需要加大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力度,创造性地重构半正式治理的实践模式。

营销渠道中的非正式治理策略与投机行为匹配关系——基于多案例研究

本文对三组案例进行质性分析,将投机行为分为侵害、强制重新谈判、逃避和拒绝调整四个维度。研究发现,社会影响、私人关系、参与机制是有效治理侵害行为的主要方式,但仍以正式治理为主;协商可以有效缓解强制重新谈判带来的影响;协商和参与的交互作用能够抑制逃避和拒绝调整行为。研究结论明确了非正式治理策略与渠道投机行为之间的匹配关系,对渠道成员合理选择非正式治理策略进行渠道管理以及规范投机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线上交易中出现的投机行为治理也具有借鉴价值。

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与正式治理——相互控制的视角

学术界已广泛认识到关系治理在家族企业公司治理中不可忽视的地位,普遍的观点是关系治理仅适用于家族企业发展的早期,随着家族企业的成长,将逐渐为正式的契约治理所取代。一些新的研究认为关系治理和正式治理是不同的治理维度,可以在家族企业中共存,并发现二者可能呈现出双强的格局。本文尝试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家族企业的代理合约区分为两类,分析其治理不同的需求及家族企业的反应,提出家族企业内两种治理方式双强的一种解释:家族企业与两类代理人同时缔约,利用两类代理人相互控制,以便同时降低两类代理成本。

半竞争性选举、权力继替与基层非正式治理——以江西W村第九届村委会选举为个案

以江西省C县W村第九届村委会选举为个案分析,研究表明:选民经过多年的民主训练和实践,中国农村的村委会选举已经开始出现了半竞争性之特性,并影响村庄权力的继替方式,继而导致基层非正式治理的出现。虽然非正式治理能够适应当前中国复杂多变的基层社会,并取得了一定的绩效,但从长远看,这种治理方式不可持续,也不利于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通过提升选举的质量来规范权力的继替方式,并促进基层的非正式治理向正式治理转变,才是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之路。

组织与合作:基层社区半正式治理体系下的居民自治构建

城市居民自治既不是社区行政化主导下的控制状态,也不是完全以社区组织和分散居民为主导,居民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基层组织半正式治理功能的发挥。通过社区居民选举的程序认可、财政补贴的身份确认以及积极分子多重身份的统一,社区居委会实现了对积极分子的组织赋权和吸纳,借助积极分子群体完成对社区居民在合作事务上的有效组织和动员。强组织介入、非正式权威的软约束以及小规模、多层次合作单元基础上的自治是半正式治理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社区自治的重点应该放在为社区匹配善于做群众工作、有能力组织居民实现有限合作的积极分子身上,实现组织化的自治,而不是追求社区组织形式上的自治化。

家族企业的一种非正式治理模式:社会资本治理

企业治理分为正式治理和非正式治理。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治理是一种非正式治理,它是对正式治理的一种替代和补充。家族企业采用这一治理模式源于其自身经营特点以及对现实经营环境的适应,对很多家族企业来说,采用社会资本治理模式是合适的和有效的。家族和泛家族信任、家族企业关系网络、家长式权威、家族价值文化、家族忠诚以及利他主义等这些具有家族企业特色的社会资本,构成了家族企业社会资本治理的基石,家族企业依靠这些社会资本实现企业的治理。为了实现企业社会资本的有效治理,家族企业一般会采用企业内部治理的家族化和泛家族化以及企业外部治理的关系网络化,从内外两个方面保证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半正式治理的作用重建——以上海市Q村为例

半正式治理是理解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视角。当前,学界对半正式治理的解释呈现出"资源内生论"与"国家构建论"两条脉络,后者以治理主体变化为基点,认为半正式治理已无法实现"简约治理"的效果。然而,我国当前乡村社会仍存在丰富的非正式治理资源,半正式治理对于缓解乡村治理问题、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构建"有效性—合法性"的分析路径发现,"资源内生论"代表"高有效性—高合法性"承载,"国家构建论"代表"低有效性—低合法性"承载,导致承载变化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国家构建中的过密治理、压力治理与规范治理。以主体与资源为内容的治理有效性再造和以认同与参与为内容的治理合法性再造,在互动中重建了半正式治理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上海市Q村的实践为该分析路径提供了现实的例证,不过,半正式治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边界与时空发展差异的挑战。

“非正式治理者”:村治权力网络中的宗族

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正在以"非正式治理者"的角色发挥着作用。宗族不仅通过本身的组织,也通过村庄权力网络中的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村庄的治理。作为传统资源,宗族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能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将有助于我国乡村社会民主政治的成长与发展。